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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原:学术刊物的日常与诗意

http://www.newdu.com 2019-10-25 国学网 陈平原 参加讨论

    最近三年,《文艺争鸣》开设“随笔体”专栏,每期发一两篇不怎么学术的文章;而且,每期“随笔体”专栏前面,都有以下“编者按”:
    今日中国学刊,注释越来越规范,但八股气日浓。说不好听,除了编辑与作者,以及个别刚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其他人一概不读。
    传统中国谈文论艺,很少正襟危坐,大都采用劄记、序跋、书评、随感、对话等体裁。晚清以降,受西方学术影响,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对此趋势,我是认可的,且曾积极鼓吹。但回过头来,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学问”,抹杀一切短论杂说,实在有点遗憾。
    放长视野,学问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在我心目中,编杂志最好是长短搭配,庄谐混杂,那才好看、耐读。我明白,困难在于学术评鉴——这样有趣味但无注释的“杂说”,能计入学者的工作量表吗?好在今天能写且愿写此类短文的,大都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数字游戏。
    真希望我们设立的“随笔体”栏目,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有性情、有趣味的“杂说”。
    这四段话,都是从我初刊《文艺争鸣》2016年第4期的《与人论刊书》中摘抄来的,唯一的改变是,将“真希望有学术杂志愿意设立专栏”,改为“我们设立的‘随笔体’栏目”。责任编辑事先征求我意见,问能否如此借用,我的回答是“与有荣焉”。
    其实,当我说到希望有学术杂志愿意设立随笔专栏时,眼前闪过若干学刊,其中包括河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的《社会科学论坛》。《社会科学论坛》当然也刊数万字长文,但好看的往往是那些“歪瓜裂枣”、“不成体统”的“杂说”。更在乎独立思想,而不是专深学问,这明显属于八十年代的流风余韵。在当下的文化氛围及学术体制中,此乃异端,既吃力,又不讨好。检索我在《社会科学论坛》上刊发的十六篇文章,从一开始的《大众传媒与现代学术》(2002年5期)、《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功用》(2005年1期)、《学院的“内”与“外”》(2005年2期)、《关于八十年代》(2005年6期),到后来的《文学的都市与都市的文学》(2009年3期)、《“学术”谁来“评价”》(2009年4期)、《我看北大研究生教育》(2009年8期)、《高校青年教师的处境及出路》(2012年6期)等,都属于思想文化评论,针砭时弊,有感而发,社会影响及传播效果甚佳。
    在《与人论刊书》中,我略为评说《文艺研究》《中国文化》刊发的若干短文,更提及自己前些年主编《现代中国》(2001—2014)时的办刊策略——“好作者的文章来者不拒,长短不拘,编排时更是随心所欲,大都论文在前,但也有资料、对话或演讲优先的,就看那一期稿子的重点及趣味。”
    《现代中国》五年前就停刊了,2014年7月11日在北京大学召开的《现代中国》停刊座谈会上,我做了专题发言,讲稿修订成《依旧“关注‘现代中国’”》,初刊2014年7月16日《中华读书报》,后收入我的《刊前刊后》(北京:三联书店,2015),其中说到:
    十年《学人》,加上十五年《现代中国》,这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业余编辑”生涯,让我了解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术发展的各种坑坑洼洼。我们这一辈学人,从八十年代走过来,有过许多光荣与梦想,也经历了若干暗礁与险滩,其对于“民间学术”的执着与坚持,如今显得很不合时宜。在《人文学之“三十年河东”》(《读书》2012年2期)中,我曾提及:“以最近三十年的中国学界为例,八十年代民间学术唱主角,政府不太介入;九十年代各做各的,车走车路,马走马道;进入新世纪,政府加大了对学界的管控及支持力度,民间学术全线溃散。我的判断是,下一个三十年,还会有博学深思、特立独行的人文学者,但其生存处境将相当艰难。”
    ……从八九十年代走过来的学者,因曾经的梦想,还能保持某种独立姿态。随着政府奖助学术的力度倍增,很多年轻朋友从踏出校门的那一刻起,就整天沉浸在“项目”与“课题”中。可内心深处,不见得就没有那种海阔天空的境界或狂放不羁的精神需求。观察了很久,我终于发现,每代人都有自己的应对之计——不像我们将自家理念写在脸上,碰到障碍时不会转弯,有时甚至硬碰硬;年轻一辈学者视野开阔,学养不错,有自己的坚持,但不太拘谨。念及此,没有理由杞人忧天。
    这篇文章有很多感怀,或许可供《社会科学论坛》诸同人参考。
    我办的是民间学刊,可以说停就停,进退比较自由;如果是公家的刊物,有级别、有编制、有经费,那就是另一回事了,由不得你使性子。这就说到原本月刊、半月刊,如今双月刊的《社会科学论坛》,曾经的辉煌就不说了,因杂志社自己总结更全面,朋友们也会捧场说好话,我想谈谈以后的事情,即杂志接下来到底该怎么走。
    依我观察,最近这些年,《社会科学论坛》其实是在“学术研究”与“思想文化”之间摇摆。当然,最好是鱼与熊掌兼得,可这难度实在太大了,非常人所能企及。弄不好,就可能两边都不搭界,甚至因“摇摆”而丧失某些难得的机遇。邀请包括我在内的诸友人为杂志主持某一栏目,表面上很热闹,实则没能为刊物增光添彩。我能理解主编的良苦用心,但刊物往哪个方向发展,不纯粹取决于个人能力,更牵涉大的时代背景,不是你想怎么办就能怎么办的。
    说实话,最近二十年,想办“思想文化评论”的人很多,但到目前为止,只有《读书》一家屹立不倒,至今还能叫好又叫座,继续为读书人提供窗口,并为三联书店贡献利润。除了编辑很努力,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品牌效应——很多读书人怀念,不少学校也把它当作核心期刊。因此,即便他们也曾在是否转型的问题上犹豫过,包括文章是否加注释,是否开列作者单位(以便检索与统计)等,最后还是挺住了。至于其他同类刊物,如上海的《书城》以及长沙的《书屋》,都编得很用心,质量也不错,但读者就是不多。经济上长期无法自立,惨淡经营,能坚持多久,那就很难说了。相对而言,学术期刊(集刊)的日子可就好过多了,因有政府或大学的经费支持,可以继续刊发专深论文,不必考虑读者、印数或广告。
    当下中国最为活跃的“思想文化评论”,其实是在自媒体,而非公开出版的报刊。即便《读书》《三联生活周刊》《南方周末》《文汇学人》,也都因外部条件的变化,调整了办刊策略,逐渐往知识普及、审美及生活趣味转。面对这种局势,《社会科学论坛》若还想走“思想文化评论”这条路,能走得通吗?
    当今中国需要以及能办什么样的杂志,这是大环境;《社会科学论坛》诸君有多少能耐,愿付多大心血,这是小环境。主编赵虹的鬼灵精怪(思路)与神通广大(人脉),后面的人能否承继,或更上一层楼,我不知道。我想提醒的是,不仅赵虹即将退休,他那些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给他提供许多好稿件的朋友们,或身体欠佳,或能力有限,或生计堪忧,不太可能全力以赴地支持《社会科学论坛》了。必须承认。说得更明白点,八十年代走过来的这批学人,他们(我们)的光荣与梦想,以及独立思考自由表达的姿态,值得永远怀念,但实际上已经风流云散了。
    有鉴于此,我的主张很简单,那就是:建议以后的《社会科学论坛》,回归日常与世俗——走学术刊物的道路;保留诗意与远方——借助随笔专栏。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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