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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云鹏:天下归仁与科学时代的文化信仰

http://www.newdu.com 2019-02-13 腾讯儒学 隋云鹏 参加讨论

    文/隋云鹏
    人的本质是一切哲学的对象。孔子深谙人性,允执当时社会关系的总和,把仁确立为人的本质、人生意义和社会理想,“子曰:‘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第二十章》),从而打通了形形色色社会形式的限制和社会内部形形色色的限制,确立了仁的独立性、世俗性、普遍性、普世性。
    
    孔子(资料图 图源网络)
    孔子认为仁的主要实现途径是爱人,涵盖了恕、四目、五德等,其要义是克己,“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论语·颜渊》),而礼的要义是“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礼记·曲礼上》)因此,仁是主体的实践活动。
    儒学确立的仁的哲学命题,“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第二十七章》》),为千百年来的芸芸众生在滚滚红尘中遮风避雨。对仁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立科学时代的文化信仰,实现天下归仁,是世界文化发展和文化全球化的内在逻辑与必然要求。
    “仁”字出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说文解字·卷八·人部》》曰:“(仁)親也。从人从二。”因此,仁字字形本义是二人,实际上指代了整个人类社会,指明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而确立了个体生命的人生意义在人类社会本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仁,从人从二:从人,表示一个站立的人(资料图 图源网络)
    当然,这个人类社会首先是家庭,因为一个人出生后,他(她)面临的第一个社会关系是他(她)的家庭。因此,孝悌自然成为仁的核心方法论之一,“其为人也孝第,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篇》) 。
    孔子深入把握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把仁作为儒家学说的最高范畴,彰显了斯文在兹的文化考量、文化视野和文化担当
    在仁的规定及实现途径上,儒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做出了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历史回答:《中庸》提出人性的哲学命题,人性是仁的本质特征,仁的实现途经是至诚尽性;孟子提出心的哲学命题,心是仁的哲学起点和实现途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而“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孟子·告子上》)。
    朱熹提出理的哲学命题,理是仁的内在规律,仁的实现途径是“存天理,灭人欲”,“仁者,人之所以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于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谓道者也。”(《孟子集注》卷十四);王阳明提出良知的哲学命题,良知是仁的集中体现,仁的实现途经是“致良知”。
    值得注意的是,韩愈在《原道》中提出了“博爱”的哲学命题,仁的实现途径是“爱而公”。然而,这次理论飞跃并没有成为以后儒学发展的主流。直至欧洲启蒙运动时期,博爱在西方社会里得到发扬光大,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与核心价值观。
    这两种不同的选择充分体现了中西方关于博爱方法论的差异,同时也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国传统社会强调博爱的差等性,博爱首先是自爱,即克己、慎独,然后由己及它、由亲及庶、由近及远但无边界,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直至宇宙万物;而西方社会则强调博爱的无差别性和平等性。
    仁的体系正如它一直走来的那样,是一个开放包容、与时俱进的体系。仁作为人的本质、社会关系的总和,也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发展而发展。仁的体系必须适应千年未有之变局,承担起新的文化使命,发展成为殊途而同归、一致而百虑的世界体系,建立起科学时代的文化信仰。
    启蒙运动时期,中西方文化的交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广度和深度。仁的规定及实现途径自然具备了世界视野。启蒙运动在人类文化史上的主要理论突破,是从天命之谓性发展到了天赋人权,提出了人权的哲学命题。
    天命之谓性是农业文明的产物,是指人生来具有上天赋予每一个人的人性;天赋人权是工业文明的产物,是指人生来具有上天赋予每一个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两者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在表现形式上是不同的,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发展体系和道路,当然,它们都是各自生存道路发展的必然逻辑,都是各自生产力相对自然界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都是人在天、上帝面前成熟的标志,都是天人合一的重大发展。
    
    天命之谓性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资料图 图源网络)
    天命之谓性是天赋人权的内在原点和发展基石,天赋人权是天命之谓性的外在展开和螺旋式上升。由于启蒙运动已经是中西方文化交汇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基于相同的人文关怀和文化信仰,人权自然成为仁在宋明理学之后的新发展,仁的实现途径是人权、自由、平等、民主、博爱。到了法国大革命时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先后在1793年法国《宪法》所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95年法国宪法所附《人和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宣言》中出现,充分体现了近代欧洲对仁的推崇和宪法保障。天命之谓性与天赋人权的共同历史局限性,在于造物主的残余。
    然而,工业革命的狂飙以“恶”的表现形式,彻底席卷了1000年来整个人类社会的人生意义、思想道德、意识形态、文化信仰:“上帝死了”。科学和工业已经将人类社会推进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时代,天堂与地狱不在它处,都在人类社会此岸;个体生命来到世间也不再具有任何神秘主义的色彩。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由于人类社会对仁的哲学命题的确立,个体生命一旦出生,他(她)即处在仁的规定和体系中。当然,这个体系永远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
    作者:隋云鹏,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本文系《天下归仁与科学时代的文化信仰》节选,刊发于2018年10月《人文天下》,2018年第19期(10月刊)总第129期,第9页-14页。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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