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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一词常见于儒家《诗》《书》等原典，最初专指社会上居高位的人，后来才逐渐转化为道德名称；最初是少数王侯贵族的专号，后来才慢慢变成上下人等都可用的“通称”。《白虎通·号篇》给“君子”的定义是：“或称君子者何？道德之称也。君之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称也。”近代以来，有学者把“君子”一词翻译成英文的nobility和gentleman，倒是十分妥当。孔子对君子人格有许多规定，主要是指有道德自觉和道德修养的人，通常也被称为仁人、志士、贤士等。几千年来，做君子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由对君子精神的企慕和对君子人格的追求形成了君子文化，其思想源泉是儒家经典。系统梳理和挖掘经典之中的君子思想，是当今弘扬君子文化的基础性工作。《中庸》对儒家君子之道有多重阐发，本文依据文本和历代重要注释，以经证经，梳理解读，发挥其微言大义，以便于人们研读修习。 一、君子之慎独 《中庸》第一章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间居之所为。小人于隐者，动作言语，自以为不见睹，不见闻，则必肆尽其情也。若有占听之者，是为显见，甚于众人之中为之。”孔颖达疏：“‘故君子慎其独也’者，以其隐微之处，恐其罪恶彰显，故君子之人恒慎其独居。言言虽曰独居，能谨慎守道也。”这都是把“慎独”理解为独居时谨守道德，而与君子相反，小人在有人处会收敛自己，一旦独处无人时就会放纵自己，做出违背道德礼法之事。然而，从其见到君子后试图掩盖自己恶行来看，并非不知道应该为善去恶，只是一人独处而无监督之时，便故态萌发，从而背离大道。所以，“慎独”后来就泛指人们在与别人相处时自觉地严于律己，在个人独处时也能如此，谨慎对待自己的所思所行，防止有违道德的欲念和行为发生。这个注解是最正统的解释，也是社会上广为人们接受的一种解释。 从文字学渊源看，这种解释也没有错。“慎”字从“心”从“真”。《尔雅·释诂》：“慎，诚也。”《说文》：“慎，谨也。”刘宝楠《论语正义》曰：“‘诚’、‘谨’义同。”可见，“慎”是谨慎、真诚的意思。“独”字从“犬”，《说文解字》：“独，犬相得而斗也。羊为群，犬为独也。”羊是群居的动物，犬则是习惯独居的动物。段玉裁注云：“犬好斗，好斗则独而不群。”可以看出，“独”字从字面理解，指空间上的独处。“独”用于人事，如《庄子·养生主》：“天之生是使独也。”《礼记·儒行》：“儒有特立而独行。”指人独立、独行的行为方式。 到了朱熹就进了一步。《中庸集注》说：“隐，暗处也。微，细事也。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见明显而过于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于此尤加谨焉，所以遏人欲于将萌，而不使其滋长于隐微之中，以至离道之远也。”朱熹把“独”解释为“独知”，人欲之私即使在隐微中，己所独知，他人不知的情况下要戒惧谨慎，不要背离大道，这与孔颖达“谨慎守道”的意思一样。  王阳明《传习录·薛侃录》载正之问曰：“戒惧是己所不知时之工夫，慎独是己所独知时之工夫，此说如何？”先生曰：“只是一个工夫，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作伪，便是‘见君子而后厌然’。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而错。正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界头。于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木澄源，便是立诚。古人许多诚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体只在此处，真是莫见莫显，无时无处，无终无始，只是此个工夫。”王阳明在朱熹“独知”的基础上指出“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是王霸、义利、诚伪、善恶分界源头，强调立诚为本源的诚身功夫。这实际上是综合了《大学》的意思。《大学》云：“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一段是解释诚意，强调“诚其意”就是不要自欺欺人。不自欺欺人就像厌恶污秽的气味，要像喜爱美丽的女人，喜欢就是喜欢，厌恶就是厌恶，不要有双重标准，不要欺骗自己，这就是要君子坦荡荡，是非分明，表里如一，追求自我的快意满足。怎么达到诚意？基本途径就是“慎独”。这里解释“诚意”，落脚在君子慎独上，是说诚意就是不自欺欺人，内外一致。所以，“慎独”就是君子发自内心的诚意，而使生命达到内外浑然一体的本真状态。 《大学》与《中庸》都讲“慎独”，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许谦《读中庸丛说》：“《中庸》慎独兼《大学》两慎独意，《大学》慎独是诚意地头，故先专主于心，而后乃兼于身；《中庸》前既言戒惧工夫，故慎独兼外说。《章句》谓隐是暗处，又曰幽暗之中，此兼内外言之。细事非是小事，是事之未著者，二者皆是人所未见闻者，亦即是毋自欺之意。”