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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的“圆教”体系代表着现代新儒学乃至中国现代儒学发展的最高峰。 以上所述五大研究模式，是中西比较研究方法中影响较大、较经典者，但并不代表中西比较研究法的结束。中西比较研究法难度较大，因为这要求研究者对中西方文化要有深入了解。 二、为道层面的实践工夫论 中国哲学关心的是生命，其虽有如天道与性命的二元对峙，但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人不二”的观念与境界，认为天道性命可相贯通。因此，中国哲学的实践性很强，是实践的智慧学。中国哲学的智慧精神是从先哲的伟大人格生命中流露出来的，具有生命意义与价值意义，是追求理想境界与实践工夫的统一。因此，中国哲学为道层面的研究方法就是实践工夫论方法。下面以儒、释、道三家为例试论之。 （一）儒家的“止虑”工夫 儒家文化是典型的实践智慧学，其实践工夫就是“止虑”。《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⑥这是讲实证的工夫。这里指出六种工夫，而以“止”为基础。“止”是停止的意思，其有两层含义： 一是“内圣”之学之“止”。朱熹云：“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⑦《大学》之“三纲领”明确指出，大学之道的目的是“止于至善”，从天子到庶人修身的目标就是达到至善，所谓至善就是最高善。孔子在《论语》中仁智双彰，并以“仁”开儒教之精神领域，内圣一面之彰显自孔子立仁教始。⑧这里所谓止于“至善”就是止于“仁”，实现“仁”，通过“止”的工夫使个体生命定于“至善”，即“仁”之境，以挺立“内圣”之本，以成就人之道德生命。此是“内圣”之学之“止”。 二是外用即“外王”之学之“止”，也就是个体自身的言行要做到恰如其分的“止”。“外王”即《大学》“八条目”之“齐家治国平天下”，就社会政治方面以王道治国平天下，行所谓仁政王道，无“过”与“不及”之差。然此，“外王”之道又以“内圣”之学为基础，通过对“内圣”的修炼使个人的德性圆满而外施于事功，二者相互联系，互为表里、互为体用。而实践的关键在“止”和“虑”，由“止”达到“定”。朱熹云：“知之，则志有定向。”⑨ “定”是“止”的效果，志向于一目标，即志于至善、志于仁。由“定”进一步达到“静”的境界，而“静，谓心不妄动”。⑩不妄动即静，由静而“安”，再达到“虑”，“虑”就是思考的工夫，一念而“得”。“得，谓得其所止。”即达到至善，？輥？輯？訛体证“大学之道”之形而上之道体。 （二）道家的“虚静”工夫 道家主张“虚静”，认为“虚静”既是境界又是工夫。《老子》十六章载：“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虚”形容心灵空明的境界，“致虚极”就是将这种空明的境界推至极点；“静”形容心境宁静无为的状态，“守静笃”就是实践工夫，即守在静中，达到静的极点。老子之所以教人们“致虚极，守静笃”，是要通过做“致虚”、“守静”的工夫涤除人心对物欲的追求，排除外界的干扰，使心灵恢复清明，使生命恢复自然清静的本然状态。“复”者，“返”也，返到物之本始之“静”的状态就是“复命”。因此，“复命”是通过“守静”的工夫而实现的。“复命曰常”，“常”者，“久”也，万物以“静”为长久之道，即万物久处于静的本然状态。“知常曰明”，“知常”即“知静守静”，此谓之“明”。“明”即智慧，就是通过虚静的实践工夫体证作为万物之本的道之静的常态而效法道使自身心性保持清静光明的智慧。 道家把道作为宇宙万有的本体，宇宙万有虽被道所创造，但道创造万物并不含有意识性，也不含有目的性，在整个道的创造过程中，完全是自然的，各物的成长亦完全是自由的。？