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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论者且又是悲观主义哲学家叔本华认为，痛苦是生活的本质。人生的宿命是意志活动的必然性，“一切生命在其本质上的都是痛苦的”[2]。按照叔本华的观点，生命中的痛苦似乎与生俱来，生物要存活进化就要承担痛苦，他们大都最终也在痛苦中死亡。人类作为高级生物来说，只是拥有理性素质，对事物有判断力，所以能够提前预想自身的痛苦，而尖锐的思虑之苦便先痛苦而至了。人类自身的苦恼已够多，但他仍不满足于此，对同类和其他非理性生物施加的痛苦远比自身痛苦多得多。人类历史记录了各种各样的罪恶，当然历史也有足够的快乐，“当快乐存在时，人心中便会因担心失去它而充满痛楚，一旦失去快乐，人又会沉浸在对快乐的痛苦回忆之中”。[3]2人类的文明就诞生于痛苦，终结于痛苦。“在这个人来人往的世界，痛苦的可能性是内在的。当人堕落败坏，他们必然利用这种可能性彼此伤害；或许，人类五分之四的痛苦都是由此造成的。”[3]69在我内心深处，痛苦积累的深度激起了我们内心苦涩的怨恨。甚至“任何一种愿望也都是苦，愿望的诉求使我们不得安宁，而那种难以忍受的无聊更使我们的生存成为沉重的负担。”[4]人只要有欲望，就会有痛苦；人缺少欲望而陷入无聊之时，同样是一种更深刻的痛苦。 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哲学给我们揭示了一丝痛苦的奥秘。世上无处不在的苦难和匮乏永无穷尽地连接着痛苦，痛苦几乎是无限的，但享乐的感觉相当有限，不幸的规律是惯常的。许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和意欲相左，痛苦感就异常清楚地被感觉到了。叔本华认为：“舒适和快感具有否定的本质，而痛苦具有肯定的本质。”[5]305“衡量一个人的一生是否幸福并不是以这个人曾经有过的欢乐和享受为尺度，而只能视乎这个人的一生缺少悲哀和痛苦的程度，因为这些才是肯定的东西。但这样的话，动物所遭受的命运看上去似乎就比人的命运更可忍受了。”[5]306动物并没有静思回想的能力，所以动物只是感受现实与此刻。对于痛苦，动物感受永远与第一次遭受时没有两样，它不会把痛苦积存起来，所以会无忧无虑和心平气和地接受痛苦。而人有预见的判断力，他充分地思考了将来的事情，经过思维的作用，所有的一切都被增强了内心感受的效果。“人的心情也就受制于强烈的情绪波动和激情震撼，所有这些留下的印记就清楚展现于他脸上的皱纹。”[5]308虽然，这些其实也就是动物同样获得的东西，但动物却付出了更少感情和苦痛的代价。人提高了认识力，却使生活变得比动物的生活更加痛苦。其实，认识就其本身而言并没有痛苦，痛苦只是与人的意欲有关。叔本华把生存意志看成是人的本质，意志受到阻碍就产生痛苦。一切生命在本质上就是痛苦，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因此，他认为，人活在世上就是一场悲剧。 尼采继承和发扬了叔本华的意志论，但他又摒弃了叔本华人生哲学的悲观主义，继承了伊壁鸠鲁的快乐主义，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快乐主义痛苦观及其人生哲学。伊壁鸠鲁认为，追逐快乐是人的天性，趋乐避痛是人与生俱来且持续存在的感觉与要求，快乐是人生的出发点也是最终归宿。“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6]与伊壁鸠鲁不完全相同，尼采认为，痛苦是生活内在的必要组成部分。他把生命比作一条毯子，苦难和幸福是毯子纵横交织的线，抽去痛苦就剩下卑微的幸福，破坏了整个生命。要肯定生命，就必须肯定痛苦，肯定痛苦的目的是通过“强力意志”超越痛苦，以达生命的完满和“超人”的境界。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他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和日神，提出了著名的“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酒神精神”代表力，是非理性的；“日神精神”代表美，是理性的。他特别强调“酒神精神”，认为“酒神精神”是超越痛苦的动力之源。他认为，“存在的一切必须准备着悲惨的没落，我们不得不进窥个人生存中的恐怖”。“不管现象如何变化，属于事物之基础的生命始终是坚不可摧和充满欢乐的”。疾病带来的痛苦对一个健康人而言，可以称为生命的特效兴奋剂，成为激发生命旺盛活力的刺激物。“最富有精神的人，前提为他们是最勇敢的人，也是经历了最痛苦的人。不过，他们之所以尊敬生命，正是因为生命以最大的敌意同他们对抗”[7]。 痛苦是现实的生存状态，更是现实生活主体的心灵写照，让人感受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叔本华和尼采的痛苦观，代表了人们痛苦观的两极，但他们从各自的角度不同程度地揭示了痛苦的本质，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对待痛苦、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的态度。“我们认为苦难既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一种存在感受，因而苦难也需要发现和体验。身在苦中不知苦，是对痛苦的麻木、迟钝，抑或是超脱和旷达。”[1]7英国学者C.S.路易斯专门写了一本《痛苦的奥秘》，他在书中写道：“每当我想到痛苦——想到那火焰一般灼烫的焦虑，那沙漠一般空旷的孤寂，那单调的日复一日的心碎，那令我们心灰意冷的钝痛，那敲击人心灵的令人作呕的突发锐痛，那本已十分难熬又骤然加剧的苦楚，那毒蝎蛰咬一般令人癫狂的刺痛，人便会因为以往遭受的种种痛苦折磨而濒临死亡——仿佛它‘已经克服了我的灵魂’”。[3]84面对痛苦的侵袭，我们选择忍受、逃避和忘却，但无论是哪种方式，我们必须勇敢地承认并面对我们内心始终存在的煎熬。 人类的道德生活是一种情感生活，也是一种理性生活，而且是情感与理性密切交织的生活。先哲康德曾经说过，“人们各种悦意的和烦恼的不同感受之有赖于引起这些感受的外界事物的性质，远不如有赖于人们自身的感情如何。愉快和不愉快就是由它所触动的。”[8]同情是人类共同社会生活的情感基础，而现代社会最大的苦难就是社会成员同情缺位的痛苦。冯友兰指出，真正的道德行为是基于觉解即基于理性认识的行为，“严格地说，只有对于道德价值有觉解底、行道德底事底行为，始是道德行为。”[9]一旦同情缺位，痛苦、悲哀等这些否定性的情感表征于社会的危难和困苦之中，每个人对他人的痛苦麻木不仁，置之不理，社会将陷入分崩离析的混乱中。在社会物质生活迅速膨胀的年代，人们往往陶醉于生活情调的多姿，浪漫色彩的多态，从而遗忘了痛苦，迷失了泪水的感动，尤其是对他人痛苦的迟钝和忽略。而社会中人们互不信任和相互冷眼对视，必定使整个社会笼罩在寡言少语的境地，同情心、热心肠和爱心这些古来有之的高贵情感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湮没消散，我们的生活周围总充斥着质疑、愤怒、绝望、孤独等等不幸。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