即《大学》由诚意讲起，由心而兼于身，身心一如；《中庸》由恐惧讲起，由内而达于外，内外一体。 刘宗周特别重视“慎独”。什么是“独”？刘宗周的学生陈确解释说：“独者，本心之谓，良知是也。慎独者，兢兢无失其本心之谓，致良知是也。”（陈确《辑祝子遗书序》）“独”即是本心，即是良知，“慎独”就是“致良知”。刘宗周受王阳明影响，以“良知”解释“独”，把“独”提升到本体论高度，而把“慎独”说成是君子最重要的修养方法。他认为“独之外别无本体，慎独之外别无功夫，此所以为中庸之道也”（刘宗周《中庸首章说》），把中庸之道归结为“慎独”。他以“慎独”为其学说的宗旨，强调：“慎独是学问的第一义。言慎独而身、心、意、知、家、国、天下一齐俱到。故在《大学》为格物下手处，在《中庸》为上达天德统宗、彻上彻下之道也。”“《大学》言慎独，《中庸》亦言慎独。慎独之外，别无学也。”既然“独”相当于王阳明所说的“良知”，“慎独”的功夫相当于“致良知”，那么为何刘宗周还要自立其说呢？他解释道：“千古相传只慎独二字要诀，先生（指王阳明）言致良知，正指此。但此独字换良字，觉于学者好易下手耳。”就是说“良知”说不如“慎独”说简易明白，易于学者下手。刘宗周的《中庸首章说》中有：“君子由慎独以致吾中和，而天地万物无所不本，无所不达矣。达于天地，天地有不位乎？达于万物，万物有不育乎？天地此中和，万物此中和，吾心此中和，致则俱致，一体无间……”他还将“慎独”与“中和”联系起来，因为《中庸》首章接着就是：“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刘宗周《中庸首章说》）即由此慎独功夫，就可以达到“中和位育”的最高境界。 二、君子而时中 《中庸》第二章引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①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引用孔子的话说明君子和小人在中庸修养方面的本质差异及其原因，强调君子品行中最关键的是修养中庸之德。中庸：《说文·|部》：“中，内也；从口、|，上下通。”其中“口、|”最早是指礼器一类。“中”作为一种礼器，天子用之以号四方，后来成为一种准则。据《尔雅·释诂上》：“庸，常也。”《礼记正义》中郑玄注：“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郑玄在《礼记·中庸》里又注：“庸，常也。用中为常，道也。”在《河南程氏遗书·第七》中，宋儒程颐说：“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中说：“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概括诸历代经学家注疏及时贤诠释，“中”指合宜、适度、合理、正确、恰如其分、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对“庸”的理解稍显复杂一些，但多训为“常”“用”，指日用常行。“中”与“庸”合称“中庸”，始于《论语·雍也》中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中庸》也引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文字略有差异，其意思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行，可惜人们很少能行中庸之道。《中庸》十一章“君子依乎中庸”，所以要君子按照中庸之道来行事。 “时中”是儒家中庸之道的一个重要观念，需要解释清楚。郑玄注云：“‘君子而时中’者，其容貌君子，而又时节其中也。”孔颖达《礼记正义》说：“‘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者，此覆说君子中庸之事，言君子之为中庸，容貌为君子，心行而时节其中，谓喜怒不过节也，故云君子而时中。”依他们的解释，“时中”是君子能够做到时时节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喜怒既不过分，也无不及，从而符合中庸之道。朱熹《中庸集注》解释说：“君子之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盖中无定体，随时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谨不睹、恐惧不闻，而无时不中。”这里提出了“中无定体，随时而在”，即中道没有确定点，要在时间维度上动态地随时把握中道。《朱子语类》卷五八也载：“问：‘孔子时中，所谓随时而中否？’曰：‘然。’”“随时而中”也即“随时而在”。另外，“时中”是与“无忌惮”相对。孔颖达说：“形貌小人，而心行无所忌惮。”小人心理行为无所顾忌，肆意妄为。朱熹说：“小人不知有此（中），则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矣。”小人不知道“中”，所以肆欲妄行而无所忌惮。这里的君子“时中”、小人“无忌惮”，与孔子讲的君子“三畏”、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意思相近。《论语·季氏》载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所说的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与“小人而无忌惮”意思接近，小人不知敬畏天命，狎弄德行高尚的人，轻慢圣人的教诲。