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代文学通论》，查洪德著，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12月第一版，258.00元 为查洪德教授《元代文学通论》一书所吸引多少是一个“意外”。作为书评编辑，要“对付”大量新书，一本书总是先读前言后记目录，但大多数书的阅读却也仅止于此，此乃不得不如此的常态。读《元代文学通论》，也是照此行事：先读后记和附录，即颇受震动；再读绪论，兴趣则更加浓厚；本来元代文学完全在自己阅读范围之外，竟欲罢不能，百万言的三册，月余时间内，断断续续，居然读完了！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说：“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此说影响极大。就一般读者而言，对元代文学的了解也仅限于杂剧和散曲。《西厢记》《窦娥冤》等几部杂剧，《天净沙·秋思》《山坡羊·潼关怀古》等若干散曲，就构成了我对元代文学的全部认知。而《元代文学通论》主要以元代文献为依据，全面考察有元一代文学的各个方面，涵盖元代诗歌、文章、散曲、杂剧等体裁，对元代文坛随时间而衍变、因地域而散布的样貌，对元代文坛诸多特征、风气和流派等，都作了细致深入的分析梳理，元代文学独具的特色和独有的价值亦由此显现。读此书，深感元代文学绝非自己以前想象的那么贫乏，也深感我们从一般文学史教科书上读到的论断没那么值得信赖。 查洪德先生现为南开大学杰出教授，中国元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可谓名校名教授。不过，翻看他的履历，却不难看到他问学之路的不易。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就读于安阳师范专科学校（安阳师范学院前身），毕业后留校，先是从事教学行政工作，后调到学校学报编辑部，曾任安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这中间，他刻苦深造，取得博士学位。1990年代初，跟从元代文学研究大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修生先生访学，参与《全元文》项目，开始大规模阅读元代文献，一步步在元代文学研究领域登堂入室，成果累累。“我只是老老实实读了些元代文献（还有不少没读），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做学问也许不需要特别大的本事，但需要老实。”“阅读了元代文学的原始文献，回观以往对元代文学的评价，就感觉不够客观。但如何客观评价，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说是很艰难的事。这就需要奠定求真的决心，拿出求真的勇气，下足求真的功夫，追求文学史的真实。”老实、决心、勇气、功夫……这些词汇，刻画出一个真正学者的态度和追求，令人感动。 学术研究的宗旨在求“真” 中华读书报：拜读三卷本《元代文学通论》，深为大著对一系列元代文学史成说的颠覆而震撼。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陶文鹏研究员认为大著“许多章节论题和观点发人所未发，具有重大学术价值”（《光明日报》2020年5月2日），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系张红波博士认为“《通论》中众多结论与目前通行观点大不相同，甚至有截然相反之处，势必会对今后的元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产生重大影响”（《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10日》）——专家的话印证了我作为外行读者阅读大著的感受。不过，在谈大著之前，能否请您介绍下您的治学经历，您是怎么走上研治元代文学的道路的？ 查洪德：非常感谢《中华读书报》对《元代文学通论》的持续关注。《元代文学通论》出版后受到媒体和学术界如此关注，我是没有想到的。