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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乙己》的主人公是谁？很多人不假思索就说当然是孔乙己，中学语文也是这样讲的。其实不然。 □前一段社会上流传说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大大减少了，其实不是事实。 □读鲁迅，可以认识他了解和分析传统文化的角度与方法，看这位思想家型的文学家，是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又如何体现为鲁迅的思想与创作的。 □我们应当理解鲁迅的“偏激”。 □现在文学研究仿佛“人多地少”，很“拥挤”，如果目光挪移一下，就会有很多新的题目。 关于鲁迅有说不完的话题。他的许多作品进入了教科书，成为几代国人熟悉的经典。围绕鲁迅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40多年前，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的现代文学研究之旅，也是从鲁迅开始的。在他新出的现代文学研究自选集《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中，鲁迅研究就占了很大的比重。温儒敏是新时期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代表性学者，视野开阔，功底扎实，自选集充分显示出他治学的路数与特色。 “一面是埋藏，一面是留恋。”温儒敏谦虚地说，自己感觉学术上比较殷实、真正“拿得出手”的不多，出版此书，也就是让后来者看看一个读书人生活的一些陈迹，还有几十年文学研究界的斑驳光影。 记者采访温儒敏时，还得知他在疫情期间刚完成另外两种书的编写，一是《鲁迅精选两卷集》，二是《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两书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围绕鲁迅与现代文学的话题，我们展开了一些颇有文化思考意义的对谈。 内涵丰蕴的作品总是可以从不同侧面、用不同方法去批评、鉴赏。《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以及即将出版的《鲁迅精选两卷集》和《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就是希望能开启一扇进入鲁迅思想艺术殿堂的大门，让更多的读者有阅读鲁迅的兴趣。 中华读书报：《鲁迅全集》是您读得最多的书吗？ 温儒敏：当然。中学时代我就和同学一起组织过一个“鲁迅文学社”，读鲁迅作品。刚上大学，一位高年级的老乡跟我说，你若想学会思考和写作，就多读鲁迅，把全集啃下来。我就啃下来了。后来读研究生，硕士论文题目就是有关鲁迅与厨川白村的。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来后，我花了60多元（相当于一个月工资）买下。这套书不知读过多少遍。需要研究时自然要读，平时随意翻开鲁迅全集某一卷某一页，也可以很入迷地读进去。我给大学生开阅读书目，古今中外20本“基本的书”，其中就有鲁迅。 中华读书报：关于鲁迅，已经有很丰厚的学术研究，您重读时仍有新的发现——愿意谈谈自己的经验吗？ 温儒敏：所谓经典，总是会触及人们所普遍遇到或者困惑的某些基本问题，凝结着人类发现与思考的智慧，是可以不断被阐释的。比如“自选集”中对《狂人日记》反讽结构的分析，对《伤逝》“缝隙”的发现，对《肥皂》的心理分析等等，都带有“细读”的特点，有自己的理解与解释。刚完成的《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选了鲁迅各类文体作品78篇，每篇都有千把字的“阅读提示”，其中就有许多心得与新见。如《祝福》，中学语文的解释是偏重于批判旧礼教，而我认为该小说还有其他更深的含义。祥林嫂认为“我”是“出门人”，见识多，问“我”“人死后究竟有没有魂灵”。“我”“吞吞吐吐”地回答说“也许有吧”，又“实在说不清”。第二天得知祥林嫂去世，“我”感到内疚与惶恐，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这可以理解为是鲁迅对五四启蒙主义的质疑，提出了一个他自己也未必完全解决了的哲学问题。