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代表了在出处进退问题上的四种不同做法，而其相同之处为趋于仁以及“归洁其身”。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于恶人之朝，可谓“以去为洁”；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可谓“不以不去为不洁”；伊尹秉持“何事非君”的观点，去就于两君之间，而他“自任以天下之重”则为孟子所赞许。孟子推崇孔子是“集大成”者，其进退观在相当程度上也吸取了孔子的主张。他还指出孔子有“见行可之仕”、“际可之仕”与“公养之仕”，这代表了仕的三种层次。另外，在孟子对舜、百里奚与子思等圣贤的论述中同样体现出其特定的进退观。 关键词：孟子；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进退 战国时的思想家孟子曾经游历齐国、梁国、鲁国等，但当时这些国家的国君对他都“不能用”。孟子一生就从政而言可谓有多次去就、进退。在他的思想中，政治上的进退观也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他在这一方面观点的形成不仅与其自身的经历有关，还总结了历史上伯夷、伊尹、柳下惠的做法，尤其是孔子的做法与主张——这四位分别被他称为“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圣之和者”与“圣之时者”。除此之外，孟子关于政治上进退、去就的思想还体现在他对舜、百里奚、子思等人的谈论中。从孟子对上述这些圣贤的评论入手，我们可以较为深入地把握其政治上的进退观。 一 在《论语》中，有数处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论及伯夷、叔齐或柳下惠。伯夷、叔齐是商周之际的人物，曾试图劝阻周武王伐纣。武王灭殷后，伯夷、叔齐不愿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后饿死（参见《史记》卷六一《伯夷传》）。孔子称他们为“古之贤人”，并说过：“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论语·季氏》）。 柳下惠即鲁国大夫展禽，柳下是其所食之邑名，惠是其谥号。《论语·微子》中记载他为士师，多次被黜退仍不离开鲁国。有人对他说：“子未可以去乎？”他答道：“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他虽然多次被黜退仍不愿“枉道而事人”，并且无意离开鲁国这一父母之邦。看来他既不“辟世”，又不“辟地”。而这与伯夷的事迹就有较大差异——后者曾辟纣而居北海之滨，可谓“辟地”；后又不食周粟而隐，可谓“辟世”。他可说是“不枉道而不事人”。 伯夷与柳下惠在仕隐问题上是有不同甚至相反之处的。孔子曾说过：“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以及“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论语·微子》）。伯夷可说是“隐居以求其志”，能“不降其志”，虽受饿而不受辱，其境界应高于柳下惠。孔子曾经言及“匹夫不可夺志也”，因此他说柳下惠等“降志辱身”或有为其惜之意。然而柳下惠坚持直道而事人，能言行无失，这样他尽管曾“食禄乱朝”，仍被称为“逸民”。 后来孟子也曾比较“不屑就已”的伯夷与“不屑去已”的柳下惠二人的区别：“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于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于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孟子·公孙丑上》）。伯夷“非其君不事”，这样他就不会不择君而事，也不会因为诸侯“善其辞命”就出仕。他可说是属于“洁其身”、“不辱其身”而不屑仕于诸侯的[1]。 至于柳下惠，“不羞污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阨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柳下惠不惮与恶人“同朝并立”，“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赵岐注）。他能“不自失”、“不隐贤”，也就“不能浼”。[2]伯夷、柳下惠都可说是“不屑不洁”，不过伯夷的不屑表现为不屑于就“不洁”，而柳下惠的不屑则表现为不屑于去“不洁”；伯夷可说是“以去为洁”，而柳下惠可说是“不以不去为不洁”。 孟子认为“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样就对伯夷与柳下惠都有所否定。所谓伯夷“隘”，按赵岐注是指他“惧人之污来及己，故无所含容”，也就是说他唯恐被别人所污而选择退避，且不屑于正人；所谓柳下惠“不恭”，是指他“轻忽时人，禽兽畜之，无欲弹正之心”，也就是说他认为别人虽污但并不能污己，因此他不屑于退避，且不屑于正人。