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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古代文学的现实意义首先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血脉，不使割裂，让后人知所从来。其次是发掘古代文学中优秀的人文思想价值，用以陶冶现代国人的情操品性。 南开大学教授陶慕宁的经历有点传奇。初二在北京西城体校专攻篮球。从十七岁到三十一岁，在山西一共呆了十四年。当过农民，当过县篮球队的教练兼场上队长，在县水泥厂当过合同工，后执教六年。1977年恢复高考，没有高中学历的陶慕宁凭手抄的一部《白香词谱》被批准报考，成绩合格，却因政审不合格落第。直到1982年，终于进入南开，颇有“范进中举的感觉”。 陶慕宁说，自己治学其实没什么方法。如果非要罗列几条，也不过是老生常谈。一是钻研自己有兴趣的领域，尽力爬梳相关的文献资料，避免架空设言。二是洞悉已有的研究成果，如果不能超越，便不轻易命笔。三是秉持乾嘉学派实事求是的治学理念，不做空疏之谈。四是追求桐城派义理、辞章、考据兼善的治学境界。他说：“我迄今并未达到这个标准，它仍是我努力的方向。”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在南开大学时，那时中国古代文学学科是怎样的发展情况？ 陶慕宁：那一年中文系只招了两名研究生，都是古代文学专业。我的导师是宁宗一副教授，另一名宁稼雨来自大连师范学院，导师还是外聘的兼职——商务印书馆的刘叶秋先生。全系有三名教授，邢公畹、朱维之、王达津，都是“文革”后幸存的老先生，分别是语言学、比较文学、古代文学批评史领域享有盛名的学者。还有1979年晋升的几位副教授，是系里的中坚。基于当时的学术实力，系里组建了一个古典小说戏曲研究室，朱一玄先生、宁宗一先生是领军人物，鲁德才先生、薛宝琨先生是中坚，后两位当时还是讲师。我们几个研究生则是边学边做。那几年研究室作出了不小的成绩，与复旦大学赵景深先生、中山大学王季思先生领衔的同类团队在国内鼎足而三。宁宗一先生很注重研究生的博采广取，他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联系，每周请一位戏曲专家来校讲座，我至今还保留着黄克保、李大珂、肖晴、吴乾浩、严长珂、余从、吴琼、傅小航、沈达人、龚和德、刘念兹等先生的讲课笔记。这些讲座大大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受益无穷。 八十年代南开古代文学专业最有影响的是两个领域。一是由王达津先生始创，罗宗强先生发扬光大的中国文学思想史，后继者有陈洪、张毅、卢盛江等。另一个就是小说戏曲，由朱一玄先生、宁宗一先生筚路蓝缕创建，加上鲁德才先生、李剑国先生等皆克绍箕裘，功勋卓著。 中华读书报：南开大学有哪些名师对您的学术生涯有怎样的影响？ 陶慕宁：我的导师宁宗一先生长于哲理辨析，高屋建瓴，我在他的鞭策之下，读了不少文学理论书籍，因为专业侧重戏曲，也读了不少西方戏剧理论著作，但我的理论思维能力较弱，未能承袭宁先生的治学路数，同时也感到中国的古典文学自有机杼，未必尽合于西方的文学理论。 对我后来做学问影响最大的是三个人：许政扬、罗宗强、李剑国。许先生我没有见过，我是从1984年中华书局版的《许政扬文存》中读到了他的寥寥几篇遗文，震撼于其学问的渊博，心仪于其考证的精湛，从此，许先生的治学路径便成了我的典范。罗先生研究文学思想史，主张十年磨一剑，论从史出，不蹈成说。从80年代开始，他的每一部著作都在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到晚年，仍老骥伏枥，孜孜矻矻，穷十二年之力，写出了厚重的《明代文学思想史》。他亦注重提携后进，任系主任期间，曾用毛笔给我的《青楼文学与中国文化》写过鉴定，特多好语，不惮揄扬。还曾专门找到我，请我给他的《明代后期士人心态研究》《明代文学思想史》撰写书评。许、罗两位先生不仅是优秀的学者，还有深湛的艺术造诣，兼擅水墨丹青，罗先生山水画即师承岭南黄药眠一脉，画风空灵隽逸，颇具文人气。 八十年代初的研究生在图书馆享受副教授的待遇，可以直入线装书库，一次借走十函线装书，有时重得背不动。借书要在卡片上登记姓名，后来发现了一个秘密，凡是尘封已久，几乎无人问津的史乘稗书，都有两个人借过的签名，一是许政扬，二是李剑国，再无第三人。李剑国是我的师兄，长我八岁，山西灵丘人，也属雁北地区。他的治学主张是打深井，竭泽而渔。我初来南开时，他恰好研究生毕业，等待答辩。宿舍桌子上摆着一尺多厚的手稿，是他三年中所写的《唐前志怪小说史》《唐前志怪小说辑释》《镜花缘海外考》三部书的手稿。