而这正是小说深刻感人之处。 再如《藤野先生》，一般读者都理解为是写师生情谊，以及鲁迅弃医从文的经历。这篇作品也是收进日本的教材的。然而有日本学者很认真，发现这篇作品多处描写是可存疑的。一是“幻灯事件”，鲁迅说在课余的影片上看到日俄战争时日军枪毙中国人，围观者也是一群中国人——这不一定是事实，时间对不上；二是藤野先生照顾“我”，给“我”很高的成绩——有档案可查，鲁迅的成绩都是六十多分，并不高；三是说仙台没有其他中国留学生，而当时和鲁迅合租的就有一位浙江人，他们之间合不来，所以鲁迅不提。这些考证的事实并不能推翻《藤野先生》的艺术成就，其实也大可不必拘泥于这些史实，这是回忆散文，又像小说，可能会带有些许虚构。但我们不能只是从师生情谊或者弃医从文去解读此文，它主要写鲁迅年轻时在日本读书的心路历程，以及人格思想的形成过程。 还有，《孔乙己》的主人公是谁？很多人不假思索就说当然是孔乙己，中学语文也是这样讲的。其实不然，小说写得最多、也最“关注”的，是鲁镇咸亨酒店的“空气”：那些“短衣帮”顾客、掌柜，甚至围住孔乙己要吃茴香豆的孩子，等等，他们都在议论、起哄，嘲笑唯一穿长衫的孔乙己，这些“旁观”者才是主角，他们构成了孔乙己的生存环境。不要只从对科举文化毒害或者社会等级不公的角度去看待这篇小说的批判意义，更深刻的还有对于人性与国民性的观察。 我的“自选集”和“讲析”对鲁迅很多作品都做了新的探究和阐释，希望给中学语文的鲁迅课文教学提供某些新的视角，激发青年读者阅读鲁迅的兴味。 中华读书报：您这样解读的确又开阔了思路。您的“自选集”为何要以《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作为书名？ 温儒敏：那是鲁迅1907年在论文《摩罗诗力说》结尾说的一句话。当时他26岁，还是个热血青年。怀抱“新生”理想的鲁迅希望能借域外“先觉之声”，来破“中国之萧条”。40多年前，我还是研究生，在北大图书馆二层阅览室展读此文，颇为“精神界之战士”而感奋，相信能以文艺之魔力，促“立人”之宏愿。40多年过去，要给自选集起名，不假思索又用上了“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这是怀旧，还是因为虽时过境迁、而鲁迅当年体察过的那种精神荒芜依然？恐怕两者均有。 中华读书报：把鲁迅视为“精神界之战士”，看重其文化批判的功能，也许是你们这一代学人的“宿命”。 温儒敏：鲁迅对文化的批判性认知，是基于对人性的深透了解、对自身思想心理不断的“自剖”，他的思维辩证、尖刻，是“不合群”也“不合作”的，有时说的话很“难听”，但那是知人论世，能让人警醒。上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对鲁迅的阐释注重脱去“神化”，回归“人间”，多关注鲁迅作为凡人的生活一面。这也是必然的。然而鲁迅之所以为鲁迅，还在于其超越凡庸。我写的几篇论文，格外留意鲁迅对当代精神建设的“观照”，对当时那种轻率否定“五四”和鲁迅“反传统”意义的倾向进行批评。如《鲁迅对文化转型的探求与焦虑》《鲁迅早年对科学僭越的“时代病”之预感》，都是紧扣当代“文化偏至”的现象来谈的。和我差不多同一时代的鲁迅研究学者，如王富仁、钱理群、王得后、汪晖等，也大都是把鲁迅视为“精神界之战士”。不过我始终未能用主要精力研究鲁迅，写鲁迅研究的论文不多，也不在“鲁研”的圈子里。这回疫情期间精力比较集中，又回到鲁迅，重读重写，有些新的感触和认识。 中华读书报：您是中小学语文统编教材总主编，在《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中，专门选收了一篇《和中学生谈谈如何读〈朝花夕拾〉》。大家可能有兴趣：鲁迅作品入选中小学语文教材情况是怎样的？ 温儒敏：前一段社会上流传说语文教材中的鲁迅作品大大减少了，其实不是事实。语文统编教材小学六年级就设置了“鲁迅单元”，收有《好的故事》和《闰土》（《故乡》节选）。初中收有鲁迅作品6篇，高中有4篇。鲁迅仍然是入选语文课作品最多的作家。初中是指定要阅读名著《朝花夕拾》的，所以我专门为中学生写了导读。主要帮助学生消除阅读障碍。学生中流传一句话：“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个“怕”是可以理解的，鲁迅的文章和当今的学生有点“隔”，语言和内容都不容易理解。加上应试式的刻板教学，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败坏了同学们阅读鲁迅的“胃口”。