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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说起儒家，很多人都有忠君、封建、迂腐等负面印象，但是这些刻板印象，跟《论语》所记载相去甚远。在孔子的思想中，什么是忠？什么是孝？原本平易近人的儒家思想，为什么在朝代更迭后，变得面目全非呢？ 在春秋战国时代，孔孟所特别强调的是“君臣的相对性”。 孔子对鲁定公有这样的话“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然后没有讲出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国君对臣不以礼，那么臣就没有义务对国君尽忠了，它是“相对的”。 孟子讲得更鲜明、更磅礴有力了，“君视臣如土芥，臣视君如寇仇”。在古代的中国，“忠”原来是相对的，君臣是相对的。 我们看到黄宗羲在明朝末年写的《明夷待访录》里就提到，因为天下是这么样的庞大，就好像一个巨大的木头、巨大的木材，需要国君在前面，臣下在后面，共同的推，才能拉动。 因此国君跟臣下，其实是共同致力于同样一个志业的“战友”，而不是“上下”的“主仆关系”。 我们看到历史上，在汉朝的时候，皇帝跟三公，其实位阶是差不了多远的。唐朝的时候，宰相见皇帝，皇帝还要赐茶、赐座；到了宋朝以后，皇权高涨，宰相的地位才下去。  君权与相权的矛盾，贯穿整个封建君主专治社会（资料图 图源网络） 朱元璋更是粗暴，发明了“廷杖”。在宫廷里面，对他不高兴的大臣，当场按下来打大臣的屁股，打死很多人。因此行刑的小吏，就成为了重要的职务。 据清朝的历史学家赵翼、赵瓯北的《廿二史札记》记载，朱元璋晚年喜怒无常，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爆发。 大臣个个非常惶恐，所以每年三节的时候，这些大臣都要送重礼给那个负责廷杖的小吏。万一哪一天皇帝说，要去按下来廷杖，小吏可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下。 讲到“忠”这个字，我们知道在《论语》里面，曾子这样讲过：“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个“忠”，是“尽己之谓忠”，是朋友相与之际，我要帮忙我的朋友，我尽我最大的力量，这个叫做“忠”，跟后来大一统帝国后，皇帝所扭曲的，那个忠于“一家”、“一姓”，乃至“一个人”是不一样的东西。 到了汉朝以后，因为大一统帝国出现了，“忠”的古意，原来是说竭诚尽己与朋友互动，君臣之间、父子之间都可以“交互”来实行忠，并不只局限于下位的人，服侍上位的人叫做忠。  汉代是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君主权力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资料图 图源网络） 后来有一部《忠经》的出现，根据学者的研究，《忠经》成书的年代大约是在北宋，《忠经》里面就区分各种不同的忠。天子的忠应该怎么样，大臣的忠应该怎么样，百姓的忠、首宰的忠、人民的忠，应该怎么样…… 北宋成书的《忠经》，重点在于区分各种不同职位的人应该尽职的忠，但是整体来讲，它偏重于论“君臣”的忠，而最后是归宿为“尊君”。由此也可见，儒家很多核心价值理念，都受到帝国权力几千年来的扭曲。 “忠”被扭曲，乃至“孝”。 我们知道汉朝的皇帝，其实它的庙号上面，都加一个“孝”字。汉武帝其实他正式的名称是“孝”武帝。“孝”武帝、“孝”文帝、“孝”什么帝，等于是“孝”这个美德，被帝王所掌控。 儒家知识分子在帝国的权力结构里面，因为他们所读的经典，具有强烈的经世取向，而且在实施科举考试制度的中华帝国，这些儒者同时多半是身兼帝国的官员，是帝国权力的执行者，用孟子的话来讲，既“心援天下，更手援天下”。 因此儒家的知识系统，与帝国的权力系统之间，既不可分割，而又互相紧张；如何达到两者的平衡关系，以减少两者的冲突，就是历代儒者努力以赴的学术志业。 我们21世纪的知识分子，与过去两千年来儒家知识分子所面对的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  知识分子不仅要独善其身，更要胸怀天下（资料图 图源网络） 首先就是人与人的“结合原理”改变了，从过去的“从属关系”，也就是“上下”的这个关系，移向了一种“并立”的原则。 举例来讲，在任何一个机构，或者一个小的单位，或者团队，比如说，这个摄影的团队，这些团队成员的结合，是建立在专业的“差异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专业的“同构型”之上。 比如说，有一个制作人，然后有灯光师，有音响师等等，是以“差异性”而结合。因差异性而结合、人与人结合的原理，是建立在“并立原则”上面，不是建立在“从属原则”上面。 第二，我们所面对的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性质也改变了；从过去那种“垂直问题”，移向了“水平问题”。 比如说，以前就是地主跟佃农的关系，皇帝与臣下与平民的关系，这是“垂直”的问题；可是今天由于生产方式的改变，从以前的垂直分工，移向了水平分工。 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所携带的手机，它一个部分可能是在中国大陆生产主体，组装在中国大陆，可是它的软件设计，可能在加州，它的一个部分的生产，可能在印度运来、组合而成，那么这是一个水平的问题。  手机的生产和组装体现了全球化的水平分工（资料图 图源网络） 然后再看21世纪广大的国际秩序的巨变，从二战以后的“单极支配”的国际秩序，移向了“多极并存共荣”的国际新秩序。因此21世纪的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道，也许是在于以下这两点： 第一点“告别权力中心”。从以前两千年来，儒家所向往的“得君行道”，要移向“化民成俗”，从以前的“由上而下”移向“由下而上”。 第二点，在这个告别权力中心以后，巨大的翻转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必须致力于东亚文化“核心价值”的再脉络化。 比如说“仁”，这个儒家最高的价值，虽然已经经历两千年，但是在我们这个21世纪，文明对话的新时代里面，它仍旧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弘扬儒家“仁学”所潜藏的、讲究主体与主体之间互动的“主体间性”的新意义，这样才是我们21世纪，弘扬儒学的安身立命之道。  黄俊杰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主讲人简介： 黄俊杰，现任台湾大学特聘讲座教授、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学术咨询委员、台湾通识教育学会名誉理事长，曾任台大讲座教授兼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院长。 研究领域为东亚思想史，近年着有《东亚儒家仁学史论》、《大学之理念》、《东亚儒家人文精神》、East Asian Confucianisms：Texts in Contexts等书，多种著作被译为英、日、韩、越、德、法、西、斯洛维尼雅文出版。 本文及视频为大爱电《一种说法》提供，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敬请关注腾讯儒学微信公众号“ruxue_qq”，收看更多精彩文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