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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四启蒙思潮的“瑕疵” 首先是“生物进化论”的历史观问题。自从严复将赫胥黎的《天演论》译介到中国后，进化论便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而五四新文化人的历史观基本就是以此为理论基础。胡适就曾在《四十自述》中说，他名字中的“适”字便是取“适者生存”之义。在当时巨大的变局之中，一批先知先觉的爱国知识分子苦苦地追寻着富国强民之道，恰逢其时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优胜劣汰”等观念的传播契合了他们渴求革新的愿望，不但可以消除时人普遍的悲观情绪，而且可以支撑起国家能够迅速强盛的希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五四启蒙运动中，这种进化论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被庸俗化了，对国家独立、民族强盛的热切渴望使启蒙者们将这种历史观化约为历史的单向突进，从而获得一种虚幻的乐观与廉价的粉饰。”（5）由于其对优胜劣败的片面强调以及一元化的思维，使它在强调自强更新摆脱奴役和压迫的同时也潜伏着另一种危险，那就是造成新的奴役和不平等。回顾二十世纪所发生的独裁统治以及法西斯战争，我们会清晰地发现这种斗争论历史观难辞其咎。 其次是启蒙的个体与群体问题。众所周知，西方启蒙运动是鼓励个性解放，主张人人自由平等的，故而启蒙思想传入以后，中国思想界热烈地提倡个性解放和个性发展，自觉地追求个体价值的实现。但是，由于传统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思想的深沉积淀，使五四启蒙者们又无法轻易放弃自己的社会责任意识，于是，他们在努力寻求自我解放的同时艰难地探索着由个体向群体融汇的蜕变。最终他们不得不陷入一种矛盾之中，那就是个体性实现与国家强大之间的冲突。这一矛盾使他们陷入了尴尬的境地：如果放弃个体性诉求，那么将会给自己带来丧失自我的痛苦，但若远离民族救亡来追求心灵表达，则又有被现实湮没、被后世遗弃的危险。最后由于日本对中国的步步侵逼，使得当时集体救亡启蒙思想的兴盛，同时个体启蒙思想发展的脚步放缓，故个体解放和民主自由思想不够深入和彻底。这样的结果使得封建主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没有得到彻底清除，在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中，提出了“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的口号，进而引发的“文化大革命”与此不无关系。 四、结语 综上所述，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不属于单一的文化范畴，它既涉及经济结构的变化，又包含社会状况和文化观念的变迁，而这些结构、状况和观念的更新又只能通过“救亡”，通过解决根本的国体和政体问题来实现。由于当时国权与人权的矛盾是当时进步的思想界所面临着的巨大困惑，启蒙者在一时之间未能找出闭门之钥，这就需要他们对之前的思想启蒙和运动进行反思。直至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后，陈独秀终于认识到“倘不以全力解决政治问题，则必无教育、实业可言，终于昏弱消亡而已。”（6）而在事实上陈独秀并未放弃民主启蒙的内容，而是认为救亡迫在眉睫，但又需要启蒙来支持，同时再以救亡来推动民主启蒙的发展。从此，新文化运动进入了既要把救亡提到重要地位，又要让启蒙进行下去的新阶段。但救亡（反对帝官封）与启蒙（拥护民主与科学）导致了中国既要打倒帝国主义，又要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精神和政治制度这一互相矛盾的悖论;同时决定了中国以后启蒙与救亡的模式，那就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走社会主义道路，先解决国权问题。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既为救亡提供思想武器和队伍组织，又蕴含民主主义时代的民主与自由的启蒙思想。这样，五四知识分子进行了艰难的思想博弈，最终做出了抉择，即由前期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变为后期的社会主义民主思想，然而其遗留问题还有待解决。作者：梁世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