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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论坛·汉唐石经:写本时代文本与文字的价值

http://www.newdu.com 2019-12-23 国学网 虞万里 参加讨论

    儒家经典源自西周,因王官失守而普及于春秋战国,独尊于西汉武帝之时。自东汉熹平四年(175)始刊一字隶书石经,到清代乾隆五十九年(1794)清石经竣工的千余年间,先后镌刻过七种儒家石经,分别是:汉熹平石经、魏正始石经、唐开成石经、蜀广政石经、北宋嘉佑石经、南宋绍兴石经、清乾隆石经。从表面看,七朝石经的内容和所用字体各不相同。就内容言,熹平石经包含《诗》《书》《易》《春秋》《公羊》《仪礼》《论语》等七部;正始石经则只有《书》《春秋》及部分《左传》;开成石经除《孟子》外,覆盖十三经中的十二经;蜀石经则已刻全十三经,自后嘉佑和乾隆石经相同(绍兴石经镌刻另有旨意)。依字体分,汉石经用隶书,魏石经用古文、篆、隶三体,唐、蜀、清石经用楷书,北宋石经兼刻篆、真二体,南宋石经则兼楷、行二书。从时间上划分,汉、魏、唐三种石经属写本时代,蜀石经间于写本与刻本时代,两宋和清石经则在刻本时代。若就历朝刊刻初衷与指导思想而深究之,写本时代的汉、魏、唐甚至包括蜀石经,都与当时的标准文本、标准字体相关,是朝廷因铨选、科举需要而统一文本与文字的政策和策略实施后的成果,其意义与价值非刻本时代的宋、清石经所能比拟。
    西汉惠帝除挟书之律,山岩民间之书纷纷显世或上献朝廷,其中尤以儒家经典为多,故传习者亦众。至景、武之际,《诗》《书》等五经相继立为博士,传授经学,是为国家选官之重要途径。传习既久,师法异同引起是非纷争,于是有石渠阁、白虎观会议之评判折中,而五经博士亦由此衍展为十二博士。到东汉光武帝时,文本歧说有增无减,于是立十四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大小夏侯、欧阳三家,《诗》有鲁、齐、韩三家,《礼》有大、小戴二家,《春秋》有严、颜二家。再后师法博士中又衍生出各种家法。由师法家法所造成的异文异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策试高第,遂有贿赂官吏偷改兰台漆书以合私家文本之事发生,导致熹平石经的刊刻。熹平石经在十四家文本中选取《鲁诗》《欧阳书》《梁丘易》《大戴礼》《严氏春秋》《公羊传》和《鲁论语》为标准文本,刻于石碑阳面,将其他各家与之不同的异文用校记形式刻于碑阴。刻校记于碑阴,从总体上说是全面展示五经十四博士的文本,但碑阳碑阴主次之别,实则是定碑阳文本于一尊。
    文本与师说是区分汉代师法家法之管钥,文本之别主要是文字文句异同,由文字文句之异产生师说之异。儒家经典文本源于嬴秦者是由籀篆而隶,源于六国者则是由古文而隶。西土籀篆(包括草篆成隶)与东土古文形体本来差异很大,在隶定与隶变过程中产生异文,形成异本,终至分成不同的师法家法。所以,经典文本文字的统一,是阻止甚至消解文本异说的前提,有鉴于此,东汉朝廷用统一的隶书刊刻五经二传的今文本,应是一项包含政治与学术双重意义的策略。虽然,由于汉末政局动荡,宦官与外戚交互掌权,党锢之祸一再发生,灵帝想借用石经刊刻重振朝纲,无奈大势已去,未能挽回颓运,但其用通行隶书统一文本,无疑是积极的举措。
    曹魏鉴于今文式微,古文经学不仅遍布民间而且立于学官,不顾熹平石经仍矗于太学,决然重新刊刻马郑本《古文尚书》和《春秋》《左传》,以顺应学术大势而与朝廷古文官学相一致。因为是古文本,故设计为古文、篆、隶三体石经,篆隶是秦汉四百多年通行且为曹魏承用的字体,古文对应六国尤其是齐鲁文本。西汉儒家经典出于孔壁,在熹平今文本后重刻石经,自当镌刻孔壁古文字体以显示其石经文本之渊源有自。
    六朝时期今古文经学渐趋泯灭,至唐而南北经学归于一统,但由今古南北之学所遗留的文本差异,以及由隶变楷进程中产生的碑别字、俗体字,使得唐初的经典文本仍然极不统一。是时科举制度已建立,太宗为使天下英雄皆入彀中,自贞观起,即命颜师古校定五经文本,孔颖达主纂五经义疏。因抄本时代流传推广之不易,南北士子未能家置传习,科举考试只能采取习本制度。中唐张参任职国子监司业,责任在肩,故将科举所试五经与《公羊》《谷梁》《周礼》《仪礼》,加上《论语》《孝经》《尔雅》,一并书于泥壁。泥壁日久易污,齐皞、韦公肃等代以木板,而木板亦易圮剥,故郑覃在大和七年(833)将张参所书十二经重新校勘上石,至开成二年(837)刊成。开成石经所刊十二经完全与科举考试的大经、中经、小经契合,是唐代中央颁布的官定文本。张参取《说文》、熹平石经、《字林》《释文》校勘、规整十二经文本的文字,撮其要写成《五经文字》,分别正俗,成为唐代经典文字标准。郑覃在张参基础上重加校勘,刻成石经。所以,开成石经既是唐代经典标准文本,也是唐代文字标准字形。