这在当时的研究生中实属罕见，如今他早已著作等身了，却仍然每天笔耕不辍。我和他的研究室相隔不远，他在二楼，我在一楼，几十年了，他每天都会坐拥书城，干到夜里十点。当今的著名学者（不涉其他学科），我视为两类。一类是实至名归，有信誉的学人。他们的研究成果值得你采信，即使有错误，也属于百密一疏，无关人品。另一类则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谓“功夫在诗外”者。李剑国显然属前者，他做学问近于痴，每日徜徉于书海之中，自得其乐。而食不兼味，酒不沾唇，五十年来依然秉持山右的饮食习惯。我曾评论其学术成就，谓“治古稗之勤奋，功力之深厚，殆并世无两”。我每遇文献方面的困惑，都会登楼向他请教，他会从架上信手拈来一册类书或其他工具书，为我寻觅出处。他的视力极差，每当看到他面部几乎贴在书上检索时，我都会暗暗感动。 中华读书报：古代文学研究有怎样的现实意义？ 陶慕宁：中国有三千七百年的文明史，有历代祖先留下的璀璨夺目的文学作品，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亦适应于中国古代文学。祖先遗存的大量诗古文辞、小说戏曲是民族的瑰宝，其中所蕴含的文化价值、思想价值、历史价值、美学价值具有无穷的魅力，是滋养民族性格气质的血脉，需要代代传承。研究古代文学的现实意义首先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血脉，不使割裂，让后人知所从来。其次是发掘古代文学中优秀的人文思想价值，用以陶冶现代国人的情操品性。复次是承袭古人辞章之美，师古不泥古，使祖先对美的追求永不坠落。 中华读书报：2008年您校注的《金瓶梅词话（全两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相对来说，《金瓶梅》是您读得较多的书吗？您最关注的是哪些？ 陶慕宁：第一版是2000年，纳入“世界文学名著文库”。2008年是另一版，略有修订。前后用了五年的时间。因为做校注，当然读得十分仔细，而且是三个版本对读。不过注《金瓶梅》太难了，大量的俗语方言在辞书、类书里找不到，只能大海捞针般的从各种笔记野乘中寻觅线索。但还是有很多错误，很多遗憾。这方面白维国、卜键、傅憎享做得比我好，而姚灵犀的《瓶外卮言》有开山之功。 这本书我最关注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它在文学史、小说史上的开创性，此前的“三国”“水浒”“西游”都是“超人”的小说，而《金瓶梅》写的是市井人情，商贸仵作，由此绾接社会各阶层，开世情小说的先河。很难想象，如果曹雪芹没有读过《金瓶梅》，《红楼梦》还能否有那么出色。现在的读者，依然可以通过《金瓶梅》更深入地了解当今的中国社会，洞悉人性的幽微。二是关注它的结构、情节、叙事等技术性的特点。我下乡时曾写过小说，深知长篇的结构之难。《金瓶梅》的情节看似简单，从西门庆的一生娓娓道来，实则藏闪穿插、草蛇灰线，次序井然，颇具匠心。三是写人的功力，“三国”“水浒”“西游”皆属“全知叙事”，人物一登场，即知正反优劣。《金瓶梅》则不然，书中人物更贴近人的本来面目，很难用好坏厘清。 中华读书报：近年来学界关于《金瓶梅》的著作很多，作家们如刘心武、格非等都有相关论著，您关注了吗？如果有所关注，很想请教您如何看待学者和作家对于名著研究的不同。您又如何评价此书的价值和意义？ 陶慕宁：刘心武谈《红楼梦》《金瓶梅》的书我都没有看过，因为觉得他的相关论著学理性不足。格非的《雪隐鹭鸶》看过一部分，是以作家的立场对《金瓶梅》的细节、人物描写擘肌析理，有很多独到之见。作家涉足学术而且做得较好的我以为是王蒙，他的《红楼启示录》可谓能共曹雪芹隔空对语，与“红学家”的路数迥异，但又丝丝入扣，别有会心。很早以前，我还读过他在《读书》上发表的书评，评论罗宗强的《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亦颇有见地。另一位是王安忆，我虽然没看过她的学术专著，但知道她受聘于复旦大学中文系讲授写作，而且还指导研究生。复旦毕竟具有学术眼光，王安忆不愧学者型的作家，我曾抱着挑剔的眼光读过她的长篇小说《天香》，内容围绕晚明湖州、苏、锡、常一带的丝业，与《金瓶梅》的时代大抵吻合。不但无懈可击，而且精雕细刻，说明她在史料民俗、江南社会领域下了很大的功夫。（本报记者舒晋瑜） 《饕餮五志》，陶慕宁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即将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