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安背茶工雕塑。  雅安新桥：茶马古道源头的标志点。 (孙明经摄于1939年) 在城市的家族中，有这样一种类型：这些城市在并不遥远的过去，曾经因为得地利之便辉煌一时，从而有着深厚的历史遗产；等到今天地利的优势不再，它便慢慢地化蛹为蝶，以另一种闲散的表情展露芳容。雅安，正是这样一座城市。 青衣江和陇西河二水交汇，冲积出了由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的这方小小河谷，雅安便扼守其间。南下凉山、西控康藏、北上成都，有利的地理位置构筑了这个城市悠久的历史。也许因为在民国年间曾经作过西康的省会，雅安比四川的其他地级城市更显露出一种大气，就像一个见过世面的望族女子，虽繁华事散，但气质还在，骨子里的那份端庄与雍容还在。 如果我们要选择一两个词语来概括雅安，我认为它们是：茶马古道、后花园。茶马古道，代表了雅安的历史；后花园，则是对今日雅安最形象的概括。 壹 背夫脚印 穿越4000公里到印度 川藏茶马古道，起点就在雅安。 雅安西康大桥出口外，有一组古朴的群雕铜像：背着茶包的背夫，扛着茶包的马队，有个男孩也跟在妈妈后面负重前行，他目光坚定，憧憬远方，沿着崎岖山路跋涉着自己的成长……这组“茶马古道雕塑群”，就是为了纪念兴盛了千年的古道，是为了纪念在这条路上跋涉运茶的背夫，更是为了纪念那些为汉藏民族的团结和兴旺做出了贡献的人们。 雅安也称雨城，由于常年气候湿润、雨水充沛，特别适宜茶树的生长，从西汉开始，便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著名的茶叶产区。雅安茶在不同历史时期又称黑茶、乌茶、边茶、边销茶、四川南边茶、四川南路边茶、大茶、雅茶等。正是有了雅安源源不断的边茶供给，一千多年来，边茶就像一条坚实的纽带，把汉藏人民紧紧连在一起。 史料记载，清代每年输入西藏的茶70%以上来自四川，其中主要为雅州（雅安）所产边茶。这条路，也是横断山脉里最艰苦的茶马古道，主要由人力运输跋涉。于是在那个时期，产生了一种特别的工作岗位——背夫。 从雅安到康定（打箭炉）的茶叶，由背夫一步一个脚印背运到达。多的足足要背两三百斤。妇女、小孩也加入了背茶的行列，甚至还有哺乳期的妇女也带着婴儿一同上路。 这些男人、女人甚至孩子，以接力棒的形式从雅安出发，向西经打箭炉、昌都至拉萨，前赴后继，环环相扣，再由拉萨向西通到异国的不丹、尼泊尔、印度，全长近4000公里。 人在经历风吹日晒后，皮肤会变得格外黝黑，更别说清幽水灵的茶叶了，它们在青藏高原的巨大温差中默默酵变，退去绿衣换上黑装，以至于到达圣城拉萨时，竟然变异为一类新的茶种。 从雅安到打箭炉的古道有两条，人们将它称为“大路”和“小路”。 大路从雅安出发，向西南经飞龙关到荥经新添镇，过六合、花滩、箐口、黄泥翻越大相岭到清溪，向西经宜东、三交翻越飞越岭进入泸定，复经磨西到打箭炉。这条路，与古代南方丝绸之路交集重叠，也是朝廷向藏区输入军饷物资的官道，沿途驿站客栈较多，商旅行人、马帮过往频繁。 小路非“小”，也从雅安出发，向西经宋村渡，过青衣江逆流而上，经飞仙关到天全始阳、两路口、长河坝，翻越马鞍山，在泸定与大路会合进入康定。这一路夹岸高山，遮天蔽日，道路险峻，气候恶劣，野兽出没，沿途少有客栈。背夫常常风餐露宿，异常艰辛。 如今，茶马古道的内涵在慢慢变化，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茶马互市商路。现在的茶马古道，已成为西南地区古道系统的代称，涉及的地域范围也越来越广阔。 贰 1939年，从6月初到12月底，历时160余天，28岁的年轻学者孙明经，带着数十位学界名流开列的课题，从雅安出发，肩扛电影摄影机，手握照相机，翻雪山，涉激流，行程上万余里，几经生死，完成了一次用影像和照片考察的“茶马贾道”（茶马古道）科学考察课题。 这是一次向藏汉等多民族文化交流、向伟大远征古道的致敬之作。 1939年孙明经所记录的历史画面中，西康人背上的货物有大米、木炭、矿石，但背得最多的还是茶叶。在汉人的想象中，茶叶对日常生活的意义远不如米和煤重要，为什么偏偏是茶叶，驱动了无数背夫经年累月的负重远行呢？ 在孙明经的视野中，茶无疑是藏民生活里极其重要的部分：对生活在寒冷高原上的藏民来说，“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高原缺少蔬菜水果，以肉食为主的藏民必须通过天天饮用大量碱性极高的酥油茶，来中和体内的酸碱度。这已成为一个传统习俗。 孙明经在考察中发现，边茶从雅安启运，人力背运至打箭炉要用三四十天时间；从打箭炉西运到格尔木集散地需一年半或两年，而到拉萨集散地则需两年半或三年。 为何要用如此长的时间？原因有四：一、用牦牛驮运是“边牧边运”，即一边放牧一边送输。二、打箭炉以西地处高原，有的地方九月就开始下雪封山，要到第二年初夏才能再次上路，一年中能用于运输的时间非常有限。三、因包装藏茶要耗用大量牦牛皮，必须宰杀大量牦牛，因此牦牛在运茶途中必须完成繁殖，经历“交配季节”和“产仔季节”。四、打箭炉以西的河流少桥，牦牛群须在枯水期渡河。 孙明经还向经营雅安边茶的茶商请教：“为何雅安至打箭炉这一路上，不用马匹运输而用人力背运？”