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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12月20日，是澳门回归二十周年，是个值得特别纪念的日子。澳门在回归祖国之后，文化遗产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2005年澳门古城成功登录世界遗产名录，2014年特区政府通过澳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法规，都是这方面的最好例证。为了深入推动澳门考古学研究工作，澳门文化局文化遗产厅与内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开展合作，极大地推动了其文化遗产事业的基础研究。 一、从澳门渔村到澳门特区 澳门位于中国大陆南端，与广州、香港三地鼎足分布于珠江口湾（伶仃洋）之外缘。明朝初年澳门还只是一个小渔村，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以晾晒货物为名借机入据澳门，并自此开始对澳门不断锐意经营，包括建立教堂、开设学校、建造防御工事（大炮台）等。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海上贸易的不断发展，明清之际的澳门发展迅速，从昔日“孤悬海表”的渔村一跃成为中国沿海最重要的贸易口岸和中西交往的中心地，所谓“广州诸舶口，最是澳门雄”。 回望历史，澳门经济和历史地位的兴起固然得益于葡萄牙人的经营，但也造成了中国被西方列强霸凌的事实。1887年12月1日，葡萄牙与清政府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和《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正式通过外交文书的手续占领澳门，并将此辟为殖民地。1949年，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党和国家一直在为香港和澳门两处殖民地的回归不懈努力。1984年，邓小平首先公开提出用“一国两制”解决澳门的历史遗留问题。为此中葡两国政府展开了四轮谈判，并最终于1987年签订《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及两个附件。1999年12月20日，中国政府正式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二、澳门考古从零开始 经过四百多年欧洲文明的洗礼、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共存，澳门成为一个风貌独特的城市，留下了大量历史文化遗迹，其中以圣保禄学院遗址最为典型。圣保禄学院是天主教耶稣会在澳门创立的一间高等学院，自1594年创办，至1762年关闭，前后历时168年。它不仅是传教士在东亚地区的集中寄居地，更是远东地区第一所具有现代大学意义的教育机构，深刻影响了中国内地乃至东亚地区现代教育的发展。 2005年7月15日，以旧城区为核心、由22座位于澳门半岛的建筑物和相邻的8块小广场组成的“澳门历史城区”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了中国第31处世界遗产，其中就包括了与圣保禄学院遗址关系密切的圣保禄教堂前壁（俗称“大三巴牌坊”）。2005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专家在访问澳门时指出：“大三巴昔日历史肌理被切断，应想办法缝合，以及做更全面的考古发掘，寻找更多历史遗存，加深其价值的展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需要符合国际准则，其中真实性、完整性是最基本的要求，因而通过考古工作全面了解圣保禄学院遗址分布范围和平面布局，显得尤为迫切。 从1887年葡萄牙人割据澳门，直至1999年澳门回归祖国怀抱的一百余年内，澳门的考古工作开展极为有限，没有专业的考古组织，成规模的考古工作基本为零，有限的一点考古工作也主要依赖于葡萄牙人和邻近的香港地区。澳门回归之后，特区政府开始逐渐恢复并重视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即为一大亮点。然而，由于考古方面专业人才的匮乏，在回归之后的十年时间内，仅开展了如“氹仔前海岛市政厅地下室石结构遗址”等少量考古发掘工作。 2010年，在澳门文化局的邀请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门成立澳门考古队，对圣保禄学院遗址进行了全面调查和发掘，开启了澳门考古的新篇章。值得强调的是这是内地与澳门第一次合作进行考古发掘，也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一次。 通过多年持续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不仅为澳门考古工作的开展打开了局面，也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层面推动了澳门文物政策的完善。2014年3月1日，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式颁布实施。同时，澳门考古队还为澳门培养了一批年轻的考古力量，他们如今已成长为澳门考古的中坚。主要负责澳门地区文物和古建工作的“澳门文化局文化财产厅”还更名为“澳门文化局文化遗产厅”。 “一国两制”是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制定的一项基本国策。在“一国两制”理论指导下，澳门在回归后重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走上同祖国共同发展、永不分离的宽广道路。回归二十年来，澳门经济平稳增长，对外交往日益活跃，同祖国内地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各项事业取得全面进步。在文物考古事业方面的成就非常突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澳门文化局的合作及相关工作推进、机构变革、法规制定就是一个重要例证。 