书去年12月出版，今年1月就上了《光明日报》“光明书榜”，3月又上《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此外《团结报》《深圳晚报》也推荐了这部书。世界读书日的前一天，《名作欣赏》公众号还以“读书日专题”推送了书的后记。陶文鹏先生写了书评，以陶先生的资望、地位、影响力评我的书，我感到惶恐。贵报发了张红波先生的文章，我不认识张先生，谢谢他给《通论》如此高的评价。我看到文章的题目（《为元代文学正名》）时，感到有些意外。 近来微信群里有不少对《元代文学通论》的评论。和您一样，大家关注书中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说法，肯定这些说法，说是重要的学术贡献。我想在这里作些说明，顺便回答我“怎么走上研治元代文学的道路的”。重新认识和评价元代文学，还要从上世纪末说起。上世纪90年代，是元代文学研究的转折期。1991年，邓绍基先生主编《元代文学史》出版，那是重评元代文学的开始。同时，李修生先生主编《全元文》项目上马，吸引了一大批年轻人参与编纂。这些人中的一部分，至今仍坚持元代文学与文献的研究，我是其中的一个。在这群人中，对于元代文学的不少问题，都形成了与以往流行观点不同的看法。从事学术研究多年，我从未刻意求新。我追寻的，只是客观，或者叫做“真”吧。求真就必须实。我只是老老实实读了些元代文献（还有不少没读），把自己的想法写了出来。做学问也许不需要特别大的本事，但需要老实。元人刘秉忠有一首论诗诗，我借来谈学术：“诗如杂剧要铺陈，远自生疏近自新。本欲出场无好绝，等闲章句笑翻人。”（《近诗》）在我看来，《元代文学通论》只是寻常话语、“等闲章句”。“等闲章句”却能“笑翻人”，那是意外效果。也许一些读书所得，积思所悟，在自己是寻常话语、“等闲章句”，而别人可能感觉不寻常，非“等闲”，获得了意外效果。 我在《通论》后记中说，我们这一辈人，对于元代文学研究，做的只是“两个基本”：整理基本文献，提出基本问题。整理基本文献，有几位朋友做得多一些。提出基本问题，可能我做得多一些。我们这些人，从90年代初到现在，一直在做元代文学与文献的研究与整理，由此阅读了元代文学的原始文献，回观以往对元代文学的评价，就感觉不够客观。但如何客观评价，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甚至说是很艰难的事。这就需要奠定求真的决心，拿出求真的勇气，下足求真的功夫，追求文学史的真实。其中种种艰辛，不必细说，但克服困难，步步前进，只在于坚持、坚守而已。 我就是这样走上研治元代文学的道路的，并一直走到了今天。这里更需要说的，可能是从何处入手走上研治元代文学之路的。正好在1990年，我到北京师范大学跟从李修生先生访学。此前我发表过两篇研究元代曲家郑廷玉的文章，当时我在安阳师专工作，郑廷玉是当地曲家，李修生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建议是作彰德地区的戏曲研究（安阳在元代为彰德府路，在明清为彰德府）。我觉得做戏曲研究自己没有优势，且别人研究已经相当充分。我希望借参编《全元文》的契机，做当时还不受关注的元代诗文研究。那时有人倡导加强文学史薄弱环节的研究，也契合我的想法。这想法得到李先生支持。但入手后感觉困难很大，问题很多。正是这些问题和困难，引我步步前行。这期间有幸得到邓绍基先生的高度关注，几乎我每走一步，邓先生都给予肯定和鼓励，并对我寄予厚望。于是我无法停下脚步，只能艰难前行。 中华读书报：在很多像我这样的非专业读者这里，元代文学往往构成一个盲点，对其重视的程度也远不如对先秦、两汉、魏晋、唐宋等时段。请问在专业的古代文学研究中，元代文学研究的现状如何？ 查洪德：您所关注的，其实是很多人普遍关注的。您想了解的，也是很多人想要了解的。您的提问包含了很重要的问题：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处于怎样的地位？进一步说，元代文学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化贡献了什么？我们为什么应该关注元代文学？以往评价元代文学的地位，大致是两句话：其一，即王国维所说“元之曲”为有元一代之文学。其二，元代是中国文学史的转折时期，表现有二，一是俗文学取代雅文学，占据文学的主体地位；二是叙事文学较之抒情文学发达，戏曲和小说取代了诗词的主体地位。现在看来，这种认识需要修正。