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结论》论“根本倾向” 《大纲》之《序论》对中国哲学重要的特点和次重要的特点，共提出六点，在《大纲》的《结论》中也提出六点“根本倾向”。《结论》应当是大纲写作完成后所作的。而自序和序论是大纲写作之初所作的，因此结论的提法与自序和序论有所不同。在《结论：中国哲学中之活的与死的》中张先生说： 中国旧哲学中，至少有下列的诸观念或根本倾向，可以说是活的，即非过去的。 第一，中国哲学中的宇宙论未尝分别实在与现象为二事，未尝认为实在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不以实幻讲本根与事物之别。（来按：这即是自序中所说的中国宇宙论的基本倾向） 第二，中国哲学认为宇宙是一个变易大流，而整个宇宙是一个生生不已无穷无尽的变易历程，而变易有其条理，生生有其常则。（来按：这即是大化论所说的根本倾向） 第三，变化之公式是反复，即极则必反；变化的所以在两一，即对立统一。 第四，中国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生活准则即人生理想论，而人生理想论之最大贡献是人我和谐之道之宣示。 第五，中国哲学最注重学说与行为的一致，讲思想与生活打成一片，认为理想的实现不在现实之外，知行一贯。（来按：这即是序论所说中国哲学之三个重要特点之一：合知行） 第六中国哲学中的致知论颇为简略，而有一笃实可贵的倾向，即直截了当地承认物之外在与物之可知。[6] 中国哲学也有重大偏蔽六点：宇宙论的尚无薄有，人生论的崇天忘人，重内遗外，重理忽生，不重群己关系，轻视自然知识。 值得注意的，《结论》中的六点活的“根本态度”中，如同《序论》一样，没有出现《自序》强调的“体用一致”；在《结论》这里也没有出现《序论》重视的“一天人”，天人合一在这里，无论是六条活的观念或六点偏蔽中，都没有出现。《自序》举出的最突出的两点“统体用”和“一天人”的提法，在《序论》和《结论》中分别被忽略了，显示张先生对正面肯定这两点的哲学意义还有犹豫之处。当然，结论第一不把实在与现象分为二事，也可以说跟体用一致是相通的。因而最突出的是，自序和序论中提出的天人合一，在结论中没有提及。另外，序论中后三点即次重要的三点实际是显示了张先生对中国哲学弱点的提示，但还是采取了价值中立的表述。结论相对于自序、序论是后作的，便直接指出了中国哲学的偏蔽之处六点，这也是很有意义的，表明张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偏蔽有清醒的批判意识。 当然，特点应当是相对于确定的参照系统而言，倾向则是本系统内各部分的共有之要点。如上所说，自序所说的基本倾向、序论所说的根本态度、结论所说的根本倾向，这些概念是相通的；但如何确定中国哲学的根本倾向，这三篇的提法有所不同。如何理解其中的差别，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说明。 四、后期提法：基本特点、基本观点、基本精神 70年代末张先生在《大纲》的《结论》下方作附注：“这篇是1936年写的，36年曾在一个杂志上发表。这反映了我抗日战争以前的思想情况。现在过了四十多年，时代前进了，我的见解也与过去不同了。”[7] 那么张先生思想见解有哪些不同了呢？我们先看50年代： 1957年，张先生发表了《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一文，其中说， 中国古典哲学之特点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而需要研究的问题。 中国古典哲学有哪些相对的民族特点呢？根据实际的材料，似乎可以说，中国古典哲学表现了四个基本特点：第一，本体与现象统一的观点；第二，生活与思想一致的传统；第三，在唯物主义方面，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观念相互结合的传统；第四，生死自然的观点与无神论在哲学发展中的深刻影响。[8] 本体与现象统一的观点即大纲《结论》第一，也就是所谓“体用一致”的特点；生活与思想一致的传统即大纲《结论》第五点“知行一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观念相互结合的传统，实即与大纲《结论》第三“对立统一”是一致的；生死自然的观点与无神论的影响，这是50年代特有的提法，不见于以前和以后。大体上，1956-57年张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特点的说明是与《大纲》结论基本一致的，以《大纲》为其基础的。所不同的是张先生改用“基本特点”来表达其对中国哲学的认识。 1983年张先生发表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点》一文，中说： “1956年我曾经写过一篇《中国古典哲学的几个特点》，近年以来，我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有一些进一步的体会。现在，个人的管见以为，中国传统哲学至少表现了四个基本特点：（一）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的统一；（二）整体与过程的观点；（三）现实生活与道德理想统一的观点；（四）经学与哲学的结合。[9] 张先生认为斯宾诺莎是本体论和道德论的统一，黑格尔是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的统一，中国哲学既讲宇宙本体和道德伦理的联系，又认为求知方法与修养方法的一致。于是形成本体论、认识论与道德论合三为一的情形。这应当与早年讲的“同真善”有一致之处，可以看作是“同真善”的一种新的表达，这其实是哲学形态的特色。整体与过程的观点，应当与《大纲》之《结论》的第二点强调变易历程有关。现实生活与道德理想统一的观点即大纲结论第五点，也是1956年讲的第二点。经学与哲学的结合则是就撰论形式与范畴根源而言的，也是哲学的形态特色，不能算是一种理论特色了。虽然四点中有三点仍与《大纲》的总结相关，但此四点与1957年讲的四点却只有一条重合，即生活与理想一致，亦即知行一致。本体与现象统一这一点，虽然张先生仍然认为是中国哲学本体论的基本立场，但已经在八十年代以后并不把它作为中国哲学总体的基本特点了，张先生后来也不提这一点了，这和30年代到50年代张先生的认识重点是不同的。在这个问题上，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即本体现象统一，是形式的倾向，没有表达出本体是什么，现象是什么的内容。 不过1983年这篇文章的观点也未成为张先生晚年的持久观点。1985年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第三节“中国哲学的基本观点与基本倾向”中写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