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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术演进的过程中，期刊能起“引领”作用吗？能引导乃至能创造学术潮流吗？ 在期刊界、在期刊人共同体中，在这个问题上是有较大分歧的，譬如，不少编者认为，期刊只是平台，是媒体，是中介，是集装箱，是公共汽车，是仓储，是码头，当然也有的编者说，期刊是指示器，是风向标，是有自己的价值追求的。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学术发展史上，刊物是不是永远是消极的、被动的、次要的？主动的一方、积极的一方、起主体作用的一方，是否永远是作者、是学者？ 在我看来，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期刊史上的大量事实证明，期刊人也是学术史上的创造者，在学术演化的进程中，期刊也可成为积极、主动、能动的一方。 众所周知，在民国学术史上，有两份杂志非常著名，一份是陶希圣创办的《食货》杂志，另一份是顾颉刚先生创办的《禹贡》杂志。章太炎先生在评价清代学术史时，认为清人治学有两大缺陷，其中之一，是“食货之学的缺略”。社会经济史研究也即“食货之学”的空白的被填补，是20世纪中国学术最为巨大的贡献。其中，陶希圣创办的《食货》杂志的贡献和作用，为左翼史家和右翼史家所公认。正是这份杂志将分散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力量汇聚到一起，又是这份杂志发现和培植了一代社会经济史研究的新生力量。如果说20世纪上半期，有哪一份杂志曾经起过造就和引领学术潮流的作用，非《食货》莫属！《禹贡》也同样如此。如果说：《食货》贡献了社会经济史学科的话，《禹贡》则贡献了现代历史地理学。把传统的沿革地理转化为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顾颉刚的贡献，是《禹贡》的贡献。 在国外，期刊引领学术潮流的最典型的例证莫过于著名的《年鉴》杂志了。1929年，《年鉴》杂志在法国创刊，随即开启了世界史学的新纪元。正是在《年鉴》杂志这个平台上，形成了风靡全世界史学研究的年鉴学派。今年是《年鉴》杂志创刊90周年，九十年来，《年鉴》杂志一直是一代代持相同主张的史学家们的主要阵地，一直在引领着世界史学乃至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潮流。作为一家学术期刊，《年鉴》杂志早已成为飘扬在世界学术界的一面旗帜，向我们不容置疑地证明着学术期刊在学术创造活动中发挥作用所能达到的高度和极限。 《食货》、《禹贡》尤其是《年鉴》杂志的成功表明，期刊人是能引领学术潮流的，是能直接介入时代生活的，是能直接参与历史创造的。在新旧学术转型时期，杂志的作用，期刊人判断力、洞察力的作用，尤其明显。而当下，我们正处在又一次学术大转型的关键时刻，期刊人的选择去取能力正面临又一次考验。 1949年以来，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已经经历了两次大的范式变迁，一是从1949年开始，我们经历了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巨大转型；二是从1978年开始，我们又经历了从“以阶级论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到“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巨大转型，而眼下我们正经历人文社会科学的第三次巨大转型，也就是从“以现代化（西方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正在向“以中国化（本土化）为纲”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变。 我在这里提出近70年来三次学术大转型的分析框架，主要是想说明这样一个事实：一个期刊能否进入所谓的“一流”，和这份期刊对学术大势的敏感与把握有关。本人所在的《文史哲》杂志所享有的历史声誉可以为这个观点提供一个注脚。 2017年，在为迎接李克强总理视察《文史哲》编辑部所做的汇报材料中，我们把《文史哲》的贡献概括为三点：一是在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的转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二是在研究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方面一直起带头作用；三是在近年来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与西方自由主义展开对话方面作出了巨大努力。其中，奠定《文史哲》的地位和声誉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在推动近70年来第一次学术大转型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 1951年5月1日，《文史哲》杂志创刊，甫一创刊，《文史哲》就发起了一系列学术论战，其中比较著名的论战有：古史分期问题论战、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1954年，更发起了《红楼梦》问题论战，这一论战由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关注，从而成为一场重大的意识形态事件、学术史事件。纵观这些论战，纵观《文史哲》杂志这一时期所发表的众多文章，就会发现这些论战和文章，几乎全部从属于一个主题：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来置换在民国时期占主流地位的胡适的实验主义、自由主义。