所以，《中庸》“时中说”有敬畏天命、尊重圣贤的含义，这一点特别重要，也特别具有现实意义。当今国人很容易言语偏激，行为偏颇，浅层看是不懂得中庸之道，深层看是对天道没有敬畏，对圣贤无敬意，于是无法无天，无所顾忌，肆意妄行，伤天害理，害人害己。 这里“时中”的概念与二十五章“时措之宜也”也相互发明。郑玄注：“时措，言得其时而用也。”孔颖达疏：“措犹用也。言至诚者成万物之性，合天地之道，故得时而用之，则无往而不宜。”后以“时措”谓因时制宜。有“时中”才能“时措”。 三、君子和而不流 《中庸》第十章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郑玄注：“南方以舒缓为强。北方以刚猛为强。”孔颖达疏：“南方，谓荆阳之南，其地多阳。阳气舒散，人情宽缓和柔，假令人有无道加己，己亦不报，和柔君子之道。”“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阴。阴气坚急，故人性刚猛，恒好斗争，故以甲铠席，寝宿于中，至死不厌，非君子所处，而强梁者居之。”通过比较区分南方人与北方人因为地理环境的原因，形成了不同的个性气质，南方偏舒缓和柔，北方偏坚急刚猛。 在孔门七十二贤中，子路性情鲁莽，勇武好斗，自然平时崇拜强者。有一次，子路向孔子请教“强”的问题，于是有了孔子关于“强”的这段议论。“强”的本意是壮健、强盛。实际上，“强”是个很大的概念，包含了强壮、强健、强悍、强大等。就子路的个性气质和思想倾向而言，他所说的“强”可能是一种外在体质层面的强壮、强悍。孔子心中很清楚，所以他以反问的方式启发子路，提出自己关于“强”的两种理解和四种境界。 为什么孔子要在这个问题上区分南方和北方？春秋时期的南方北方又指哪里？为什么南方与北方有这样的差异？孔子所在的鲁国位于中原，其所谓“南方”指吴越荆楚之地，“北方”指燕赵或长城以北少数民族活动区域。由于地理环境、生存空间及生存压力等各方面的差异，其中对“强”的理解也自然不同。按照孔子的概括，南方之“强”是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宽”是宽容、宽怀，即雍容大度；“柔”是柔和、柔顺，即温良和善。南方人具有雍容大度的气度，温良和善的修养。这样，对于无道的人或事，不采取报复行为。这是君子应该具有的“强”。而北方之“强”以兵器﹑甲胄为卧席，枕戈待旦，随时准备与敌拼杀，死不足惜，是一般英勇顽强的人具有的“强”。这两种“强”孔子都没有予以否认，但孔子似乎有南方之强“不及”，北方之强“过之”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这里“南方之强”和“北方之强”是从具体地理人物中抽象概括出来的，不能以此作为对任何一个南方人或北方人的直接判断，也不能将这种抽象出来的判断仅限于南方或北方。 然后，孔子提出了不南不北的中原人应有的“强”的四种境界②。他认为，君子应该做到以下四个方面，才能称得上真正意义的强。 第一方面是和而不流。孔颖达说“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是指“不为南北之强，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心行强哉，形貌矫然”。君子“和而不流”是讲：作为不南不北的中原人应有的“强”，为人要按照“和”的原则做事，善于协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既不与别人搞对立，也不被别人同化，更不是无原则地随声附和，同流合污，随波逐流，而是自主独立，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相互尊重。这是一种鲜明的人生态度，也是难得的处世智慧，更是中庸之道的最高境界。与“和而不流”相反的就是孔孟非常反感的“乡愿”。《论语·阳货》载子曰：“乡愿，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中作了具体描述：“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愿也。”“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显然，“乡愿”是一种自以为是，没有原则，同流合污的人，是道德之贼。 第二方面是中立而不倚。孔颖达说“中正独立而不偏倚，志意强哉，形貌矫然”是指为人恪守中道，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行必中正”（《礼记·儒行》），才能不偏，不走极端，才能不倚，不倚仗某种势力，保持自己相对的独立性。这样的人有时似乎并不强大，甚至有点孤立，但因为他心里有“中”，就不会偏激偏颇，犹如定海神针，生命就有定力。有了定力就能在多种力量的纠缠、冲突中安然处之，不去主动攀援或依附别人。这其实很难做到，所以孔子认为这样的人才是强啊！“中立不倚”与《礼记·儒行》所讲的“特立独行”的儒者接近：“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值得注意的是，“中立不倚”很容易被人们理解成“素隐行怪”。所以，《中庸》又说“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那些钻牛角尖，行为怪诞，走极端、出风头，借以欺世盗名，试图流传后世，这当然不合中庸之道的“过”，不是“中立不倚”。现在人们很容易把“特立独行”理解为“我行我素”，其实是“素隐行怪”的现代版。 