不过孟子也曾称赞伯夷、柳下惠为圣人：“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孟子·尽心下》）。而孔子只称伯夷为“古之贤人”或“逸民”，称柳下惠为“逸民”。从孟子对伯夷、柳下惠虽有所非仍肯定他们是圣人可以看出，他所谓的圣人并不一定是完人，并且圣人并非一切都可取法[3]。 在此附带一提的是，西汉时以“滑稽“闻名的东方朔否定伯夷、叔齐而肯定柳下惠之类的“朝隐”者，并曾告诫其子以容身为上：“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汉书》卷六五《东方朔传》）。他以最终饿死于首阳山的伯夷、叔齐为“拙”，以曾经作为周柱下史而“朝隐”的老子为“工”，显然其观点与孔子、孟子是有区别的。 二 孔子在谈论“逸民”的时候，表达了他自己与伯夷、柳下惠等在仕隐问题上不同的立场。后来孟子在论述这一问题的时候，又加入了伊尹，并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代表了四种有差别的态度。伊尹秉持“‘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孟子·万章下》）的立场，这显然不同于“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的伯夷。二者的主要区别之处在于伊尹对君主实际上无所择，对民众实际上也无所择，这样他一旦决定出仕就不会退隐，而且在不同君主之间可以多次去就——他曾“五就汤，五就桀”。伊尹所为似有可议之处，但如果从“自任以天下之重”出发就可以理解了——他“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与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孟子·万章下》）。 对自任以天下之重者而言，天下重于君，民重于君，为了天下之民可以在不同君主之间反复有所去就。 伊尹在出仕前即乐尧舜之道[4]：“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他之所以出仕是因为汤多次使人“以币聘之”，于是幡然改变了原有的立场，并认为：“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于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孟子·万章上》）商汤多次使人“以币聘之”使伊尹悟到自己不能独乐尧舜之道，而应该行尧舜之道于天下。伊尹出仕不是为了“禄之以天下”，而是为了使天下之匹夫匹妇能“被尧舜之泽”。这样，无论君为何君，民为何民，他都要出仕。无论君为何君，他都要使其成为“尧舜之君”；无论民为何民，他都要使其成为“尧舜之民”。 因此，他与伯夷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会不事恶君；他与柳下惠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会局限于父母之邦而仅事一君。与二者都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不仅要事君，还要“变君”、“变民”。孟子有所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伊尹的出仕可谓由“独行其道”转为“与民由之”以及“与君由之”，而这就需要“以斯道觉斯民”以及“以斯道觉斯君”。 从孟子的话可以想到，正是商汤多次使人“以币聘之”，使伊尹看到自己有行尧舜之道于天下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使其看到自己有行尧舜之道于天下的机会。就伊尹是否曾“以割烹要汤”这一问题，孟子的答复是：“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吾闻其以尧舜之道要汤，未闻以割烹也”（《孟子·万章上》）。商汤因为伊尹有尧舜之道而多次使人“以币聘之”，按理说他会支持伊尹行尧舜之道于天下。不过伊尹出仕后还有“五就汤，五就桀”之举。对他来说，使君成为“尧舜之君”并非一蹴而就之事，而且使君成为“尧舜之君”也包含对终不能成为“尧舜之君”者进行革命。 公孙丑曾对孟子言及伊尹“放太甲于桐”之事，并问“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的答复是：“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上》）。其实，伊尹放太甲于桐，从某种意义上讲又何尝不是对太甲的训导——使其或能改过而成为“尧舜之君”，而非仅仅意在废黜他。孟子此处所说的“伊尹之志”，有人以为是“欲宁殷国”，也有人以为是“公天下以为心而无一毫之私者也”，不过本人认为更确切些说这还是指他为了行尧舜之道于天下，而要使君成为“尧舜之君”。 伊尹的出仕，按孟子的说法，是先为君之师，而后为君之臣：“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孟子·公孙丑下》）。这样看来，汤所“不敢召”的伊尹与“不羞污君，不卑小官”的柳下惠还是有重要区别的。 伊尹出仕后属于一定要行其道者，他是不会“辟世”的。