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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最终归结为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和塑造什么样的人格。这就是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问题。思索这样的问题，自然需要考察古今中西的相关学说，因而也与古今中西之争有关。何为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这一直是中国传统哲学天人之辩关注的重要问题。传统的天人之辩包括自然界和精神、天道和人道的关系，涉及面比较广泛，在人道观上主要是从天人关系（自然和人为、命和力、性和习等关系）来探讨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的问题。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问题是价值观的集中体现。中国近代哲学与传统哲学最根本的区别，就是价值观的变革，这充分反映在它所要造就的理想社会和理想人格上。但是在这样的变革当中，也依然有着对传统的继承。 早在先秦就提出了大同的理想社会，此后一直为人们所追求。中国近代还是将大同作为理想社会的旗帜，从太平天国到康有为、孙中山无不如此，即使在“五四”前后，开始以社会主义为理想社会，也是用大同来解读社会主义的。就此而言，近代哲学的理想社会和传统哲学有着历史的联系。但是在这历史的联系中，首先存在着前者对后者的变革。传统的大同理想存在于原始的太古或尧舜三代，即理想在于过去。这是以传统变易史观的复古论、循环论为根据的。在近代中国，最先使大同理想复苏的是太平天国。它鼓动农民群众在地上建立“天国”，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大同境界，包含着理想在未来的思想萌芽。但是，它的大同理想以小农经济为基础，不合乎中国社会已经开始了的以大工业为基础的近代化发展方向，因而在实际上不能够提供走向未来的理想蓝图。确立大同理想在未来的观念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率先提出历史进化论的康有为设计了理想在未来的大同蓝图，如梁启超所评价的：古已有之的大同理想“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9]489。此后的大同理想，无论是孙中山的还是李大钊的，直至毛泽东，都是以未来为指向的。 但是，他们的未来指向的内涵则是不同的。从太平天国的大同到康有为的大同，意味着近代中国的大同理想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桃花源”转向了以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为摹本的“太平世”。孙中山则把大同理想和社会主义相糅合：“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三民主义·民生主义》）这标志着近代中国的理想社会开始以社会主义为旗帜，但这样的社会主义具有空想的性质。李大钊依据唯物史观，阐明社会主义是“大同团结”和“个性解放”的统一（《平民主义》），使得近代中国的社会理想从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自康有为确立了大同理想在未来的观念，如何才能达到世界大同成为近代中国关注的问题。康有为、梁启超的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弊病深重，社会主义的兴起是必然的，但不可立即在中国实行，因而实际上是把发展资本主义作为达到大同理想的必由之路。孙中山等主张通过“社会革命”来防止资本主义，立即“一跃”成为社会主义，从而迈向大同。但这样的“毕其功于一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走不通的。李大钊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要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实境”出发，意在社会主义理想与中国现实之间构建起合理的张力。后来毛泽东等把理想性与现实性进一步相统一，指出了从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世界大同的道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证明了这是正确的道路。 近代中国的大同理想否定了传统大同的理想在远古的观念，但也吸取了后者的很多思想。无论康梁等维新派还是孙中山等革命派，都认为西方资本主义有两大弊病：一是贫富两极分化，二是极端自私自利。他们认为传统大同理想提供了有助于克服这两大弊端的有效资源，即“天下为公”的管理原则与“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因此，康有为的《大同书》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汲取了这两大资源。《大同书·甲部·绪言》说：“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而且以传统大同思想来解释博爱，即不仅“自亲其亲，自爱其子”，也要“爱人之亲，爱人之子”（《礼运注》）。孙中山再三说：三民主义所要实现的“大同世界，即所谓‘天下为公’”（《在桂林对滇赣粤军的演说》）；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即“人民对于国家，不只是共产，什么事都是可以共的”（《三民主义·民生主义》）；还强调实现大同理想要恢复传统“固有的道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李大钊把社会主义看作“大同团结”和“个性解放”的统一，显然也是对传统大同思想有所继承。近代大同理想对传统大同的继承，表明近代中国想在走向理想社会的道路上具有自己的民族思想特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