第三、第四方面可以放在一起讨论，是指君子面对国家有道无道，即政治清明还是黑暗两种不同情况应该怎么做？如果国家有道，政治清明，他人生通达，有机会出仕，干一番事业，这个时候不要得意忘形，要利用这种难得的机会实现自己困窘时的理想、抱负，抵制各种诱惑，守住道德底线，而不要借机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如果国家无道，政治黑暗，社会动荡，他有能力、有机会就会临危受命，努力改变危局，无能力、无机会也会洁身自好，独善其身，坚守道德操守。在面临民众利益，国君危难之时，会挺身而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才是强啊！这其实是以中庸之道应对不同的国家政治现实。 这四重境界的“强”与南方之强的“不及”，与北方之强的“过”比较起来，显然是一种符合中庸之道，刚柔相济，内外兼修的“强”，是孔子推崇的真正的“强”。 《中庸》第十一章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孔子评述了三种人的所作所为。第一种人是素隐行怪，钻牛角尖，行为怪诞，走极端、出风头，借以欺世盗名，试图流传后世，这当然不合中庸之道的“过”——智过了头而不择乎善，行过了头而不择乎中。如有些学者故弄玄虚，创建让人难以理解的思想体系，以此想成名成功，流芳百世。汉代，扬雄以“圣人”自许，其作品有向孔子看齐之趋向：孔子有《论语》，他就作《法言》；孔子有《易传》，他就作《太玄》。后世不少人对他这种自充圣人的作法颇有微辞。扬雄模仿《易》作《太玄》，在世时就很少有人能看懂，他死后四十多年，《法言》流传了下来，而两千多年过去了，《太玄》还是没有几个人看。第二种人是找到中庸之道的正确道路，可是走到一半又停止了下来，这显然是不合中庸之道的“不及”，这也是孔子所不欣赏的。《论语·雍也》记载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从本章孔子与冉求师生二人的对话来看，冉求并非不好学，还颇有才艺，但因偏重于艺，缺乏求道之心，所以孔子勉励他积极向道，而冉求以能力不够为借口。于是，孔子对他提出批评，认为冉求并非能力的问题，而是他思想上的畏难情绪做怪，所以中途而废。这里的“力”不仅是指外在的力气，更是指心力，即意志力。孔子认为冉求不是能力不够，而是意志力不够，自我划界，半途而废。第三种人是能够按照中庸之道为人处世，即使隐姓埋名、默默无闻也不后悔，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论语·泰伯》载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卫灵公》：“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孟子·尽心上》也载孟子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其实要做真隐士也不容易，一般人难耐寂寞，更有功名利禄的诱惑。所以，孔子说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大概只有圣人才能做得到。也就是说，君子如果能够做到这点，也就优入圣域了。《论语·学而》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孔子希望他的学生做“人不知而不愠”的真君子。《易·乾·文言》载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孔子以龙的德性说明君子在特定的情况下当审时度势，急流勇退，身虽隐退而道得以存，所以并没有什么郁闷，而是内心感到快乐的事情就去做，内心感到忧郁的事情就不做。如果眷恋禄位，苟且留连，必遭祸患。《易·大过·大象传》象曰：“泽灭木，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君子在危机的时刻保持自我独立就没有忧惧，隐居而没有郁闷。上述都可以视为从不同角度对“遁世不见知而不悔”之义的阐发，从中我们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儒家君子、圣人人格的丰富思想内涵和崇高的精神境界。 四、君子之道费而隐 《中庸》第十二章云：“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朱熹《中庸集注》：“君子之道，近自夫妇居室之间，远而至于圣人天地之所不能尽，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可谓费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则隐而莫之见也。盖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圣人不知不能。则举全体而言，圣人固有所不能尽也。”说明中庸之道就在百姓日用之中，连普通男女都可以知道，可以学习，也可以实践。不过，知道是一回事，一般性地实践是一回事，要进入其高深境界又是另一回事了。中庸之道最高深的境界显现于天上地下。说它大，至大无外；说它小，至小无内。所以，即使人群中出类拔萃的圣人，对于中庸之道也有不清楚，做不到的地方。所以，君子所遵循的中庸之道是从夫妇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开始的，如果推衍到精微深妙的地步，那就天地万物无所不包了。