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在推动从民国学术向共和国学术转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甚至是不可替代的作用。所谓不可替代，就是这时没有任何一家杂志能和《文史哲》杂志相比拟，包括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主办的《新建设》杂志，也办得默默无闻，上海的《学术月刊》1957年才创刊，而当时已经创刊的《历史研究》《经济研究》《哲学研究》由于是专业刊，也没有起到《文史哲》的作用。至于为什么只有山东大学及其所主办的《文史哲》杂志这时能起到这个作用，我因有专门的文章发表，这里不再深论。另外，我在这里也只是陈述事实，不作是非判断。总之，我只想在此说明，一个杂志能否进入所谓“一流”，和这家杂志能否进入时代的思想主流、学术主流密切相关，一个不曾进入主流的杂志和期刊，怎么能办成“一流”呢？ “文革”结束之后，另外一家杂志所享有的辉煌地位也说明了同样的道理。以一篇“读书无禁区”发端的《读书》杂志，从1979年创办伊始，就紧扣“反思文革”“呼吁现代化”“倡导向西方学习”的时代脉搏，在思想文化领域冲锋陷阵，一段时间内走在学界特别是思想启蒙的前列，起到了引领潮流、前驱先路的作用。《读书》杂志对“文革”后30年思想文化史的塑造作用不可低估。 如果说《读书》杂志代表或推动了思想文化领域，乃至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现代化或西方化”范式的崛起的话，那末，现在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思想文化领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风气已经变了，而许多杂志并没有及时跟进。 从与西方接轨到与传统接轨，从反传统到宏扬传统，从追求西方化到追求本土化、中国化，我个人认为，已成为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的主流。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话来说，当下学界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创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打造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话语体系。总之，创建一个不同于自由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已成为上下共同关注的重大问题。尽早投身到这一伟大事业中去，不仅是期刊能否成为一流的需要，更是期刊不容推卸的历史责任。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进程都是惊人的，在3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不但基本完成了从延续了五千年的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全面转型，用一代人的时间走完了西方两三百年所走过的路程，而且这种转型走的还是一条迥异于西方的独特的工业化道路。譬如，西方的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市场经济的建立是以产权清晰为前提的，但中国恰好是在产权模糊的背景下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的；又譬如，这些教科书还告诉我们，政府消极乃至缺席才能发展市场经济，但中国走的恰好是政府在场乃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道路；等等、等等。总之，中国走过的这条独特的工业化道路，给人类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型提供了哪些西方没有的东西？这条道路颠覆了哪些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结论？这条被称为“中国道路”的模式的特征和问题在哪里？这些都是需要我们认真去回答的问题。但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却无力承担这一历史重任。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20世纪初以西方特别是以欧美学术为蓝本建立起来的。这个体系的所有层面和板块主要是西方的，包括所有的理论工具、基本预设、方法路径等，基本上是一种全盘性的横向移植。这套西方的解释体系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则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界有目共睹的事实。此一脱节现象近几十年来表现尤剧。中国近三十多年来以快速工业化为内容的经济奇迹的发生，用西方的“经济模型”和“社会模型”是无法解释的，但我们又没有同步发展出基于中国经验的自己的“模型”，所以呼唤本土模型的主张应运而生。创造一种从中国经验出发，以回答中国问题为鹄的，并最大限度地尊重中国特点、中国文化、中国传统、中国材料、中国数据、中国案例的，而且有别于自由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的新范式，从而改变一百多年来把中国“西方化”这一趋势和现状，是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也是中国期刊界义不容辞的时代使命！ 将自己所在的杂志办成“一流”，引领潮流，是所有期刊人的梦想与追求，而进入当下的文化主流、思想主流和学术主流中去，则是实现这一梦想与追求的第一步。让我们尽快的迈出这一步，以最大限度的实现期刊人创造历史的独特价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