他在政治上最突出的特点是“自任以天下之重”，这样不论处于“天下有道”还是“天下无道”之时，他都不会退避。“自任以天下之重”这一点当是深为孟子赞许的。孟子曾说过“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可见他本人也是以天下为己任的。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孟子尽管对“圣之清者”伯夷以及“圣之和者”柳下惠有所否定——“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但对“圣之任者”伊尹却没有批评之语。 三 孔子在政治上的进退与上述伯夷、柳下惠、伊尹等都有所不同。他在离开齐国时，“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孟子·万章下》）。孔子应与伯夷、伊尹一样，都会“治则进”，但他不会象伯夷那样“乱则退”，也不会象伊尹那样“乱亦进”，而应该会“乱则可进则进，不可进则不进”。 《论语·阳货》中记载：公山弗扰以费叛，“召，子欲往”。孔子表示“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同篇中还有另一则孔子与子路的对话反映了他在出仕问题上的立场：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由此看来，孔子在出仕问题上的立场有别于伯夷、叔齐——他并不是固执于“不立于恶人之朝”（或“非其君不事”）。在公山弗扰或佛肸召他的时候，他的观点与柳下惠的作为倒有相通之处——后者“不羞污君”，并持“恶人何能污于我邪”的立场。 按《史记》卷四七《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为鲁大司寇时，齐人赠鲁国国君“女乐文马”，季桓子与鲁君往观，“怠于政事”。子路对孔子说：“夫子可以行矣。”孔子说：“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季桓子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于是离开鲁国。这样看来他在政治上的进退，又不同于柳下惠虽遭“三黜”而不离开父母之邦。不过，孔子离开鲁国仅应说是“辟人”，他仍欲在别国行其道，而未走上“辟世”的道路。因此桀溺才对子路说：“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论语·微子》）而伯夷也可说是“辟世之士”，这样孔子在政治上的进退、去就也就不同于伯夷。 孟子对孔子离开鲁国有以下评论：“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不知者以为为肉也，其知者以为为无礼也。乃孔子则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君子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孟子·告子下》）。孔子离开鲁国，最根本的原因是其道不行，而直接原因则是因为季桓子的“无礼”。孔子说过：“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孔子辞官也未尝不能说是“不可则止”。 孔子还说过：“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未见其人也”（《论语·季氏》）。孔子仕于鲁可以说是“行义”，不过这种“行义”未能“达其道”，而他周游列国也未能“达其道”。这样就能理解他“未见其人也”的感叹——在他那个时代，他未能见到这样的人，而他自己也不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古时，应当有这样的人——比如伊尹就可说是“行义以达其道”者。 由上可见孔子在进退、去就问题上与伯夷、柳下惠、伊尹表现都有所不同。孟子认为“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孟子·万章下》）。他这样说其实在表示自己更拥护孔子的立场。孟子还就“集大成”做了进一步的解说：“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这样看来，孔子在进退问题上是以“智之事”为始而以“圣之事”为终的。伯夷等人固然也可称为“圣”，但不能称为知时，只有孔子才可以称为“圣之时者”。孟子说孔子“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应是指他因时不同而有不同选择[5]。 在这方面，孔子并未称自己“集大成”，而是用了“无可无不可”一语。《论语·微子》中，孔子在论述三种逸民（包括“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伯夷、叔齐，“降志辱身”的柳下惠、少连以及“隐居放言”的虞仲、夷逸）时，表示自己与他们不同，“无可无不可”。马融对此的解释是“亦不必进，亦不必退，唯义所在”[6]。其实孔子“无可无不可”不仅仅能理解为可进可退，可去可就，可降志辱身，可不降志辱身，还能理解为可以为伯夷、叔齐，可以不为伯夷、叔齐；可以为柳下惠、少连，可以不为柳下惠、少连；可以为虞仲、夷逸，可以不为虞仲、夷逸。 