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确实具有很特别的位置，其中一个显著的标志是，元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大格局形成时期。中国古代文学所有文体，在元代齐聚文坛。在这一意义上说，研究中国古代文学不高度关注元代，恐怕是不行的。 从更重要的意义上说，元代是中华民族精神共同体形成时期，而文学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元代文人观念里，大元朝的建立，是中原疆域向四外的极大拓展，“四振天声，大恢土宇，舆图之广，历古所无”，因取《易经》“乾元”之义，定国号为“大元”（图克坦公履撰《建国号诏》），“我元四极之远，载籍之所未闻，振古之所未属者，莫不涣其群而混于一。则是古之一统，皆名浮于实；而我则实协于名矣”（许有壬《大一统志序》）。由此，王化大行，无远弗及。千百年的胡汉对立终于消除，“蒙恬剑下血，化作川上花”（陈孚诗），庆幸于“华夷一统太平秋”（耶律楚材诗），真正实现了“天下车书共一家”（张昱诗）。 20世纪初至今的一百多年，元代文学研究的历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世纪初，一方面受明人“元无文”“元无诗”观念的影响，一方面又认为小说戏曲乃“无学不识者流”的“淫亵之词”，应该烧毁，结论是：元无文学。第二阶段，以元曲为元“一代之文学”，从王国维《宋元戏曲考》、吴梅《中国戏曲概论》出版，一直到20世纪末；第三阶段，加强元代文学史薄弱环节研究，发掘诗文等的价值，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第四阶段，近些年，以通观视野对元代文学作整体性研究，认识元代文学的一体性，进而认识元代文化的一体性，为中华文化的一体性、中华精神共同体的形成这一重大认识提供参考。《元代文学通论》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元代文化精神与多民族文学整体研究”（2010年立项）成果。可算是这方面的尝试吧。 现在可以大致梳理一下元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了。分体裁说，元代戏曲（杂剧与南戏）研究的历史最长，成就最高。元代戏曲在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地位，不能动摇，也不容动摇。不足的是，上世纪90年代以前，戏曲的文学阐释，以阶级性、人民性为评价标准，对作品作反封建、反传统、反民族压迫的解读，这是偏差。90年代以后戏曲研究逐渐趋冷，但也出版了几部重要的著作。元代散曲研究，90年代以后取得了较大的成就，是元代各体文学中研究比较成熟的部分。元词研究，与散曲一样，90年代后曾取得重要成果，但多在20年前，近些年进展不大。元代诗文与诗文理论批评研究，90年代以后逐步兴起，但形成气候，是近十来年的事，目前发展态势很好，形成了一个年轻而有朝气的研究队伍，有一批受关注的年轻学者，在古代文学研究界为数极少的青年长江学者中，元代文学研究界占两位。这些年，新视角、新思路的课题和成果不断涌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立项数量，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类项目中占了相当比重。但就目前所处的研究阶段看，文献整理方面，基本文献整理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深度整理与作品的精细解读，还远不够。史与论的探讨方面，基本问题逐步提出，深入的探讨有待推进。其他文体的研究，如话本、文言小说等，进展不大。另外，随着笔记研究进入研究者视野，元代笔记也开始引起注意。至于打通文体、地域、民族，对元代文学作整体把握，则是近些年的事。 总而言之，不管是文献的整理，还是史论的探讨，元代文学研究都依然任重道远。与中国古代文学其他时段的研究情况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这几年，李修生先生多次说，元代文学研究刚刚开始。