    蜀广政石经兼刻经、注,一则是主事者毋昭裔个人的遭际与夙愿,另则也是受到后唐长兴刊本的影响。尽管蜀石经刊刻绵延一个多世纪,但随着《孟子》自北宋以还逐渐受到重视,最终被蜀石经收刻,昭示儒家经典十三经到赵宋时已基本定型。此后嘉佑和乾隆石经都以此十三经为限,尽管清代有十四经与二十一经之说,仍未能改变此一格局。
    在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坚定文化自信的今天,我们应该借鉴和利用作为汉唐范本的石经。清人研究汉魏经学,在缺少文本实物前提下,不免有夸大今古文经壁垒之弊,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史辨派的研究思路,造成部分认识偏差。近数十年儒家简帛不断出土,学者为追溯其篇章内容来源,急切比照传世经典文献,寻求文本传承序列,不知汉魏今古文的实际差异,也不免失之于简单和牵强。汉魏石经是切实明白的今古文文本,可以佐助认识出土文献与传世本之间的异同。如马王堆《帛易》与上博简《周易》面世,与传世本差异较大,若参校十翼附于上下经六十四卦之后的熹平石经本《周易》,不仅可以勘证《汉志》之说,更可发现先秦有各种《易传》,附经多少也各不相同,十翼附经仅是众多传本中一种主要传本,因被立为博士而成为官学。阜阳汉简《诗》出土,与《毛诗》对照,次序凌乱,被认为是四家诗外之第五家。但若知道熹平《鲁诗》与《毛诗》也有章次不同、篇次不同,更有篇什分隶之异,参以《汉志》汉初传诗或以风、或以雅,靠讽诵记录为书,形成不同师法之说,则阜阳简《诗》亦不过是众多抄本中的一种,并非第五家诗派,即将出版的安大简《诗》亦当作如是观。武威汉简《仪礼》出土,学者为明其来源,仅据十七篇序次与郑注《别录》本不同,推定为庆普本。但汉石经《仪礼》用大戴礼本,其记文与武威简、传世本亦互有异同,各有多寡,由此可以推测西汉十七篇传本绝不止后仓所传大小戴、庆普三家,各篇所附记文是经师根据自习与传授需要而加,并非一家师法的记录,故武威简《仪礼》未必就是庆氏本。清华简《金縢》语句文字与传世本多异,论者恒谓汉儒所改。魏石经《尚书》用马郑古文本,其《无逸》篇叙殷三宗与汉石经文字、语序多不同,经考证是先秦简牍错乱所致,故清华简《金縢》未必是汉儒有意篡改。以上所举,汉魏石经确实有助于我们全面深刻地认识出土与传世文献之差异。
    唐石经被称为“古本之终,今本之祖”。所谓“古本之终”,是其文本历经累朝校勘而后成,其他各种抄本却因之失传。所谓“今本之祖”,乃谓后唐长兴刊本与孟蜀石经,以及宋景德以后刊本,无不以唐石经为蓝本。且开成石经文字严格依照唐代标准字样镌刻,唐代字样书《干禄字书》《五经文字》都是参取《说文》《字林》六书笔意而定,很大程度上排斥了写本时代的俗写别体,故唐石经可称为楷书写本时代的范本。刻本兴起后,讹体简笔、别字俗字代有兴替,致使今人认不清某些字形的正俗,而唐石经却给我们一个一千多年前的标准。抑不仅此,我们还可以通过唐石经文本和字形,参取《五经正义》和《经典释文》、六朝碑刻引经,来探考或恢复六朝经典部分文本的样貌,由此再与汉魏石经、出土简帛参证,以观儒家经典在先秦汉魏六朝的流变,认识今古文经学的消沉与融合。
    写本时代石经的文本和文字价值已如上述,刻本时代的石经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但亦各有特点。嘉佑石经是严格按照景德国子监本镌刻,最具长兴、景德本样貌,绍兴石经亦是抄录北宋国子监本而融入南宋书法特点,都是珍贵的宋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随着洛阳汉魏石经的出土,曾掀起一股研究热潮,不久即偃息而淡出学者视野。有鉴于石经文本与文字之价值,我们搜集二十世纪有代表性的论著一百余篇,纂辑为《二十世纪七朝石经专论》,冀能吸取与承继二十世纪已有成果,助力于当前儒家简帛与传世文本的综合研究。
      (作者:虞万里,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儒家石经文献集成”首席专家、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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