孟子还提到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孟子·万章下》）。“见行可”应是指见其道（或其言）之可行，这种仕的目的主要是为行其道或行其言；“际可”是指“接遇以礼”，这种仕主要因为国君之有礼；“公养”是指国君“养贤”，这种仕不过为免于贫困而死。照孟子看来，孔子之仕，不仅有为行其道而仕者，如国君待之以礼可以仕，如遇贫困而国君能周之也可以仕。从孟子总结的孔子这三种仕，我们对孔子“无可无不可”的说法就能有进一步理解。 关于这三种仕，《孟子·告子下》中还有如下相关表述：“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礼貌未衰，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饥饿不能出门户。君闻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从其言也，使饥饿于我土地，吾耻之。’周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从上述孟子的话中可以看出，因进仕的目的有别，则退避的理由也有不同：首先，因国君将行其言可以仕（为行其言而仕与为行其道而仕相近），然而其言是否能行决定权并不在其本人手中，而是掌握在国君手中，因此如其言未行则应该离去[7]。其次，因国君有礼也可以仕，这可以说是以其有礼而还之以礼，如其不再有礼甚至表现出无礼则应该离去。最后，因自家贫困也可以仕，这可以说是为“免死”而仕，属于不得已为之。孟子提到过：“仕非为贫也，而有时乎为贫”（《孟子·万章下》）。孔子曾为委吏等，可说是有此“为贫”而仕。这种“为贫”而仕应是在邦无道的情况下才有的。孔子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论语·泰伯》）。在邦无道的情况下，并不一定都要选择象伯夷、叔齐那样“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可以为“免死”而仕，但这种仕绝不应转变到为求富贵而仕。 孟子阐述这三种仕，也在说明仕有三种层次：为行道而仕，为君有礼而仕，以及为免死而仕。这三种仕固然都可以接受，但首先应该求其上者，也就是为行道而仕。 四 孟子认为，伯夷、伊尹、柳下惠在进退问题上有三种不同做法，但这三种做法有其一致之处。他说：“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污君，不辞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 （《孟子·告子下》）孔子的做法虽然不同于上述三人，但同样可被视为趋于仁。《论语·述而》中有如下一段话：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求仁而得仁”，不仅是孔子对伯夷、叔齐的评价，还是他对自己的期许。而伊尹、柳下惠又何尝不能说是“求仁”。伊尹之“求仁”表现在他欲使天下之民“被尧舜之泽”，表现在他欲使天下之民成为“尧舜之民”。柳下惠之“求仁”则表现在其“蒙耻救民”（《列女传》第二卷）上，表现在其“直道而事人”上。而对“无可无不可”的孔子而言，无论进退、去就，都会不失“求仁而得仁”，都会趋于仁。 孟子还认为，除趋于仁以外，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四人的选择还有另一相同之处，那就是“洁其身”：“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孟子·万章上》）。在“洁其身”这一点上，四人的出发点应是一致的。对圣人而言，不仅隐居、求退能做到洁其身，出仕、求进也能做到洁其身。伯夷以“乱则退”而“洁其身”，“不与恶人言”是其“洁”最突出的体现。伊尹出仕前的“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也表现出其特定的“洁”，而其出仕后能行尧舜之道于天下，使君为尧舜之君、民为尧舜之民，这样他不求“洁其身”自能“洁其身”。柳下惠之“洁”表现在他“和而不同”（借用孔子之语）的一面：对污者虽表现出“和”，但却不会同化于污者。在这方面孔子与柳下惠有相近之处。孔子在因佛肸召而欲前往时说过：“不曰白乎，涅而不缁”——自己如真正“白”就不会因出仕而被染“黑”。子路评其所见到的隐者荷蓧丈人时说：“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不仕固然可以“洁其身”，而出仕并非都不能做到“洁其身”。孔子并不因为欲“洁其身”就不求仕，但其求仕也不会放弃“洁其身”的原则。因此他在卫国时住在贤大夫颜讎由而非国君幸臣弥子家中，尽管后者表示“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孟子·万章上》）。 孔子说过：“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论语·子路》）。伯夷、伊尹等人都有“进取”的一面，也都有“有所不为”（按孟子的说法为“不屑不洁”）的一面，不过他们在这两方面的程度与表现是不一样的，因此有的人（如伯夷）“狷”的一面较为引人注意，有的人则“狂”的一面较为突出。 