我写《朝花夕拾》的导读，就是想帮助学生消除阅读上的“隔”，注意超越语文教学一般找标准答案的模式，摆脱应试教育的思维束缚。 其实《朝花夕拾》能让我们看到的，是鲁迅作为战士的另一面，看到鲁迅除了批判性、叛逆性之外，还有质朴真诚的挚爱之心，甚至还保留有童心。阅读《朝花夕拾》最好先放弃所谓“意义”追索，有更多兴趣与感情的投入，就当作是和“人间鲁迅”的闲散对话、聊天好了。这样就更能读出作品的原味，体验那种人间味，那种特别的散文诗艺术之美。 中华读书报：鲁迅的语言的确比较特别，对于中学生来说，不容易懂。 温儒敏：鲁迅早年用文言文写作，后来主要用白话，所谓语体文，即用现代汉语作书面语，但也带有些许文言的词汇或者句式。其实现代语体文是很难完全与文言割断的，有时带点文言，会更加典雅而富于表现力。鲁迅语言的特别，并不在于有文言的因素，而在于他的语言表达的个性。他的语言是“挣扎”的，喜欢迂回曲折的长句，喜欢用“然而”“倘若”等介词，甚至有意不把事情说得那么清晰顺畅，而强化表达中的矛盾与“意犹未尽”等，这样会加大阅读的“摩擦力”，把读者缠绕进去。鲁迅的语言是文学的，诗性的，有温度的。中学生比较难于模仿，能有所感受和体味也就可以了。如一些“不规范”的句子：“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孔乙己》），“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等，不必从语法修辞去“扣”，要体会表达中的那种心情，以及语言的“能指”部分。特别是《秋夜》中那有名的一句，有时学生会拿来开玩笑的：“在我的后园，可以看到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为什么不干脆说“墙外有两株枣树”呢？这就是诗性的表达，在重复中体现寂寞。鲁迅的语言是非常富于文学性的，而文学性的语言有时候要理解它的“变异”或者“言外之意”，硬是用语法去扣，就煞风景了。 中华读书报：这也对老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首先自己要读懂鲁迅才能讲给学生。您最近完成了《鲁迅精选两卷集》和《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有什么契机吗？ 温儒敏：去年春天中学语文研究会请我去讲课，我讲《语文老师要读点鲁迅》。那次视频有三万人听。讲完后有老师问，要读鲁迅哪个版本，哪些作品？鲁迅作品很多，《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就有18卷，650多万字（原文440万字，注释210万字），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总价比较高，也没有必要全部读，因此就想编选一种精粹的简本，可以满足大多数读者的需求。坊间已经有各种不同版本的鲁迅选集，我新选的《鲁迅精选两卷集》的选目和其他版本有些不同，主要是面向普通读者，特别是年轻人，不只是从政治思想意义上选，也同时考虑代表性、艺术性和可读性。至于《鲁迅作品精选及讲析》，是一卷本，为理解和欣赏鲁迅提供了更开阔的空间，对中学语文教材里的鲁迅课文也有更深入的阐释。 一百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有最深入理解的，鲁迅是第一人。鲁迅思想的特征是反传统、反专制、反精英、反庸众。 中华读书报：您如何评价鲁迅？今天读鲁迅有何现实意义？ 温儒敏：我概括鲁迅思想的特征是：反传统、反专制、反精英、反庸众。庸众不是说普通的群众，不是政治学、经济学意义上的底层，是一种文化氛围里形成的，以现在的话来说，是“民粹”。 一百多年来，对中国文化有最深入理解的，鲁迅是第一人。他的作品很特别，是别人不可替代的。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和思考，不是书斋里隔岸观火的学问，而是痛切的感受，是从生命体验中总结出来的人生智慧。读鲁迅，可以认识他了解和分析传统文化的角度与方法，看这位思想家型的文学家，是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又如何体现为鲁迅的思想与创作的。读鲁迅，可以带给我们对于自身所处文化的真切的体验，克服在文化问题上“民粹式”“愤青式”的粗糙思维。 中华读书报：研究鲁迅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温儒敏：增长了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看法。