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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紫竹院公园东北侧的北京图书馆即现在国家图书馆新馆，于1987年建成开放，被称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十大建筑”之一。而关于这座建筑缘起及建设过程，在各种报道及公开资料中，有一个重要的细节均未被提及，那就是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独署和联署的全国政协提案。提案不仅复现了一段重要的历史，也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对图书馆、对国家文化事业的真挚情怀。 1960年4月4日，顾颉刚以个人名义，向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提交了“请另建北京图书馆，以应全国及全世界人民需要案”，提案理由中这样写道： 北京图书馆是我国首都的第一个图书馆，为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所瞩目，皆欲于此中搜集其所欲得的资料，所负任务甚为重大。只因为旧中国所建设，那时选择馆址在北海公园南部，地方有限，无法扩大，故藏书数量虽甲于国内，而不能完全罗列架上，一大部分至今装箱存储他处，以致多等于寡，有等于无。现今首都建设飞跃前进，各类博物馆或新设，或扩展，皆灿然大备，惟独图书馆一仍旧状，相形之下日益不相称。为此，拟请中央人民政府迅速另择新址，克期建筑，以供人民的需要，并为新兴国家的标帜。 提案以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而起，又涉及图书征缴、图书开放等文献建设与读者服务问题，显示了对未来图书馆发展的期待。有关方面的审查意见是“建议国务院交文化部办理”，文化部的承办意见基本重复了一遍提案中的相关建议，而未能提出更为切实的解决办法。 又过了两年，1962年4月1日，顾颉刚先生又和吴大琨、翁独健、李平心、辛树帜、郑昕、吴半农、陈岱孙、江泽涵、饶毓泰、唐钺、陈文彬、千家驹、吴研因、吕叔湘、费孝通、吴文藻、章元善、金学成等十八位政协委员一起联名，再次向全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提交了“请国务院尽可能从速改建北京图书馆或指拨其他新建筑供北京图书馆应用以利全国学术界的科学研究工作迎头赶上国际科学水平案”，其“理由和办法”如下： 目前的北京图书馆由于图书大量增加，原来的馆址已不能适应需要，国务院文化部亦早认为有另外新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国际水平的图书馆的必要，但鉴于目前国家正有困难，图书馆为“非生产性的建设”一再展缓。我们认为一个具有现代化的国际水平的图书馆的建立，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整个科学、学术文化的发展，其重要性实远超出一般的所谓“生产性建设”之上，且正因为我们国家当前有困难，要克服“经济贫穷”“文化落后”的两座大山，更不能不尽可能从其它方面节省出财力物力来从速建立一个具有国际水平的图书馆以利全国展开科学研究工作，追上国际水平。为此，我们特建议国务院再行认真考虑改建北京图书馆的可能性…… 以上设置，看似小事，关系开展全国学术研究工作极深、极大。因此我们特联名郑重提请国务院考虑，务请设法满足我们的要求，国家学术前途，实利赖之。 大概是看到这次提案联署的委员人数较多，而且措辞比较严肃，这次“审查意见”写道：“建议国务院交有关部门研究办理。”不提“文化部门”而提“有关部门”，可能就是希望类似财政部、北京市政府等关键部门能够提出意见。“有关部门”有无答复、如何答复，限于资料，目前不得而知。但不论怎样，国家图书馆新馆建设的议题，已经由全国政协委员尤其是顾颉刚等著名学者正式提出了，这应该是北京图书馆新馆建设的重要一步。 顾颉刚1962年4月4日日记写道：“今日量血压，为150/95，下压患高，或以两日来作提案紧张耶？予所提两案，一属普及，一属提高，甚望政府不恝然置之，如予以前两提扩建北京图书馆案而终不用也。扩建图书馆，为臻于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科学文化之主要源泉，吴大琨已提一案，予附署。”看来关于扩建国家图书馆的提案，顾颉刚先生是非常在意的，自己单独提议或与他人联署，都希望能得到切实的回应。 其实，早在1960年和1962年两次政协提案之前，在1956年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顾颉刚先生就提交了《请政府从速在北京市设立历史文献图书馆，并特定阅览办法，以利研究及整理案》，这在他1956年1月17日的日记中也有记载。这个图书馆虽然是指当时的北京图书馆之外的新的图书馆，而且藏书以古籍为主，但他关于要设立这个图书馆的原因以及图书馆工作机制的说明，最终仍指向了具有全国性意义的北京图书馆，这也许就是他提案新建国家图书馆馆舍的前奏。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正处于经济建设阶段，中间还遇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要兴建一座大型图书馆委实匪易。顾颉刚等学者多次向国家提出的有关建议虽然未能及时得以实质性应答，但这批知识分子的远见卓识却永远不能否认和遗忘。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关注图书馆建设、关心文化事业发展的学者不在少数，但像顾颉刚先生这样持续、广泛关注的情况，的确十分突出。他曾撰《山东图书馆现况》，概括描述了他所看到的山东图书馆简况。在1956年写成的《对于吉林市图书馆意见书》中，提出了“添造房屋，俾便大众阅览”的建议。在《对于苏州图书馆的一个计划》中，则从买书、编目、典管、职员、读者、经费等六个方面，对苏州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建议。特别是他所撰写的《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一文，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及丛书外，特别提出了档案、地方志、家族志、社会事件之记载、个人生活之记载、账簿、中国汉族以外各民族之文籍、基督教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宗教及迷信书、民众文学书、旧艺术书、教育书、古存简籍、著述稿本、实物的图像等以往关注不多的文献，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这个计划书虽然是针对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山大学图书馆采购图书而制定，但对全国图书馆未来若干年里的文献建设事业都有很重要的影响。上海图书馆利用各种机会，积极征集和采购家谱文献，并使之成为蜚声海内外的家谱收藏大家，我们猜想其中也许就有顾颉刚先影响其族叔顾廷龙先生进而影响上海图书馆的情形。 （作者：张廷银，系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