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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军事医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医学院考察调研疫情防控科研攻关工作中指出，“我国历史上有很多防治瘟疫的医疗著作和方法。《汉书·平帝纪》记载，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提出了‘隔离’是防疫的重要举措”，勉励科技人员和广大干部群众要科技主导、群防群治。 据《汉书·平帝纪》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国遭旱灾、蝗灾，青州尤严重，老百姓四处逃荒。上至三公、卿大夫、使臣，下至一般官员献出田地、住宅给贫民，并组织捕捉蝗虫，减免租税，安置流民衣食居住，同时将患疾疫病人安排在一些腾空的房舍里，施药医治。这是中国关于防治公共疫情采用隔离方法第一次比较规范的记载。 瘟疫的产生，几乎与人类社会起源一样古老，它深刻影响并改写了文明史进程。在西方创世神话中，众神之王宙斯送给潘多拉的魔盒里，既有幸福和爱情，亦有瘟疫和忧伤。希腊罗马文明的演化、终结与瘟疫不无关系；中世纪晚期“黑死病”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性命（占当时欧洲人口1/3左右，个别国家超过1/2，而20世纪惨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死亡仅5%左右）；美洲“开拓者”用天花病灭绝原住民，加速了近代殖民化；西班牙流感（当地约8百万人感染，但首波有记录的发生在美国军营）造成数千万人死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提早结束的原因之一。在中国，殷墟甲骨文已有“疟疾”“疾年”等文字，染病之邪气——“疠”字早见于《尚书》、《山海经》等文献。《中国救荒史》统计我国正史上有较为详细描述的“大疫”，西周至民国有240次左右；《中国古代医政史略》统计从西汉到清末至少发生过321次疫病流行；《中国疫病史鉴》统计西汉以来两千多年里发生过352次重大流行疫病；《中国古代疫情流行年表》辑录了公元前674～1840年826条疫情文字记述。 人类对瘟疫的认识与斗争贯穿了整个历史。东西方早期多用神、魔、星象学等解释其因，用巫术、祭祀甚至自虐等方法对治。之后，医巫分业，卜、祝、巫等神职人员的防止作用不断下降，医学成为主要手段。中国古代逐渐认识到，瘟疫与时令、气候、环境卫生等因素有关。但受直接观察手段制约，人类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真正认识到细菌、病毒等致病“元凶”。说到底，影响人类生产生活的，不只是我们看得到的宇观世界、宏观世界，更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世界——微生物群落（正常情况下微生物对人体是有益的、必需的，致病为偶然）。作为瘟疫“元凶”的某种病毒，有活性和自适应能力，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中国古代各级政府有较为完善的卫生行政体系，在疫情时建立诸如“疾官（馆）”“病迁坊”“疠迁所”“六疾馆”“别坊”“安乐坊”“安济坊”“养济院”等隔离“病坊”，并从财政等方面宏观调控。魏晋时期，曾发生“以疾疫废朝”，即因传染病流行而朝廷停止办公。“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历代名医还在长期战“疫”实践中，根据临床症状体征、发病时间、地域、季节等特点，进行病机分析、辨证论治，迅捷拿出救治方案，逐步完善起具有民族特色的中医防治理论体系。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次瘟疫造成象欧洲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不能不说，“凝聚着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的中医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宝”，是中国对世界一大贡献。 隔离需要制度性保障。采取法律措施，与传染迅猛的瘟疫作斗争是我国古代重要战“疫”方式。《礼记》将人与环境关系纳入礼法范畴，很早就有了保护环境资源和卫生的规定。描述战国时期秦国法律法规的云梦《封诊式》竹简，有专门诊断鉴定麻疯病的“爰书”。晋代颁布《医疾令》作为医药业基本法。唐代的太常寺主管国家卫生业务部门，“岁给药以防民疾”，预防流行病、传染病是其所属部门太医署的主要职责之一。五代时，在监狱中设立“病囚院”防治疾疫。局部疫情由地方官直接处理，涉及区域较大则派太医及翰林医官出使巡诊及施药，朝廷无偿拨付。国家组织力量编篡医典、药典，把医药人才纳入考试制度，必要时直接对医药行业实行强制性管理，“疾疫者以医驰马救疗”，特殊情况下以天子名义颁行验方。 各类瘟疫即“传染病”的最大特征，即在人与人之间以及通过一定媒介传播致病。病毒需借助活的宿主细胞才能得以复制繁殖。在未找到有效对治疫情的药物之前，“隔离”并加以治疗，阻隔病毒延伸扩展，往往是最好的保护和积极的防治手段。自觉的隔离乃至强制的隔离，是对生命的负责。采取这种措施，是控制疫情持续蔓延和恶化的最有效策略。欧洲各国一度采用了最严厉的隔离制度，才逐步走出黑死病的阴影。近代伊始，全球相互联系逐渐紧密，防疫不再是单一国家和地区事务，而成为了区域性甚至世界性事务。现今任何用“人权”进行指责、用“自由”对抗隔离的借口，在一条条鲜活生命不断失去的冰冷数字上升之中，都显得极度苍白且自私。 中国古代发明了预防天花的“人痘”接种术，传至世界各地由英国人琴纳加以改进为“牛痘”接种术，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人类最终战胜天花病毒奠定了基础。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政府注重发挥制度优势，汲取历史经验，中西医结合，先后战胜了血吸虫病和“非典”等大型疫情，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事业不断完善，青蒿素的良好抗疟作用获得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表彰，国民健康得到良好保障，人均预期寿命从新中国成立前的35岁上升到77岁（2018年）。2017年9月发布的《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与人权进步》白皮书显示，1963年以来，中国先后向69个发展中国家派遣了援外医疗队，累计派出医疗队员2.5万人次，治疗患者2.8亿人次。此次新冠疫情发生后，我们发扬“大医精诚”人道主义普世精神，毫无保留地向世界公布真相、分享经验，派出医疗专家组分赴世界各地，真正践行被尊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留下的“誓言”，无私援助各国医疗物资，为全球抗疫作出了重大贡献。 “卫生”在中国古代意为“养生”，最早出现于《黄帝内经·灵枢》中。希腊神话中的许癸厄亚（hygieia）叫“健康女神”，罗马神话中的萨卢斯（Salus）叫“健康女神”，这些字根之词均表示健康、卫生、安全。要充分认识人类与瘟疫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融合东西方文化提供的各种智慧，立足于天人整体观、复杂生命系统技术，从自然与社会、心理并重的角度，综合施策，方可化解重大疫情。维护世界人民公共卫生安全，需要世界大家庭各成员国的齐心努力。极少数西方政客和媒体，出于一己之私、一党之利，利用话语权优势，转移视线，裹挟舆论，歪曲是非，抹杀中国政府和人民巨大牺牲换来的抗疫成效，滥诉滥讼，丧失底线，抗疫不力却转嫁矛盾，逆流而动，严重破坏了国际卫生合作氛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顺势而为，把业已为国际社会认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一步细化到健康卫生领域。大“敌”当前，战“疫”未休，只有携起手来，共同应对，才能化险为夷。 （载《运城日报》2020年6月10日。本文部分内容以“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为题，刊《光明日报》2020年6月3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