比如了解历史，不能只是看“正史”，还可以看看“野史”，要看不同版本的历史，进行比较，获得比较“立体”的眼光。鲁迅对《四库全书》的看法给我很大启示。从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四库全书》的确了不起，有大气魄，给后世保留了多少古代的典籍。可是鲁迅就有疑问和反思，视为一种“文化统制”，是“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棘手的一种”（《买〈小学大全〉记》）。鲁迅不是否定《四库全书》，而是揭示其中有统治阶级把握着的“历史的阐释权”，认为官修史书往往把历史上的真实抹去了，这就是所谓篡改历史，强迫遗忘。鲁迅对传统首先采取的是怀疑的态度，他常常另辟一种眼光，透入历史的本质去重新思考评判。 中华读书报：但是鲁迅被误读太多了。 温儒敏：是的。你们是“读书报”，在此借机正好说说，读书问题上鲁迅被一些人所“诟病”，他们认为鲁迅太绝对，完全否定和割裂了传统。在《青年必读书》一文（1925年）中，鲁迅这样说：“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人生离开；读外国书——除了印度——时，时时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废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废与厌世，所以主张少看或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光就这言论来看，的确很绝对。问题是如何理解鲁迅说这些话时的“语境”。鲁迅是针对“五四”落潮后，那些尊孔读经的复古思潮，而提出要“少看中国书”的。其中也蕴涵有鲁迅对“中国书”也就是传统文化的整体感受，特别是对那种麻木人心的“僵尸的乐观”的反感。传统文化当然有精华也有糟粕，不宜笼统褒贬，但当传统作为一个整体，仍然严重牵绊着中国社会进步时，要冲破传统的“铁屋子”，觉醒奋起，就不能不采取断然的态度，大声呐喊。这大概就是“五四”启蒙主义往往表现得有些激进、有些矫枉过正的历史理由，也是文化转型期的一种常见现象。我们应当理解鲁迅的“偏激”。当然现在提倡学习传统文化，也是时代的需求，“语境”又不一样了。 中华读书报：您怎么看待当下鲁迅研究的状况？ 温儒敏：一代有一代之学术。新一代的鲁迅和现代文学的研究者有他们的优势，做学问比较注重规范与创新，比较“学院化”，但也容易被“项目”所捆绑，为了申请“项目”而研究，命题作文，难于发掘自己的学术潜力。另外文章比较别致而琐碎，缺少阔大的视野和问题意识。但我还是相信有一部分年轻的学者对于鲁迅研究不全是为了“项目”或者稻粱谋的，他们会在自己所寻找的空间发挥潜力，让鲁迅研究得到更多更丰富的阐释。 现在文学研究仿佛“人多地少”，很“拥挤”，如果目光挪移一下，重视“文学生活”，活化被“学院派”禁锢了的研究思路，文学评论与研究就更开阔，更“接地气”。 中华读书报：在研究生期间您就编过《郁达夫年谱》，为什么喜欢郁达夫？ 温儒敏：郁达夫是真人。他很直率，不作假，很孩子气，他写文章喜欢把自己的苦恼和痛苦放大，他的日记以及离婚的内幕，都可以变成文学作品，没有私密性，像明星的微博。再一个原因，郁达夫文化底蕴很好，有才子气。鲁迅是喜欢郁达夫的。现在我们看到的鲁迅最有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是郁达夫一句玩笑激出来的。有一次郁达夫请鲁迅吃饭，说这几天你倒霉了吧，“运交华盖”了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海婴生病，鲁迅和许广平天天带儿子去医院。这才引出了“运交华盖”。 中华读书报：您主张打通现当代。主要研究现代，也写过不少当代的评论。《废都》几近被围攻的时候，您看到了作品在揭示当代精神生活困窘方面的独到眼光；莫言获诺奖被掌声和鲜花包围的时候，您注意到了他的《蛙》在艺术追求上的“缺失”。您在文学批评和作家作品研究上，秉承怎样的理念？ 温儒敏：贾平凹的《废都》当时受到一些批评，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当时就写了许多批判文章，但我对此有不同看法。我读了《废都》感觉很沉重，里边有对文化沉沦的痛彻的思考。当时我就写了文章说，二十年以后再看《废都》，会跟现在看法不一样。我和贾平凹当时并没有交往。