对中庸之道的践行，就要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开始，如孝悌之道、洒扫应对。这就像“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远行要从近处迈步，登高要从低处起步，即必须从小事做起，从平凡的行事中体现出中庸之道的高远博大，精深微妙。朱熹《中庸集注》还认为子思引《诗·大雅·旱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两句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他认为，这两句诗是对中庸之道“费而隐”的形象化解释。 五、君子忠恕之道 《中庸》第十三章云：“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这正是孔子《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的发挥，要求人们从忠恕之道做起，敦伦尽份，子事父以孝，臣事君以忠，弟事兄以敬，交朋友以诚，由此推己及人，以实现社会基本的伦理秩序。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中庸》记夫子言，君子之道四，无非忠恕之事……然则忠恕，君子之道也。”忠恕是中庸之道的直接体现。具体而言，忠恕为内外相关的德目，尽内在之中心真实无伪为“忠”，其外在的推己及人为“恕”。内外相维相济，主观客观交会，我人贯通为一。换句话说，忠恕之道就是在人伦日用之中，兼顾个人内在德性和对他人外在行为的统一，以中庸之道实现人伦关系的和谐圆满，这样就与天下有道不远了。 为了实现良好的社会伦理秩序，作为君子要言行一致。《中庸》继续说：“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郑玄注：“庸犹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谨也。”孔颖达疏：“庸，常也。谓自修己身，常以德而行，常以言而谨也。己之才行有所不足之处，不敢不勉而行之。己之才行有余，于人常持谦退，不敢尽其才行以过于人。”这样言行相顾，就是君子“守实言行相应之道”。即君子要言行一致，言不过行，行不掩言。 六、君子素其位而行 《中庸》第十四章：“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这里的“素位而行”与《论语·泰伯》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宪问》的“君子思不出其位”，《易经·艮卦》象辞“君子以思不出其位”意思相近。《论语》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本来是强调注意礼制的“名分”，安分守己。如果不能素其位而行，不在其位而谋其政，于礼则有僭越之嫌，可能被人认为是“违礼”。孔颖达疏：“素，乡也。乡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愿行在位外之事。《论语》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乡富贵之中，行道于富贵，谓不骄、不淫也。乡贫贱之中，则行道于贫贱，谓不谄、不慑也。乡夷狄之中，行道于夷狄，夷狄虽陋，虽随其俗而守道不改。乡难患之中，行道于患难，而临危不倾，守死于善道也。”如何素位而行？如处在富贵之地，就做富贵人应做的事。一般人富贵了，便春风得意，傲慢无礼，吃喝玩乐，纵情声色，以极口体耳目之欲。如果是有修养，懂得中庸之道的人，即使富贵了，也能心态平常，富而好礼，视金钱如粪土，视名利如浮云。对于处在贫贱的人，道理也是一样，不以贫贱累其心，能够安贫乐道，像颜回那样箪瓢陋巷，不改其乐。至于处于夷狄，落后蛮荒之地，可以入乡随俗，但要坚守大道，感化影响夷狄。《论语·子罕》载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意思是说，君子通过礼乐教化可以把那些地方变得文明开化起来。对于患难也是这样，人人都希望人生平安，万事如意，但往往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忧患灾难。身处在患难之中却能以一种平常的心态对待，这是很不容易的。孔子厄于陈蔡，围于匡人，弦歌自乐，便是圣人处患难行乎患难的气象。君子无论人生进入什么样的境地，富贵贫贱，文明野蛮，患难安乐，都能安然处之，便是自得的境界。得者得道也。有道之人，身处富贵，不以富贵欺凌人，即行富贵之道；身处贫贱，安贫乐道，不去攀援富贵，即行贫贱之道。这就是儒家的“自得”之说。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孟子·离娄下》）君子要达到高深的造诣，进入精深的境界，就要行中庸之道，从而自有所得。只有自有所得，才能够积累深厚；积累得深厚，运用起来就能够左右逢源。孟子所言的“自得”，强调的是道德实践，自有所得，达到的一种博大精深、左右逢源的精神境界。 “素位而行”是出于“知天命”，既知天命，便能“居易俟命”。居易俟命是儒家对待自身境遇和天命的一种态度。孔颖达疏：“‘故君子居易以俟命’者，易，谓平安也。言君子以道自处，恒居平安之中，以听待天命也。”有道之君子处于自得之境，便总是平安地听待天命。朱熹对《中庸》里的这段话作注曰：“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愿乎外也。”