輥？輰？訛因此，道创造宇宙万有是无为的创造，而非有为的创造。所以老子说：“道法自然。”就是说道不违自然，纯粹任由自然，自然而然如此的。 因此，自然无为就是道的本性，这种道之无为的本性是通过虚静而实现的。老子说：“重为轻根，静为躁君……轻则失根，躁则失君。”“君”可理解为“心”，虚静是道体之本性，若内心不静则失其君，失君即失心，不静则无法体证道的虚静无为之性。所以，道家向往并追求虚静，将虚静作为修养的工夫，作为个体生命证悟道体并践“道”的实践方法。 （三）佛教的“定慧”工夫 古印度文化源远流长，其文化规模相对比较圆满，可以从形而上与形而下两层来看：对形而上层面的道体本原和生命本原的体证和修证，主要通过“四禅八定”的方法实现；对形而下层面的学问则依赖于因明学与数学。佛教的修证实践原则就源于古印度文化之“四禅八定”。 佛教的学问是典型的修证型学问，“定慧”被大、小乘佛学作为其修证佛法的根本修证原则。 小乘佛教的“定学”统称为“四禅八定”。在佛教看来，“四禅八定”是共法，因为其他所有宗教的修证实践法门都在“四禅八定”范围之内。然而佛法还有不共法之“定”境，即阿罗汉的“灭尽处定”。佛教把阿罗汉的“灭尽处定”和“四禅八定”综合起来叫作“九次第定”。 大乘佛学以“止”和“观”概括“定学”和“慧学”。天台《童蒙止观·小止观序》载：“曰止观，曰定慧……皆同出而异名也。若夫穷万法之源底，考诸佛之修证，莫若止观。”“定慧”与“止观”只是佛教同一种修行法门的不同称谓而已，在天台宗看来，佛教所有修证法门概括起来唯有“止观”，“止观”是探究万法的主要法门。 天台宗智顗认为，实现涅槃之果的途径虽然很多，但主要内容不出“止观”二法。智顗云：“止乃伏结之初门，观是断惑之正要……止是禅定之胜因，观是智慧之由籍。若人成就定慧二法，斯乃自利利人，法皆具足。”？輥？輱？訛“止观”是断除烦恼迷惑之关键，是证悟实相本体之必由之路径。智顗又将“止观”比作车的双轮、鸟的双翼，认为二者在修习佛法的过程中缺一不可，若偏于修习某一法，即堕邪道。他引经文云：“若偏修禅定福德，不学智慧，名之曰愚；偏学智慧，不修禅定福德，名之曰狂。”？輥？輲？訛如果不能均等修习“止观”，便有狂愚两种过失，如此则不能证得佛果。小乘声闻缘觉定力多而智慧不够，所以难见佛性；大乘菩萨智慧力多而定力不够，故对佛性能见但不明了；而佛定慧之力平等，所以能明了佛性。所以，“止观”二法是证得涅槃大果之要门，是入佛智觉之真谛所在，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 禅宗六祖的说法与智顗观点相同，六祖云：“我此法门，以定慧为本……定慧体一不二。”？輥？輳？訛“定”与“慧”是体一不二的，“定”为体，“慧”为用，“定”与“慧”在修行实证中同等重要。故在佛教看来，“止观”或“定慧”是修证实践、得无上佛果的机要所在。 中国哲学并不仅仅是思辨的哲学，它是生命的学问、实践的智慧学，其实践性很强，儒、道、佛三教都有此特点，即要通过自身的修证体悟形上道体的存在，强调本体、工夫、生命的一致性与贯通性，此种哲学是工夫亦是生命，诚如牟宗三所言：“中国哲学既是哲学的，又是超哲学的。”实践工夫论是中国哲学的显著特点，而且这种工夫对阐发中国哲学的义理精神至关重要。 三、结语 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道”，无论哪一种方法，都是为了知“道”。以学习知识的方法从各方面了解“道”的义理精神，形成明确的关于“道”的理念，然而仅此是不够的。中国哲学还是关于人的生命的学问，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工夫对阐发中国哲学的义理精神至关重要。为学是为道的基础，践道是对“学”的校正和提升，所以为学、为道两个层次的研究方法是相互统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