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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27年，晋国的大夫籍谈作为使者朝见周天子，但是什么礼物也没有进献，这在当时是很失礼的。周景王很不高兴，直言责问。籍谈的家族在晋国是世代掌管典籍的官员，而籍谈的回答是，因为晋国从来没有接受过天子的赏赐，所以没有礼品贡献。周景王于是给籍谈讲了一段历史，从晋国的建立开始，天子是如何不断赏赐的。籍谈无言以对。周景王于是说：籍家真的是没有后人了，掌管典籍的家族竟然数典忘祖。数典忘祖是成语，那些连自身历史都不知道的人，如同忘记祖先。历史承载的不仅仅是陈年旧事，更重要的是文化传统。不论个人还是民族，忘记自身文化传统，必然丧失文化之根，必然表现为文化失忆。 秦国统一六国，以为各国的历史记忆如果流布民间的话，不利于集权统治，于是下令焚书，百姓私藏违令书籍，都要重罪处理。汉朝建立，竟然连重要的经典《尚书》都没有流传下来。后来听说齐地有一位老先生叫伏生，他还会背诵《尚书》，政府立刻派官员前往学习记录，因为当时伏生已经九十多岁，没有能力长途跋涉到长安来。这就是后来还能够流传的今文《尚书》。为什么国家要花费这么大的力气保留下来一部古书？这就是珍视文化传统。所以，几乎历朝历代，在政权稳定之后，都会出台鼓励民间献书的政策。民间收藏的图书，国家花大成本购进，如果不同意出卖，国家就派人抄写。汉兴一百年，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图书的存在，是文化传统能够流传的一个保证。 思想家孔子的贡献，人所共知是教育。他开创的私学教育，在一个动乱的年代，把传统文化传递给下一代。其实，孔子在保存文化传统方面，还有一个很大的贡献，那就是整理古书。通过对古书的整理，让古书得以更好地流传，从而为中国留住传统做出了贡献。孔子的后人，应该很明白孔子的良苦用心，也能体会孔子整理古书的意义，所以也用行动证明了他们不仅是孔子的血脉传人，也是精神传人。汉武帝的时候，就大开献书之路。也是在汉武帝的时候，孔子的后人在事隔多年之后，终于把几代人珍藏的一个秘密公开。在秦始皇焚书命令之后，孔子的后人就把私家收藏的图书珍藏起来，他家的墙壁中，竟然修建了一个隔层，专门用来藏书。孔子家藏书的公开，一时间成为一件盛事，因为传统没有被中断，这让有识之士大大松了一口气，更让莘莘学子的文化传承事业，有了更具体可靠的途径。 献书之外，古代中国的历朝历代，还有一个编书的传统政策。盛世修史是一个方面，此外还要编纂各类图书。国家有类似国家图书馆的机构，编修图书也是国家的工作。编写图书，一方面是希望通过阅读了解以前的经验，另一方面就是为了保存图书，让文化传统不在自己这个时代失传。宋初编写《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就是给皇帝提供阅读使用，让皇帝掌握更丰富的文化政治资源，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与此同时编写的《太平广记》和《文苑英华》，在今天看来就是小说和文学的合集，这类图书有什么政治意义呢？虽然不如历史那么有政治之用，但是那其中同样包含中国智慧和中国的文学。所以，这仍然可以看作是一种保存文化以利于传播的努力。至于后来各种大型图书的国家编纂，其实，都可以从保存、传播文化这个视角进行观察。 国家之外，个人对于撰述同样热衷。古人个人写作，有各种形式，文集是一种，或者个人搜集整理，或者后人进行整理。先秦诸子的著作，多是后人搜集整理的结果。而司马迁著《史记》，一开始，纯粹是个人行为。为什么？整理一个时代的历程，“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不想成名于当代，只想流传于后世。这是对历史的一种有信心的预期，同时满怀着对文化传承的高度责任。古代读书人，基本人生轨迹，或者在朝为官，或者教书著述，即使乱世依然手不释卷，其实都是同一种文化态度和立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即使生不逢时，也能体现一种可贵的文化人格。 正是因为在朝在野的共同努力，中国古代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传统，重视文化积累，重视文化传承。他们虽然没有如今文化软实力这样的概念，但是，他们都知道这是中国异于他邦的特点。礼仪之邦的本质特点不就是文化事业发达吗。古代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规定。在金属缺乏的年代，因为金属往往与武器联系在一起，所以各朝代常常规定金属禁运，即不准金属出口。其实，还有一种物品通常是不许出口的，这就是图书。为什么会有图书禁运呢？因为古代把中国图书当作一种独特物品。唐太宗的时候，文成公主入藏，唐中宗的时候，金城公主入藏。金城公主在唐玄宗的时候代表吐蕃提出要求，希望唐朝提供一些图书。唐朝就此展开讨论，有的大臣表示忧虑，认为历史书籍中多有计谋，吐蕃学了也许会不利于唐朝。唐玄宗说，不能这么片面看问题，儒家经典中更多的是仁义道德，他们学会了不是更好吗。于是以皇帝的名义赐给吐蕃大批图书。从大臣的反对来看，在古代中国，很多人把图书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源。从唐玄宗和朝廷的最终决定来看，唐朝对中国的经典文化，充满自信。 所以，古代虽然没有文化软实力的说法，但是确有重视文化软实力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