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客观的判断。 元代为何长期未开科举 中华读书报：研究元代文学，不能不关注元代读书人的社会地位问题。有一个“九儒十丐”的说法流传特广（据说尽人皆知的“臭老九”一词，或即源于此）。很多元史学者已指出，此一说法不能当作信史看待。这一说法最重要的文献依据是南宋遗民谢枋得的一段话，但谢枋得不过是引用“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的话，当不得真。您在书中说，谢枋得文章是在“批判宋代科举制度造成了科举程文无用之士”，谢在宋亡入元后第九年即称“文运大明，今其时也”，“他为人们可以抛弃‘场屋无用之文’而作‘经天纬地’有用之文而欢欣鼓舞”。这里的解读会不会有点矫枉过正？毕竟，谢枋得是誓不降元并绝食而亡的文天祥一般的人物啊，他对元朝停办科举未必会欢欣鼓舞吧？ 查洪德：你提出的既是很好的问题，也是很重要的问题。这是两个问题，其一，谢枋得对新朝的态度；其二，谢枋得对科举的态度。 先说谢枋得对科举的态度。这要多说几句。在宋元之际、金元之际，都形成了科举误国的舆论，谢枋得就曾说：“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程汉翁诗序》）和他同时的刘壎，对这一说法表示极度赞同，说：“科举程文之士，误我国家，传笑万世。此则诚为至论。”（《隐居通议》卷十六）这是当时很多人对科举的态度。他们认为，科举之弊之害，是多方面的。科举造成无法挽救的诗文之弊，进而败坏世道人心。由宋入元的黄庚就说：“唐以诗为科目，诗莫盛于唐，而诗之弊至唐而极；宋以文为科目，文莫盛于宋，而文之弊至宋而极。甚矣诗与文之极其弊而难于其起弊也。”进一步：“国以诗文立科目，非世道之幸；士以诗文应科目，又岂人心之幸？宜古道之滋不可挽也。”可以看出，时人对科举，已经到了痛恨的地步。在他们看来，停科举，是诗文的大解放：“自科目不行，始得脱屣场屋，放浪湖海。凡平生豪放之气，尽发而为诗文。”（《月屋漫稿序》）与黄庚同时的戴表元，也力言科举造成诗弊，说在宋时：“诸贤高谈性命，其次不过驰骛于竿牍俳谐场屋破碎之文，以随时悦俗，无有肯以诗为事者。”（《方使君诗序》）用“俳谐场屋破碎之文”称呼科举程文，可见他们的憎恶程度。要知道，谢枋得、戴表元这些人，是中过进士的。他们的批判，决不是科场失意者的个人痛疾之语。 在北方，由金入元的文人，反科举的声音同样强烈。与宋人的意见大致近似，人们批评“时文之弊”，“言诸生不穷经史，唯事末学，以致志行浮薄”（《金史·选举志》）。元好问说：“时间初泰和大安间，入仕者惟举选为科。荣路所在，人争走之。程文之外，翰墨杂体，悉指为无用之技。”（《故河南路征收课税所长官兼廉访使杨公神道之碑并序》）视有用之技为无用，必是无用之人。 元初北方的儒士，有义理之士、经济之士、词章之士。三种人对待科举的态度不同。前两种人都坚决反对科举，词章之士要求开科，他们说是“俗儒守亡国馀习”（姚燧《董文忠神道碑》）。反科举的意见，占有压倒性优势。以往说，蒙古人反对开科举，这种说法缺乏文献依据。当时多数汉族文人坚决反对开科。 再说谢枋得对新朝的态度。以往把谢枋得不仕元解释为坚持民族气节，是对元政权的敌视。真是如此吗？这个问题很容易说明。“九儒十丐”说出自谢枋得的《送方伯载归三山序》，这篇文章本身就可说明问题。方伯载是一位年轻人，他要回乡，大约由于人生不如意，有才而不为世用。谢枋得写了这篇文章为他送行。文章说，现在儒者（科举程文之士）之所以贱，是因为无用。你方伯载“有远志，强记而善问，落笔皆英气，薄科举程文不为”，会有机会为当世所重的，你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天下岂终无好文章乎！古之所谓经天纬地曰文者，必非场屋无用之文也。子既薄场屋之文而不为，文而经天纬地，必有所传矣。”“子能为董公、为子房、为四皓，帝必不敢以儒之腐者、竖者待子矣。安知以文章名天下者，不在子乎！安知使儒道可尊可贵者，不自子始乎！”你应该抱积极的态度，为当今社会所用，以有用之才，改变儒者被轻视的状况。谢枋得本人不仕元，因为他是前朝官员，古人重出处大节，他坚守的，是义不仕二朝。对年轻人，他鼓励为时所用，鼓励积极有为。这就是谢枋得对当时政治的态度，当然也是对新政权（“帝”，只能指忽必烈）的态度。原始文献如此，不需要解读。 