把居易俟命与素位而行联系起来，是很有道理的。后儒经常说君子“素位而行，居易俟命”。说到儒家的天命观，春秋时期文化精神的转折，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传统的宗教神秘“天命观”。但孔子仍然肯定“天命”的存在，《论语·为政》载子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颜渊》中孔子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生死富贵这些东西是天命决定，非人力所能及的。尽管如此，孔子却不废弃人事的努力，主张遵循天命，但又不是听天由命，而是相反，强调积极有为，乃至被隐士讥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者”。孟子说：“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赵岐注：“修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个人生命的长短是天命，是人难以抗拒的力量，只能在活着的时候努力修身养性、勤奋学习，尽到做人的本分，以待天命，这就是“立命”。清朝王夫之在《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中也说：“是以君子安生安死，于气之屈伸无所施其作为，俟命而已矣。”君子修身养性，安分守己，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境遇，甚至生死之际，都能够平心静气，不急不躁，以待天命或机遇降临。当然，这里的等待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尽当下该尽的本分，该干什么还尽力干好。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总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对功名利禄汲汲而求，不满足自己目前的地位，总是想向上爬，看不起地位低的人，巴结有权势的人，奢望高升，妄想得到不该得到的东西。如果不能成功就怨天尤人，自己活得累，还把人际关系搞得一塌糊涂，陷入勾心斗角的烦恼中，迷失自我。甚至误入歧途，走上违法犯罪之路。 要做到“素位而行”还要“反求诸己”，这样就能做到“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中庸》以射箭为例，阐明反求诸己的思想。君子射箭，射不中，不能埋怨别人，而应反求诸己，看自己是否做到了心正身正。类似的思想见《论语·卫灵公》载子曰：“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孔子认为，遇事是求之于己，还是求之于人，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之一。君子哪儿做得不对，会从自己内心去查找原因，要求自己做好，从而修正自己；小人凡事不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是从别人那里找借口，总是怨天尤人。如果多回过头来检讨自己的过错，反躬自省而少责备别人，就能远离怨恨了。所以，君子的人生态度是：“不怨天，不尤人。”（《论语·宪问》）《孟子·离娄上》中有：“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上》中有：“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类似的表述又见于《礼记·射义》：“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这都是通过射礼来说明反求诸己的道理。 “反求诸己”也就是要善于自我反省，所以《中庸》第三十三章还说：“君子内省不疚，无恶于志。君于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见乎？”“内省不疚”是儒家心性修养的一项重要内容，也见于《论语·颜渊》：“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君子要是经常自我反省，没有内疚，那又何来的忧愁和恐惧呢？要做到“内省不疚”，平时做事说话都要合乎中庸之道，不能随便，不能走极端。否则，如果一时冲动，做事说话犯了过错，那就后悔也来不及了。心中内疚有愧，怎么能没有忧愁和恐惧呢？ 七、君子不可以不修身 《大学》讲“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中庸》第二十章也强调：“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强调修身是君子所必须。怎么修身？《中庸》提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孔颖达解释说：“修身以道”，言欲修正其身，先须行于道德也。“修道以仁”者，言欲修道德，必须先修仁义。朱熹解释说：“道者，天下之达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谓元者善之长也。”“修身以道”明确指出了“修身”要以“道”为其根本，其核心是以中庸之道安身立命，为人处世。“修道以仁”则指出了“修道”的依据是“仁”，即要实现中庸之道就要以仁为标准。