得到的回答是：“在平路上一匹马可驮12条茶，从雅安到打箭炉路很不好走，一匹马最多驮2条茶，比不过人。这条路上，一个男背子最少可以背12条茶，多的可以背19条到20条，女背子少的可以背7条，多的可以背10条，一般背8条。用马驮茶还要马夫照看马匹呢。”一条边茶重16斤，20条边茶重320斤。古道上马儿不胜其重，背夫们却可为之。雅安边茶背运到打箭炉后，易名“藏茶”。 雅安以西，有五大横断山脉和六大激流。雅安至打箭炉间的道路，“翻高山越激流，再翻高山再越激流”。孙明经在考察团中参加的是地理组。考察途中遇到了兵匪，很多人打退堂鼓折返了，但他义无反顾地坚持考察，拍摄记录了大量珍贵图片和文献资料。 茶叶经营 曾上升为国家战略 雅安边茶，作为文成公主随嫁礼品传入西藏后，很快成为藏族人民日常生活的必备饮品。为了传递茶叶，自唐代以来，从四川到西藏拉萨，便有了这条历史上形成最早、里程最长、路途最险的茶马古道。1995年版《雅安县志》载：宋熙宁七年（1074），皇帝下诏，在雅安多地设茶马司。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诏令“其雅州名山茶，今专用博马”。 壹 清茶马交易 从雅安改到打箭炉 《明史·茶法》载：太祖朱元璋“诏天全六番司民，免其徭役，专令蒸乌茶易马。”乌茶即藏茶、边茶，天全即今雅安天全县。《西藏政教鉴附录》：“茶叶自文成公主入藏地”，即雅安所产龙团、凤饼茶，贡奉朝廷后作和蕃礼品带进藏区。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皇帝批准在打箭炉开市“蕃人市茶贸易”，大行茶马交易，雅安边茶从此改到打箭炉交易。 清代中叶，雅安的茶号已经发展到80余家，有些茶号还具相当规模。职员中有明确的等级界限，有严格的升迁制度和工资制度，各种管理措施严密。那些年代，商人为了牟取厚利，千方百计控制货源，抬高售价。于是，本来不算贵重的边茶，到了藏区便身价百倍，不少劳苦大众无力购买，有的人只能拾取富人熬茶后丢弃的梗渣，即所谓“吃三道茶”。 雅安作为茶马贸易的中心，又是扼川藏、川滇的咽喉之地，“茶马互市”的政策法令，大多以雅安首发。 《明史·食货志》载：“明初，雅州碉门茶马司规定，西藏的上等马给茶40斤，中等马给茶30斤，下等马给茶20斤……”到了战马稀缺年份，天全县碉门茶马司又改规定：“上等马给茶120斤，中等马给茶70斤，下等马给茶50斤。”1935年，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强调：“边茶为汉藏贸易的中心，亦为汉藏经济联系之纽带。历代中朝政府均以此招致边民，促其内向。”又称“乃至近年，茶于康藏更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因康藏两地，无论政治，军事均不能有直接联系……故茶非但为局部普通商品，且与国家社会有整个联系。”把茶叶经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来看待。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雅安到康定的公路建成通车，延续了数百年的大路、小路及背夫们渐渐退出历史舞台，被现代交通所代替。 贰 因边茶而富 刘文辉的敛财之道 今天的名山新店镇，有一座宋代修建的茶马司遗址。这也是全国唯一留下的茶马司遗址。这座修建于宋熙宁七年（1074）的四合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管茶马贸易的行政机构，其职责在于“掌榷茶之利，以佐邦用；凡市马于四夷，率以茶易之”。 1995年版《名山县志》载，茶马司建立3年之后，曾经任用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在元丰初年颁布了一道著名诏书，“专以雅州名山茶易马，不得他用”，并“立为永法”。 从此，以雅安为制造中心的南路边茶，在雪域高原声名远播，在川藏茶马交易的鼎盛时期，曾经“岁运名山茶二万驮”，而名山茶马司接待的通商队伍人数一天竟多达2000余人，盛况可见一斑。 雅安边茶的繁荣，造就了百年不衰的商业神话。 一代代商人因经营南路边茶而致富，有的甚至成了巨富。当年刘文辉执政西康之后，面对捉襟见肘的地方财政，这位精明的四川政客首先想到的就是边茶，他控制了西康最大的康藏茶叶公司，并以边防开支浩大为名，拒不向国民党财政部上缴茶税，而公司第一年的产量就达到40万包茶，约合140万银元。 专业生产边茶的作坊又称“茶号”。从明代二三十家，到清代发展到七八十家，成为雅安历史上最具代表性的一项民族工商业。其中像义兴隆、天增公、孚和、永昌、姜家等几家大茶号都是经营了数百年的老店。这种格局，一直延续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 今天，雅安雨城区生产的雅安藏茶，更是占到了藏区茶叶总销量的80%以上。南路边茶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千百年来，人文自成一家。汉家的茶，藏区的马，在南来北往的交流中渐渐融合成了茶马古道。驼铃声西行远去，生命在不断往复中茁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