中华读书报：另一值得注意之点是元代文化政策，就是统治者不重视文化建设，也不干预文学创作，大著写道：“元代是自秦汉以来唯一没有文字狱的朝代”，“骂官员，贬胡人，甚至揭皇帝之短的内容，在元代诗文皆可见。可写所欲写，能言所欲言，在中国古代，是特别可珍视的”。这确实是很难想象的。 查洪德：元代是中国古代自秦汉以后唯一没有文字狱的朝代，是学界共识。元代文人地位不高，这是事实。但文人历来重心理感受。元代文人不用担心因言招祸，他们活得坦然，是难得的。我们应该关注的，是这些社会现象如何影响文人心灵，进而对文学产生重要影响。 先比较元末和明初两个典型事例。元顺帝幼时，元文宗曾下诏说他不是明宗的儿子，诏书是虞集起草的。等顺帝即位，就有人想借这事整虞集。如果在其他朝代，其祸绝不仅仅是杀头，但元顺帝却说：“此我家事，岂由彼书生耶？”虞集也就没事了。元明之际诗僧释来复（见心），在元末活得很潇洒。入明，他并未意识到不能继续潇洒了。有次朱元璋请他吃饭，他写诗谢恩，后四句是：“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叠滥承天上赐，自惭无德诵陶唐。”朱元璋大怒，说：“汝诗用‘殊’字，是谓我为‘歹朱’耶？又言‘无德诵陶唐’，是谓朕无德，虽则欲陶唐诵我而不能耶？何物奸僧，辄敢大胆如此。”（郎瑛《七修类稿》卷四十七《明天渊》）杀头！这里有些演义成分，但基本是事实。这些事件，对文人心理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在元，可放言无忌；入明，则噤若寒蝉。由此，我们不难对两个时期的文坛状况作出基本判断，进而对两个时期的文学价值作出推断。 明代朱权《太和正音谱》说元人散曲有所谓“不讳体”，也叫“盛元体”，其体“快然有雍熙之治，字句皆无忌惮”。这是说散曲，杂剧当然也是“字句皆无忌惮”。这些论断，可以从元代文学文献中得到印证，并非夸大其词。 《窦娥冤》“反映阶级压迫”？《西厢记》“反封建”？ 中华读书报：美国汉学家奚如谷撰写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元代部分指出元代文学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个即为白话文学的成熟。我们读元代文学，都会注意到其中通俗文言体、口语体文字颇不少，另外《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书》等半白半文的历史小说在文学史上也很重要，大著似没有予以特别关注。 查洪德：确实未能关注。张红波先生的文章（《中华读书报》2020年6月10日《为元代文学正名》）已经指出了。除了您和张先生提到的，拙著未能论述的还有元代的白话碑，蒙古族文学经典《蒙古秘史》，数量众多的元代笔记（特别是其中的域外游记更是元代文学具有独特价值的部分）。这些内容之所以没有关注，是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具体深入的研究，没有发言权。在此前提下，作些情况介绍和说明。 首先想说明的是，20世纪元代文学研究界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认为在元代，白话的俗文学已经占据了文坛中心的位置，传统的诗文则处于文坛的边缘。这种观点至今还有影响。这不符合元代文学史的实际。元代文学是雅俗并存，互相之间也没有20世纪研究者描述的那种矛盾。《元代文学通论》第十二章《文坛特征论之二：雅俗分流》对此有说明。这一章内容先期以《元代文坛的雅俗分流》为题发表在《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2期，《新华文摘》2010年第8期转载。在元代，白话俗文学还不能与诗文抗衡。元代一些诗文词曲兼擅的作家，比如贯云石，我们现在说他是曲家，其实在当时，他首先是文章家，其次是诗人，没有人说他是曲家。 其次，有些问题我有过关注，或者正在做，而没有纳入到这部书中。这有两部分。其一是元代笔记，我正在主持《全辽金元笔记》项目，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有一个团队在做，明年出版第一辑。我们对元代笔记做文献普查，得到的结果是，现存元代笔记近270种，近900卷，这是超出人们想象的，其文献价值也很高。其二是与草原有关的文学活动与文学作品。