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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心中国考古学发展的朋友都知道，近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陆续走出国门，足迹遍及各大洲。有些人也心生疑惑：我们为什么要出国考古呢？ 探索过去与探索未来，始终都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途径。中华民族是历史感很强的民族，我们注重历史的书写，也注重历史教训的总结。研究考古，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回溯历史。相较之下，像印度等国由于缺乏历史书写，被称为“没有历史的国家”；美国等国则历史较短，故其考古学投靠了人类学或美术史的阵营。 而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光靠自己的材料还不够，还需要与其他古代文明的材料进行比较。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试着解答以下问题：哪些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规律？什么又是中国文明的独特之处呢？ 最近过世的李学勤先生在生前曾坦陈自己“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那就是将中国古代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进行比较研究。（参见《“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书城》2008年1月号；《清华简的整理研究与学术价值——访李学勤先生》，《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4期）这项工作，此前有个别学者零星的研究，深度与广度还很不充分，李先生强调语言能力与多学科的知识是重要的限制。李先生本人也做了一些探索，其《比较考古学随笔》（香港中华书局1991年初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增订版）一书便集中呈现了他关于“比较考古学”的设想，该书的理论与实践至今仍极富生命力。李先生后来主持翻译“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之后，他又主持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预研究”，其中一项子课题便是“中外古代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后来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愈加注重中外古代文明的比较研究、近年来境外考古得到蓬勃发展，与李学勤等先生的倡导是分不开的。如李先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便多次倡议西北大学的考古学研究应以丝绸之路考古为重心，近年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中心在中亚诸国全面开展丝绸之路考古，先生的一些设想正成为现实。 李先生强调比较研究是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重要研究方法，他在《李学勤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的自序中指出比较研究“是指以我国与世界各个古代文明对比参照，把中国古代文明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背景中去考察”。将中国古代文明与其他古代文明进行比较研究，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认识中国古代文明本身。同时，有了中国古代文明这一重要的个案作为支撑，我们对世界文明史也会有更全面的理解。李先生在“外国考古文化名著译丛”的总序中指出：“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历史古远的文明国家之一，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探讨，自然是世人都会关心的。不过，中国的古代历史文化又是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如果不是把中国历史文化放到人类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对中国的历史文化也很难得到深入透彻的理解。因此，在掌握中国考古学成果之外，有必要去认识外国的、世界的考古学。”类似的看法，他在《失落的文明》译本（华夏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总序中也有强调。 与其他古代文明进行比较，光靠二手材料是不够的。近十多年来，中国考古工作者不断走出国门，有了近距离触摸其他古代文明、掌握更多原始材料的机会。 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海外开展工作是21世纪以来的事，主要的考古工作有： （一）中国以北地区 1.俄罗斯。2001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哈巴罗夫斯克边区地志博物馆合作发掘了亥赫清尔区域奥西诺瓦亚列西夫卡遗址，该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2004年，吉林大学与西伯利亚科学分院考古与民族研究所合作发掘了阿穆尔州伊凡诺夫卡区的特罗伊茨基遗址，发现有唐代靺鞨墓地。2015年至2016年，南京大学与阿尔泰国立大学对南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中期冶铜遗址开展了发掘。2016年，黑龙江大学与阿穆尔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合作发掘了布拉格维申斯克市的乌斯季·伊万诺夫卡河口遗址，同样发现了靺鞨墓地。 2.蒙古国。2005年开始，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蒙古国国家博物馆、蒙古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考古机构合作开展了蒙古国境内古代游牧民族文化遗存考古调查与发掘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新认识。 （二）东南亚 1.越南。2006年开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合作对越南北部永福省义力遗址开展发掘，该遗址与四川三星堆文化处于同一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商代），且二者存在互动关系。2016年，中山大学与越南河内国家大学联合考古队在北宁省陇溪村汉唐城址开展调查与试掘。 2.柬埔寨。1996年以来，中国方面长期支持柬埔寨吴哥古迹的保护修复与考古研究。2011年至2014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柬埔寨考古机构合作对吴哥古迹中的茶胶寺开展发掘，为保护修复茶胶寺提供了重要依据。2016年至2018年，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又在吴哥王宫遗址、柏威夏寺开展了考古调查，在崩密列寺开展了考古调查与发掘。 3.老挝。2014年以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沙湾拿吉省开展了一系列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4.缅甸。为保护和修复受2016年强震影响的蒲甘佛塔群，2017年以来，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当地开展了考古调勘工作。 （三）南亚 1.印度。2014年至2016年，故宫博物院与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联合调查、发掘了印度西南沿海的奎隆港和帕特南遗址，作为重要的贸易中转站，当地出土了晚唐至清代的中国瓷器，以及来自荷兰、日本的瓷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印度境内最大的哈拉帕文化遗址——拉齐噶里遗址的考古工作也已开始启动。研究与中国“龙山时代”（距今约4300—3900年）同时期的哈拉帕文化，将是我们重新审视中国文明发生与早期发展进程的重要契机。 2.巴基斯坦。2018年开始，南京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伊斯兰堡近郊的巴哈塔尔遗址开展发掘，发现了包括哈拉帕文化在内的文化遗存。 