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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启蒙思潮的兴起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侵华致使中国传统的专制政治、封建小农经济和儒家文化相互建构而成的中国主体文明走向没落。尽管许多满清官员仍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的失败已沉痛的刺激着不愿沉睡到底的知识分子。面对这千年未有之变局，如何摆脱现实的困境，成为觉醒者思考和探索的关键所在。于是，一系列社会变革和思想文化的嬗变便呼之欲出。各位历史学者追本溯源，如郑大华先生将其定于“嘉道之际”，（1）更有“甚至追溯到明末中国思想的某些裂变”（2）。近代以来的“经世致用”思想，洋务派“师夷之长技以自强”的富国强兵战略，以及戊戌维新时期的“开民”、“新民”等学说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在表面上呈现着某种相似性，但显然还相去甚远。辛亥革命以后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了巨变，而文化发展仍然滞后，出现了政治体制与思想文化不符的历史现象，人还是旧时代的“民”，尚未完全摆脱窠臼，此时“改造国民性”就十分必要了。辛亥革命以后思想界可谓是“百家争鸣”，其中的一些革命派思想家和倾向于革命的思想家不断地接近西方启蒙主义，并且成为国内启蒙运动的先导。此次思想运动不同于以往的“小打小闹”，而是普世启蒙以期真正实现人的解放和挽救国家危亡。 百日维新的失败阻碍了中国政治效法英日君主立宪制的道路，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失掉了一次契机，不过革命已成必然趋势。在辛亥命革过程中，国内萌发的新思潮开始汲取西方民主国家的现代主流文化思想，开始了与世界文化接轨的伟大尝试，五四启蒙思潮应运而生。 二、从“双重变奏”到艰难的历史抉择 晚清的维新改良和辛亥革命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不少学者认为是由于参加的人数少，并且民众没有觉悟，即缺乏国民性教育。在这种情况下，陈独秀率先喊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主张彻底摒弃固有传统，全盘输入西方文化，由此可以看出新文化运动的自我意识是文化而并非政治。 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从一开始就蕴涵有政治因素，“启蒙的目标，文化的改造，传统的扔弃，仍是为了改变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的面貌。”这是因为知识分子虽然反传统，但是仍然有本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这也是新文化运动遇上批判旧政权的政治运动时，两者一拍即合的原因，也就是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合流，即思想启蒙与救亡启蒙合流。李泽厚先生于八十年代所作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将其称为“双重变奏”，应当说是一语中的、恰到好处。首先，启蒙借助救亡运动这一契机而大张声势，许多青年知识分子在思想和行为上得到很大解放，更进而向大众普及。其次，启蒙也给救亡提供了思想、人才和组织基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早期共产主义小组的诞生就与其息息相关。 五四启蒙既具有追求民主自由的思想启蒙意义，又具有反对封建统治和列强侵略的政治意义，既包含着“启愚昧之蒙”，又包含着“启救亡之蒙”。“救亡属于政治范畴，但救亡又离不开思想启蒙，二者之间虽然可以互相推进，但却不能互相代替。”（3）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展开，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五四知识分子发现两者之间还有相矛盾的一面，便有意识地将二者的重要性加以调整，所以史学界有人主张“救亡压倒启蒙”论。而李泽厚先生正是持此种观点，“中国现代历史的客观逻辑（主要是日本的逻辑）终于使文化启蒙先是从属于救亡，后是完全为救亡所压倒。”（4） 但是笔者并不这样认为，思想启蒙与救亡启蒙应当是依然“同行”的，而并非“压倒”。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主张继续对民众进行民主与科学的启蒙，以渐进的、和平的方式改造旧中国。而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斯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号召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等做最彻底地、剧烈地变革，可以说是政治性质的革命启蒙。如此一来，在五四运动以后，启蒙思潮就发生了分流。正如林华国所认为的“事实上，从五四时期起，中国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思想启蒙，一种是资本主义的思想启蒙，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5） 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走上马克思主义指引的道路，是他们经过长期地、艰苦地探索之后的结果。首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出来，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在宣传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时，就已经开始对它有所怀疑和保留。正如罗素曾经所言：战后的中国人“对西洋之文化，亦抱怀疑之态度。有数人告予曰，彼在一九一四年之前，尚不胜怀疑;及欧洲战争，乃不能不思欧洲之文化，必有缺点者在。”（4）这些缺点和问题致使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在中国的可行性产生了极大的疑问。 其次，俄国的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路径，使中国的知识分子认识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也可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通过无产阶级革命走向解放之路;同时，苏俄还退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号召反对帝国主义，以新的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赢得了国内先进知识分子的好感，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所以苏俄社会主义的胜利，给予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以新的革命方法的启示，推动他们去研究这个革命所遵循的主义，来运用于中国的革命实践。 最后一点，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登上了历史舞台，显示出了比民族资产阶级更加强大的力量，使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前景产生了极大的希望。 历史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以退出中国历史舞台而告终。然而当时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各种资本主义政治体制林立，体系比较完整，制度比较完善，经过多年地学习和实践本应成为道路所取。而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居然成为了一根挽救国家危亡的稻草，所以，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剑走偏锋”的抉择，冥冥之中的偶然，却又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