三、考古确定海丝申遗点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塑造湾区人文精神”，兴人文、强文化，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文化中心。而高度的文化认同与文化自信，是澳门发展壮大不可或缺的强劲动力。 澳门地区占地仅30余平方公里，但拥有一组由多达30个点组成的世界文化遗产，还保留了众多与海上丝绸之路关系密切的教堂、墓地、寺庙、码头、军事防御设施等历史遗存，同时还有数十座博物馆及各类历史人文景观。 在明朝中期大规模海禁的大背景下，澳门在16-19世纪是广州最重要的对外泊口及对外贸易中转港，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在与日本、东南亚、欧洲各国乃至美洲地区的交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里往来货物主要是生活用品（丝绸、香料、茶叶）和军用物品（火炮）。频繁的贸易往来和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今日澳门。澳门近现代历史所承载的既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也有东西方文明“和合共生”乃至融合为一的特质，例如由于海上丝绸之路所带来的澳门城市布局的转变。 在葡萄牙人到来之前，澳门只是一个偏僻渔村。葡萄牙人等海外来客为迅速扎稳脚跟，在炮台山、东望洋山、西望洋山等多处高地迅速建立起多座炮台，并在其间建造城墙将之连缀，由此将澳门半岛的北半部隔离出去。随后在澳门半岛南部逐步形成了颇具欧式特色的古城，多处小型广场以及教堂、剧院等欧式建筑与中式衙署、庙祠（图6）、住宅片区交错，和谐自然。在建筑材料和建造技法上，也反映了东西方文明的碰撞和融合。比如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圣保禄教堂前壁和两翼残存的厚实的夯土墙体，就采用了中式传统夯土技术和西式石构建筑相结合的方式；古城内的道路铺设，亦是中式石板路和具有南欧风情的黑白马赛克相映成趣。 新中国成立70周年来，我国文物考古事业发展迅猛，如今已稳步迈入文化遗产大国之列，澳门文化遗产保护亦为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重要一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联结中国与世界的门户，澳门是当时中国与世界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方面相互学习、认识、交流的纽带。澳门的开埠与远航通商为东西方文明在真正意义上的接触和交流打开了一扇大门，对中国和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和由此引发的历史变迁产生了重大影响。2019年5月，在南京举办了海上丝绸之路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的联席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澳门特区和长沙市加入海丝保护和联合申遗城市联盟。 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世界遗产申报需要物化的载体，基于圣保禄学院遗址新的考古发现，澳门特区政府决定将其作为海丝申报的重要选点之一。2010至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圣保禄学院遗址内发现一处大型基岩坑，坑口呈圆形，直径约6米、深近10米，出土大量青花瓷器及建筑构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大量“克拉克”类型外销青花瓷的发现。据比对研究，这些瓷器的年代集中于明万历后期至天启、崇祯时期，部分晚至清代早中期，瓷器的产地主要是江西景德镇，也不乏来自福建漳州和广东沿海各地的产品。出土遗物反映了澳门在陶瓷贸易方面的繁盛往来，也证明圣保禄学院是西方商人、士兵、传教士及附属人群的聚居地。 四、考古人的历史担当 没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就不可能有发自内心的责任担当，就不可能完成艰巨而光荣的历史使命。继2010—2012年的考古发掘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原澳门文化局文化财产厅的考古同仁们，又联合于2015年开启发掘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工作。《澳门圣保禄学院遗址2010—2012年考古发掘报告》已基本完成，计划于今年年底正式出版。这既是中国内地与澳门地区合作完成的第一部考古报告，也是澳门第一部历史时期考古报告，其重要性与里程碑意义对于澳门考古及文物事业不言而喻。该报告的出版对于深化圣保禄学院遗址研究、澳门历史考古研究、中葡贸易史、中外文化交流以及中国外销瓷、海上陶瓷之路研究亦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历史文化的有力物证，文物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宝贵遗产，而且是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澳门的文化遗产保护与研究，如圣保禄学院遗址，面对的不仅仅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物证，更囊括了西方列强在华的文化遗留，将之保护好并研究好是一种对外文化强大及学术实力提高的象征，有助于提高我们在国际学术界的话语权，也是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有效手段。 澳门考古学研究的深入，特别是以圣保禄学院遗址为代表的物质文化研究，对于促进“一带一路”文化遗产保护与交流合作，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南亚廊道跨国申遗工作的推进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对于中国内地扩展与港澳台地区在文化遗产方面的交流合作也具有重要作用。 （作者：沈丽华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