3.孟加拉国。2014年，湖南省考古研究所与孟加拉国考古机构在毗诃罗普尔佛寺遗址开展发掘，发现了大量10—13世纪的佛教遗存。 4.斯里兰卡。2018年，上海博物馆与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联合对斯里兰卡北方重要港口城市贾夫纳进行了全面调查与重点发掘，发现了较多北宋瓷器。2018年开始，四川大学对曼泰遗址开展发掘工作，发现有各时期的中国瓷器。 （四）中亚 1.乌兹别克斯坦。2012年至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对费尔干纳盆地的明铁佩古城遗址（时代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6世纪）开展发掘。2015年至2016年，西北大学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撒马尔罕西南的萨扎干遗址开展了发掘，发现了康居贵族的墓地；2017年至2018年，中乌联合考古队又在拜松市西南的拉巴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可能与古代的大月氏有关。 2.塔吉克斯坦。2018年开始，为进一步寻找大月氏遗存，西北大学、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塔吉克斯坦历史、考古、民族研究所考古部组成联合考古队，在哈特隆州西南部的贝希肯特谷地开展了考古调查工作，这是该谷地历史上首次有外国考古队进入。 3.哈萨克斯坦。2017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伊塞克国家历史文化博物馆联合发掘了拉哈特遗址，发现了公元前5至前3世纪以及9至10世纪的遗物。 4.吉尔吉斯斯坦。2018年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所在重要的中世纪城市——红河古城（即古书中的“新城”）开展发掘工作。 （五）西亚 1.伊朗。2016年开始，南京大学与伊朗的考古机构在伊朗北呼罗珊省开展发掘。差不多同时，中山大学与锡斯坦——俾路支斯坦大学对锡斯坦盆地萨迪格丘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2018年开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伊朗内沙布尔大学对呼罗珊省内沙布尔平原中部开展调查与发掘工作。2017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与内沙布尔大学在伊朗的初步接触，笔者有幸见证其事。 2.沙特阿拉伯。2018年开始，中国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沙特国家考古中心对塞林港遗址开展了调查与发掘，首次在红海地区港口遗址考古中发现中国外销瓷器。 （六）非洲 1.肯尼亚。2010年开始，北京大学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合作对马林迪地区的拉穆群岛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可能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遗物。2017年，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考古队在东非大裂谷地区发现了一处旧石器地点。 2.埃及。2018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埃及文物部联合开展了对卢克索地区孟图神庙遗址的发掘。 （七）美洲 洪都拉斯。2015年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与历史局、哈佛大学合作，在玛雅文明的都邑——科潘遗址开展了发掘工作。 李学勤先生曾在《比较考古学随笔》一书中将比较考古学分为五个层次，分别是：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包括中国在内的环太平洋诸文化的比较研究；各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这是一个层层放大、环环相扣的框架。过去我们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中原地区各文化的比较研究和中原文化与边远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后面三个层次的研究也逐渐提到日程上来。中国文化与邻近地区文化的比较研究，相对起步更早。大家所关注的环太平洋文化圈，或者张光直先生所提出的“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现在我们有了科潘遗址作为重点解剖对象。同时，我们对与中国古代文明同时代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也开展了工作。这些新进展大多是最近几年内实现的，这在《比较考古学随笔》问世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 近年来境外考古迅速发展，开展工作的范围越来越大，步伐也越来越坚实，可以说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我们综合国力提升的反映。在21世纪初的零星工作，都是为配合实际研究工作而开展的探索。同时，出于大国使命与责任，我们很早便开始介入境外一些重要遗址的文物保护工作。趁着“一带一路”的东风，我们对草原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西南丝绸之路都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伊朗等地的相关发现是绿洲丝绸之路的见证，在印度、斯里兰卡、沙特阿拉伯、肯比亚等地的相关发现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线索。 中国文明是自主发生的，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也有兼容并蓄的胸怀。研究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可以进一步认识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同时与其他文明进行平行比较，可以对“中国道路”有更为深切的认识。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王巍先生所指出的：“不了解外国的历史和考古学资料，就难以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进行深入的研究。不仅如此，在我们研究中华文明特质的时候，由于不了解其他古代文明，没有开展相互比较的基础，也使我们认识自身特质时遇到严重困难。”（王巍：《中国考古学国际化的历程与展望》，《考古》2017年第9期） 出国考古，是展现中国考古学实力的重要契机。在这方面，我们并不是推进过快，而是起步相对较迟。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目前在埃及孟图神庙遗址开展工作，法国考古学家早就对该遗址做过部分发掘。而此前在埃及开展的200多项国际考古合作项目，没有一项有中国考古工作者参与。王巍先生感慨道：“我们来晚了，但终究来了。”美国、德国、法国、英国、日本等国早已将考古探方开设到世界各地，掌握了相关研究领域的话语权，我们过去实际上是一直缺席了。境外考古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现，也是文化软实力的体现。与早期西方考古学家的探险、掠夺行为不同，我们的境外考古，完全是建立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认识世界，也让世界认识我们。 正如李学勤先生所强调的，进行古代文明之间的比较研究难度极大，对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要求极高。我们在这方面还缺乏足够的积累，这也是境外考古的瓶颈所在。有鉴于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开展玛雅、古埃及、古印度的考古工作之前，开展了持续的培训工作。最近伊朗德黑兰大学考古系的法兹里（HassanFazeliNashl）教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授课，也让中国学子有了进一步了解伊朗古代文明成就的机会。 李学勤先生“这辈子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正有待我们共同努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