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冈石窟，强调“历史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资源，要始终把保护放在第一位。”在新中国石窟寺保护工作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以保护文物为使命，以磐石般的坚定意志，奔走于祖国的山山水水、穿梭于大大小小的石窟之间。他们用理论和实践守护着石窟，开辟出一条从保护理念、原则到技术的文物科技保护之路。98岁高龄的余鸣谦便是早期的贡献者。 1943年，余鸣谦从北京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毕业后，便投身文物保护事业，心无旁骛一辈子。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 （现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工作，是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的发起者之一。他深耕石窟寺保护事业30余年，主持参加过多次具有开创意义的石窟寺保护工程。近日，我们采访了这位新中国石窟寺保护的功臣。 从1951年参加敦煌莫高窟状况调查开始，余鸣谦多次去往敦煌。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莫高窟，人烟稀少，黄沙漫天，恶劣的自然条件并没有让他们止步，调查、勘测、设计从未停歇。1956年，他带着杨烈、律鸿年完成了第248—260窟早期北魏洞窟的勘察测绘、加固设计。这是上世纪50年代敦煌最大规模的加固工程，也是我国第一个石窟寺试验性加固工程。 1962年，国家文物局成立了以余鸣谦为组长的石窟保护组。石窟寺保护的“国家队”日益壮大。余鸣谦带着大家前往各地石窟调研，同时多方寻求科技协作。他们会同中国科学院中南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地质学院，选择以云冈石窟第1窟、第2窟为加固保护对象，联合组建石窟寺加固保护项目组。经过几年研究试验，石窟寺岩体裂隙加固材料等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并在石窟保护中得到广泛应用。可以说，这是新中国石窟寺科技保护的发端。这次研究也确立了许多原则，如保护材料要进行适用性试验，不能改变文物本体原状和颜色。这为我国“不改变文物原状”保护原则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持。 1973年，云冈石窟展开了大规模的抢险加固“三年保护工程”。山西省委成立了云冈石窟维修工程领导小组，明确工程由余鸣谦负责。 “三年保护工程”的中心任务是解决洞窟裂缝崩塌的问题，确保石窟安全。1974年春季工程启动，在这3年里，除了冬天冰冻不能干活外，余鸣谦等工作人员都在云冈的工地上，住在石窟附近村子的戏台里。他们按照“抢险加固、排除险情、保持现状、保护文物”的工作原则，先易后难，根据不同洞窟险情的轻重程度，分别对待。采取的措施主要是灌浆、锚固、补砌、支护等，使那些悬石裂隙加固、残断落石归于原位。 比如，云冈石窟的露天大佛，最早并不是露天的，是因为塌陷后才成了露天大佛。塌陷最严重的是大佛的西边。余鸣谦说，这个窟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一个洞窟，里面隐藏有中心柱子，当时快要倒了，大坐佛的胸部已崩塌成几块。经过反复实验，他们采取环氧树脂化学灌浆与锚杆加固相结合，将塌了的石块黏结起来，恢复了坐佛的完整性，同时对岌岌可危的窟顶也进行了保护处理，以免再次坍塌。 3年的加固，排除了第5窟至第20窟的危岩险情，基本保持了洞窟的稳定性，挽救了一大批濒临崩塌的洞窟及雕刻。1976年9月，国家文物局组织验收组对工程进行验收，对其工作高度评价。工程中采用的围岩裂隙灌浆加固技术，荣获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奖。 余鸣谦从事的工作多在荒郊野外。问起当年困顿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他没有只字怨悔；说到工作成绩，却多归于他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夫唯不争，故无尤。”这是余鸣谦自书《道德经》里的一段话，挂在书房写字台前，代表了他内心的千言万语。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