近些年来，内蒙古的学者展开草原文化与草原文学的研究，成立了草原文学理论研究基地，设在内蒙古民族大学。2016年基地成立，举办了草原文学论坛，我有幸受邀参加。在 会上我有一个发言，对草原文学的概念和特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的一些基本看法，逐渐为内蒙古的同仁们认同。我觉得，作元代文学的研究，应该关注草原，关注草原的文化与文学，以及它给中国文学带来了什么。元代文学的有些问题，可以从这一视角审视。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有人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再次要说明，《元代文学通论》是以通观视野对元代文学作整体性审视。元代文学构成复杂，地有南北，人有华夷，体分雅俗，由此形成了元代文学的诸多板块。所谓通观视野下的元代文学研究，就是将元代文学中这各具特色、各自发展的多个板块，纳入元代文化精神这一总的视域作整体观照，不再区分文体、地域及作家的民族身份。从这一角度说，《元代文学通论》不一定具体讨论所有文体。书中对元代文学的总体认识，是建立在所有文体基础之上的。 中华读书报：对于元杂剧，今人评价很高，尤其对其主题思想赞誉有加。例如顾学颉选注《元人杂剧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选入16种杂剧，将其分为五类，第一类为“反映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的悲剧”，如《窦娥冤》《陈州粜米》等，第二类为“正面描写反抗封建统治的农民英雄人物的喜剧”，如《李逵负荆》等。您的看法与此不大相同，大著指出：“在20世纪，严重影响元杂剧研究的，是阶级性、人民性评价标准”；“在元杂剧的研究中，先验地以反传统意识解读元杂剧，以反映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为标准评价元杂剧，导致对杂剧作家作品的曲解”。您指出元杂剧绝非反封建、反道德，而是“厌乱思治”（第三章），体现出“淑世精神与社会重建意识”（第二十三章）。但是，像《窦娥冤》这样的作品不是可以解读为一种代表底层人民的反抗精神吗？《西厢记》不可以解读出赞美恋爱自由的反封建思想吗？ 查洪德：这里提出的确实是重新认识元代文学特别是元杂剧主题的关键问题。 先说《窦娥冤》。《窦娥冤》是不是“反映阶级压迫”“代表底层人民的反抗精神”，只能从作品本身看。 首先要问，在《窦娥冤》里，谁属社会“底层”？窦娥是吗？不是。窦娥一方的窦天章、蔡婆婆是吗？更不是。窦天章读书读到可以“上朝取应”，可以被看作社会“底层”吗？他当时因“时运不济，功名未遂”，一时陷入困境。他出场时，就是一个潜在的上层社会人物。果然再来时，已是参知政事，朝中二品大员。“家中颇有些钱财”的蔡婆婆是一个高利贷者，食利阶层，用阶级划分法，她属剥削阶级。窦娥不管是附属于窦天章，还是附属于蔡婆婆，都不在社会“底层”。出事之前，窦娥的苦，是心灵的煎熬。至于物质生活，她自我描述其生活环境是“锦烂熳花枝横绣闼”“剔团圞月色挂妆楼”，生活是很优裕的。事件发生时，她和蔡婆婆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经济共同体，她怎么能“代表底层人民”？真正属于“底层”的，反倒是加害她们的张驴儿父子。 其次，我们看窦娥案是如何形成的。蔡婆婆虽然“家中颇有些钱财”，但没有自我保护能力。加害她的是什么人呢？第一个是赛卢医，是个生意萧条的穷医生，因穷极铤而走险，要杀害蔡婆婆。这是整个案件的起因。由此引来了张驴儿父子，这父子（两个光棍）属流氓无产者，地痞无赖，真正是除了体力一无所有的社会“底层”。尽管他们经济上赤贫，但可以对蔡婆婆施加身体暴力。对此，蔡婆婆和窦娥，都无力对抗。因他们的讹诈和逼婚，才有了后边一系列事件，包括关键情节“毒死公公”。在张驴儿父子的逼迫下，蔡婆婆一开始就屈服了。窦娥之所以不从，第一是道德观念的支撑，当然她也不会看上张驴儿；第二是相信有官府为她做主。官府的作为，决定了事件发展的方向。不幸的是，她遇上了昏官。这楚州太守桃杌昏庸而又颟顸。桃杌，是“梼杌”谐音。上古的梼杌是一个“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嚚，傲很明德，以乱天常”（《左传》语）的家伙，是一个顽冥不化、搞乱天下的人。