仁是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之核心［1］。孔子讲：“仁者，爱人。”孟子也讲：“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所以，“仁”就是“道”。明白了“仁”就是“道”，也就更容易理解为什么孔子讲：“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修身的内容和顺序就是事亲→知人→知天，即通过修道修身，下学上达，希贤希圣，以人合天，合内外之道，由君子而圣人。这就是《中庸》第十五章所说的“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中庸之道既广大又精微，“道不远人”，道“须臾不可离”。所以，要践行中庸之道就得从近处开始，即从孝悌之道起步。而“孝悌为仁之本”，孝悌乃实践仁道的基础。 修身为本，具体体现在个人修养方面主要是“三达德”。所以，《中庸》第二十章说：“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三达德”即智、仁、勇三种古今通行不变的个人品德。怎么获得这三种美德？要通过好学、力行、知耻。这三种美德要落实在修身上，修身的关键就是修养这三种美德。修身治理别人，才能治理国家天下，这就是《大学》修齐治平的意思。 《中庸》第三十三章云：“故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可与入德矣。”君子之道是收敛深藏，却由于本身的光辉会自然不断地发扬光大，对人们形成越来越大的影响；反之，小人则爱表现，多张扬，向外求，得虚名，最后被人看穿，走向自我消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是中庸之道在君子修养上的直接体现，表明他通过中庸之道进入了道德的境界。 《中庸》第三十三章又云：“君子笃恭而天下平。”阐明了君子如果能够自己心性纯厚，时刻恭敬有礼地对待一切人和事，就能够正己正人，修己安人，修己安百姓，就能够实现由内而外，内圣外王，国治天下平。朱熹《中庸集注》说：“笃恭而天下平，乃圣人至德渊微，自然之应，中庸之极功也。”君子这样做，就能够达到圣人境界，是中庸之道最大的功用。曾国藩在《诫子书》中这样强调主敬的力量：“内而专静统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为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 结语 可以看出，《中庸》以中庸为主线，以修身为主体，由慎独、时中、和而不流、费而隐、忠恕之道、素位而行几个方面构建起了君子之道的思想结构，为修养君子人格提出了基本理论和实践途径。当今国人因为百多年来批判割断传统文化，特别是几代人没有机会学习中华文化基本经典，造成了价值观的虚空和信仰的空白，特别是国民基本素养堪忧。2016年3月，《瞭望》新闻周刊联合北京美兰德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以“国民素质”为主题，选取了位于我国东中西部的12个城市进行抽样调查，收集到2405个有效样本。调查从民族精神、道德水平、法治意识、职业素养、文明素质、防灾减灾意识、海外形象、科学素养、身体素质、学习习惯、家风家教等11个二级指标入手，虽然并不能完全涵盖国民素质的全部内容，但窥斑见豹，或可提供一个观察当下我国国民素质基本状态的独特视角。从调查来看，受访者对整体国民素质只打出了刚刚及格的61.4分，可见问题不少、期待很多，预留了极大的成长空间［2］。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在提倡君子文化。儒家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圣贤，但圣贤人格一般人难以达到，所以通常谈得最多的是比较现实的、平常人可以达到的君子人格。通过弘扬君子文化，使国民素质与社会文明得到提升，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备条件。《中庸》的君子之道对当今弘扬君子文化，提升国民素养，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注释 ①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中有“王肃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为然。今从之”。 ②孔颖达说“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以下“皆述中国之强也”。“中国”在先秦多指中原华夏。 参考文献 ［1］韩星.儒家核心价值体系——“仁”的构建［J］.哲学研究，2016（10）. ［2］袁元，韩冰，李松.大国公民养成记［J］.瞭望（新闻周刊），2016（13）.  作者简介丨韩星，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思想文化史、儒学研究。 原文载丨《中原文化研究》，2018年第6期，原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中原文化研究”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