我的老师王瑶说，评论作家不要跟作家多交往，免得受到牵制。我不喜欢热闹，不喜欢开会应酬，当代评论也只是偶尔为之。 莫言是有成就的作家。他的作品语言很有特点，是酣畅的“语言流”，能把人裹进去；他善于讲故事，民间传说和野史的叙说，带有东方魔幻色彩，他的作品比贾平凹的容易翻译成外文。但也有不完善之处。我评论他的代表作《蛙》，认为其中触及了令人困惑的生命与生殖伦理主题，超越了当代许多作品，但“姑姑”形象前后断裂，想表现忏悔却过于简单，艺术上不完整。我的意见不一定对，但认为文学评论是要考虑作家设定的艺术审美目标，及其所达成的程度。 中华读书报：您的“自选集”中还收有文学批评的文章。能说说您为什么关心这个领域吗？ 温儒敏：1990年前后我给学生开现代文学批评史的课，意在接续古代文学批评史。当时北大搞古文论的有三四位专家，可是没有人关注现代文论，现代文论给人的印象似乎学术“含金量”不高。别的大学大抵如此，当时各种文体与作家研究专题课都有人讲，就是很少有人专门研究现代批评。我心想古代文论研究当然重要，但是现代文论也已经形成新的传统，对当今文学生活有弥漫性的影响，所以清理现代文学的理论批评，也应当是重要的课题。我上现代文学批评史这门课，带有些草创的性质。为了实际的教学效果，我另辟蹊径，不面面俱到地总结所谓规律，也不注重系统性，而是选择了十多个比较重要的批评家做深入探究，让学生领略不同的理路方法，观千剑而识器，提高文学评论的能力。当时批评史的基础研究还十分薄弱，我讲授每一位批评家，都要从头做起，非常费工夫。不过一两轮课教下来，我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更重要的，是研究的现实感强了，问题意识突出了。我的批评史研究也许并不全面，但现实的指向性明显。后来，我花了两三年时间，在讲稿基础上写成了这本批评史。讲课时论涉的批评家比现在书中多一些，包括鲁迅、钱锺书、闻一多都曾讲到，但出书时只集中论述了14家，并不刻意勾勒历史链条或者什么规律，而是重点论说最有理论个性和实际影响的批评家代表，注意他们对文学认知活动的历程，以及各种文学认知在批评史上所构成的“合力”。这本书的确下了“笨功夫”，也提出一些新的看法，至今仍然是现代批评史研究中引用率最高的一本。 中华读书报：您的“自选集”中还有“学科史”“新传统”以及“文学生活”等方面研究的文章，好像都是比较少学者过问的。 温儒敏：我开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的课，目的是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历史、现状与前沿问题做一番回顾与评说，这对于学术训练是有必要的，能让学生尽快入门，获得更专业、更有学术自觉的眼光。值得欣慰的是，我在北大开设这门课后，一些大学现在也开设这类选修课了。 至于现代文学“新传统”的研究，是想强调在当代价值重建“小传统”（相对古代的“大传统”而言）的意义。梳理现代文学传统的形成与发展过程，还对新传统的比较稳定的“核心部分”做一些探讨。 “自选集”中选有关于“文学生活”研究的文章，那是我主持的《当前社会“文学生活”调查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是我带着山东大学的一些同仁做的。其研究的重点是普通国民的文学生活，包括文学阅读接受状况、文学影响下的社会精神现象。以往文学研究大都围绕作家-作品-批评家这个圈子进行，对于普通读者的接受及其对创作的影响很少关注，这种“内循环”的研究不够完整。而“文学生活”研究弥补了这一缺陷，使我们对当前文学的认识能够拓展到文学自身之外，帮助我们更广泛地认识文学的生存环境和生产消费状况。特别是对于处在市场经济背景和网络文化影响的当代文学来说，文学生活研究的介入，显然可以拓宽视野、调整方法，获得新的研究活力。 中华读书报：您提到的“文学生活”，以前在《中华读书报》也连载过一些成果，引起学界包括普通读者的兴趣，比如网络文学的生产传播、当前社会各阶层群体的文学阅读情况等等，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影响很大。 温儒敏：现在文学研究仿佛“人多地少”，很“拥挤”，如果目光挪移一下，就会有很多新的题目。这的确是个拓展，研究的角度方法也肯定会随之有变化。鼓励一部分人进入这块领域，启用不同于传统的研究方法，起码会活化被“学院派”禁锢了的研究思路，让我们的学术研究和文学评论更“接地气”。（本报记者舒晋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