这很有象征意义。桃杌断案，没有支持有钱的蔡家，却听信地痞无赖的诬陷之词，武断地判窦娥死刑。这样看就很清楚了：窦娥案的发生，是因为社会混乱。私放高利贷和地痞横行，都是社会混乱的标志。社会混乱的原因，当然在官府，官府不能有效治理社会。平时没有正常行使管理社会的职责，关键时候又胡乱断案，窦娥悲剧由此形成。窦娥明确揭示了问题的关键：“这都是官吏每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窦娥心目中的保护者，却成了最终的加害者。窦娥案平反的契机，是窦天章的归来。他是窦娥的父亲，这点其实并不重要，那只是方便窦娥鬼魂的诉冤。关键是，他已由原来的潜在上流社会成员，变成现实的权力行使者，关键是他有“势剑金牌”，能“威权万里”，这些是皇帝赋予的权力。窦娥案的平反，标志着官府职能的恢复（尽管只是剧作家的愿望），而非“底层人民反抗”的胜利。去除一切预设的观念，客观看《窦娥冤》故事，它与“反阶级压迫”“底层人民的反抗精神”，都没有关系。现在再读《窦娥冤》的经典唱段[滚绣球]：“有日月朝暮悬，有鬼神掌着生死权。天地也，只合把清浊分辨，可怎生糊突了盗跖、颜渊。……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感觉与原来应该不同。 再看《西厢记》的“反封建”问题。可以这样说，用“赞美恋爱自由的反封建思想”解读《西厢记》，是把现代人的价值观加给了古人。什么是“反封建”？所谓“反封建”，或者反“封建”的制度，或者反“封建”的观念。元代的杂剧作家，这两点显然都不可能。 以往的研究认为《西厢记》提出了“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美好理想，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意识。如果说愿“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就是反封建，那就应该证明，这一愿望是与封建观念对立，不能为封建观念所容的。也就是说，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与符合礼法的婚姻，两者必然对立。以感情为基础的婚姻，必然不合礼法；合礼法的婚姻，一定缺乏感情基础。作家作品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出选择，不能既维护礼法，又提倡情感。事实是这样的吗？唐代的李德裕，是一位“封建”士大夫，但他有《鸳鸯篇》诗，说“君不见昔时同心人，化作鸳鸯鸟。和鸣一夕不暂离，交颈千年尚为少”。诗的最后两句说：“愿作鸳鸯被，长覆有情人。”在观念上，这比“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如何？能就此证明李德裕“反封建”吗？元好问有《摸鱼儿》（问莲根有丝多少）词，词序说：“泰和中，大名民家小儿女，有以私情不如意赴水者，官为踪迹之，无见也。其后踏藕者得二尸水中，衣服仍可验，其事乃白。是岁，此陂荷花开无不并蒂者。”他在词中严厉质问：“天已许。甚不教、白头生死鸳鸯浦？”为什么要拆散他们，导致如此人间悲剧！“天”已许而“人”不许，在元好问看来，“小儿女”的私自结合，不仅是正当的，而且是神圣的。在“天”和“人”之间，无疑“天”更具有神圣性。如果“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反封建，元好问就更“反封建”，元好问应该是远超王实甫的“反封建斗士”。但如果看元好问大量的诗文，他却是地地道道的“封建卫道士”。《西厢记》就是把一个始乱终弃的故事，改成了一个读书人科场得意，婚姻美满，花好月圆，皆大欢喜的故事。对社会的批判是有的，但不是“反封建”。崔莺莺的越礼行为，直接表达的，是对老妇人无“信”的不满。“信”是绝不低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道德标准。在元代，男女之间礼防不严，甚至无礼防，是普遍的社会现实。元代社会的当务之急，不是要破除“封建”道德的束缚，而是重建社会基本道德，不存在作家“反封建”的现实社会基础。 元代诗坛不缺名家和名篇 中华读书报：我们知道，唐诗、宋诗乃至清诗的成就都广受认可。存世唐诗大约为5万3千首（陈尚君先生的估计），而《全元诗》收诗为14万首；但唐诗我们可以随口背诵几十首，诗人的名字也可说出一大串，而大多数人对元诗却几乎没有什么概念。难道元诗成就如此惨淡吗？仅从大著的引用来看，像杨维桢、虞集、萨都剌的诗都予我很深印象。当然，决定作品命运的不在其本身水准，而在于阅读和接受，您在书中引了季广茂先生的话，“经典化之途有时异常漫长”，那么，在未来，会不会有的元代诗人能够脱颖而出，走上“经典化之途”，其作品广为传颂呢？ 我们知道好的选本有助于优秀作品的流传，不知您有没有编一本“元诗选”的计划？另外，在《元代文学通论》取得相当成功的背景下，您是否有趁热打铁撰写一部新的“元代文学史”的想法，以在更广范围内传播元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呢？ 查洪德：如何让更多人了解元诗的成就，这是我近几年一直在想的事。您这里给我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期待，一个是向广大读者推广包括元诗在内的元代文学精品，推进这些作品的经典化，一个是写出一本新的元代文学史。 向广大读者推荐文学精品，是学者的责任。您刚才的话，邓绍基先生很早就说过。邓先生常常感叹，说现在的年轻人，说起唐宋诗人，都很熟。说起明代诗人，也能举出前后七子等等。问起元代诗人，连名字也说不出。邓先生感慨的状况，至今也没有根本改变。客观地说，元诗的成就，确实没法与唐诗比。14万首元诗的价值，不会高于5万首唐诗，这无需论证。但元代有没有很好的诗？有。这里举一个唐诗误收的例子。在唐诗名篇中有一首署名戴叔伦的《画蝉》：“饮露身何洁，吟风韵更长。斜阳千万树，无处避螳螂。”好吗？很好，但它实实在在是元末诗人丁鹤年的作品。元人的诗被当做唐诗名篇，说明元诗确实有精品。以诗人论，像李杜苏黄那样的大家，元代一个也没有。但像您说的杨维桢、虞集、萨都剌等，在中国诗史上都可称名家。由于长期以来对元代文学的偏见，他们的光辉被掩盖了。以诗作论，元诗可称名篇的应该相当多，我们有责任让广大读者欣赏、感受这些作品的美。我这些年经常在各种场合、面对各种听众讲古代诗歌，讲诗的品鉴欣赏。我研究元诗，但给人讲诗，举的例子，却大多是唐诗，一部分是宋诗，很少有元诗，我也因此常常反思自责。元诗的普及，是比研究更艰难的工程。30年前，邓绍基先生已经做了，他选编过《元诗三百首》（1991年出版），《元诗精华二百首》（与史铁良合作，1998年出版），我们应该努力接着做下去。从学术层面上说，这里还有不少问题，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了。我要说的有两点：第一，近些年出版的古代诗歌选本太多，但能成为经典传之久远的，恐怕很少。“乱花渐欲迷人眼”，增加了工作的难度。要做出为读者喜闻乐见、能推进作品经典化的选本，需要以对古人负责、对读者负责、对学术史负责，也对自己负责的精神，毫无功利目的，尽心尽力投入，精选精注，精雕细刻，作出精品。这对编选者是极大的挑战。第二，我目前已经接受商务印书馆的约请，在做《元好问诗词选》。在阅读了已有的众多选本后，内心感慨较多，感触较深。这话待后交流。至于会不会作《元诗选》，逻辑上说应该有可能。 会不会写一部新的《元代文学史》？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尽管出版已近30年，在我看来，依然是元代文学研究者的必读书。当然，总结近30年来元代文学研究的新成果，写出新的《元代文学史》，是必要的。陶文鹏先生评《元代文学通论》的文章，结尾处明确提出：“我期望他在总结元代文学创作经验和文学史发展规律这两方面，更下大功夫钻研，锐意进取，精益求精，写出一部全面、真实、更有理论性与审美性的元代文学史。”他特别强调“审美性”，这是他一贯的主张，也是对我的要求，这就需要对作品的细读深悟。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周绚隆先生也曾希望我写一部《元代诗史》。感谢师友对我的信任和期待，所有这些我都谨记于心，作为对我的鞭策。我个人感觉，一个人能够做的事实在很少，我本人更是如此。我在《元代文学通论》的后记中说：“把元代文学研究做好，有待来哲。”我坚信，年轻的学者，一定会比我做得更好。（本报记者王洪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