伊尹出仕前主要表现出“有所不为”的一面，而其出仕后“进取”的一面表现得非常明显，可谓由“狂者”而为“圣之任者”。柳下惠“进取”的一面表现在他能不顾“辱身”而进，这样看来他可说是不同于伊尹的另一种“狂者”，并由此而为“圣之和者”。而他“不屑不洁”的一面则是包藏在“和”之中的，他可说是内“介”而外“和”。至于伯夷，孟子认为他“治则进”，因此他也有“进取”的一面。不过对伯夷而言更突出的是其另一面，也就是“不屑不洁”的一面，他可谓由“狷者”而为“圣之清者”。而对“无可无不可”的孔子来说，除“中行”外，有时也表现出“狂”或者“狷”，但这些都应是“权”而后为的。 孟子固然以孔子为楷模，不过他“狂”也就是进取的一面仍较为值得注意。除孔子外，孟子推崇的还有“圣之任者”伊尹，这是因为伊尹在某种程度上寄托了他的志向。他还持士当急于求仕的观点，这也表现出其进取的一面[8]。除此之外，孟子还有“不屑不洁”的一面，因此他反对“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并表示“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孟子·尽心下》）。可以说，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无论进退在不远于仁、不同于污方面是相似的，而此相似之处也是孟子认识到并能做到的。 五 对今人研究孟子的进退观而言，除了上文提到的他关于伯夷、伊尹、柳下惠与孔子的言论外，他对舜、百里奚与子思等人的论述也是值得注意的。 在《孟子》中，对舜的称述要多于对禹等人的谈论。舜从隐居而出仕，又从为臣而为君。孟子主张“尧舜与人同耳”（《孟子·离娄下》），因此舜出仕之道也应是他人可以做到的。《孟子》中提到舜为东夷之人，“发于畎亩之中”（《孟子·告子下》）。舜见帝尧时，“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孟子·万章下》）。舜出仕的特殊性首先是他以匹夫而为天子之友。尧对舜可谓“尊贤”[9]，而舜事尧可谓“敬君”。孟子认为，后人对待君臣之伦，也应效法尧舜。《孟子·离娄上》有：“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孟子·离娄上》）。可以说，舜之进既是尧“尊贤”而进，又是舜本人“敬君”而进。舜仕而能尽臣道，这是其出仕的另一个特点。 虽然舜出仕后有进而无退，但这并非意味他不能退。孟子说过：“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孟子·离娄上》）。从孟子的话看来，舜并非贪恋禄位者。 万章曾问孟子：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五羊之皮”，并为人养牛，以此而求得秦穆公的任用，这可信吗（《孟子·万章上》）？孟子认为以百里奚的明智不会为此。百里奚在去就问题上能充分显示出他明智的一面。当晋人以宝物献给虞公以求假道伐虢的时候，宫之奇进谏而百里奚却没有——后者知道虞公不可谏，并且预见到虞国将亡，因此离开该国。孟子认为他“知虞公之将亡而先去之，不可谓不智也”。后来百里奚又知道秦穆公可与有为，于是相秦，并“显其君于天下”。孟子认为他“知穆公之可与有行也而相之，可谓不智乎？”以百里奚之智，不可能自污以求仕，这就是孟子的观点。百里奚虽然不能称为“圣”，但可称为“智”、“贤”。他出仕的目的是要“显其君于天下，可传于后世”[10]。孟子在此并不仅仅是为百里奚做辩护，也是阐明其求仕不能“辱己”的观点。在此有必要指出的是，进退而能“洁其身”，是需要“智”的。如真有其“智”，则既能洁其身而进，又能洁其身而退。至于为求进而辱其身，则是难以称为“智”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一书中也曾数次提到子思。小国之君费惠公曾以子思为师，他说：‘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孟子·万章下》）。而他对颜般则“友之”，并使王顺、长息为事君者。这样看来，子思于费国可谓以君之师而进，这样其仕也有别于颜般等人。子思也曾仕于鲁国。鲁缪公曾欲以他为友，子思不悦而言：“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可见，“千乘之君求与之友，而不可得也”（《孟子·万章下》）。舜可以为天子之友，而子思则不愿为鲁国国君之友，他应是想以君之师的身份出仕。然而他并不能行其道于鲁国，乃至不能“安”于鲁国。后来孟子离开齐国时，曾提到：“昔者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孟子·公孙丑下》）。从孟子的话中，可以悟出他仕于齐国而不成功的一个主要原因。 孟子还曾与万章论及子思的一件事：“缪公之于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于卒也摽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后知君之犬马畜伋。’盖自是台无馈也”（《孟子·万章下》）。孟子认为鲁国国君对子思既不能“举”又不能“养”。他还指出：国君之尊贤，应效法尧之尊舜，养贤而后举贤。鲁国国君不尊子思，则子思可拒其赐。拒其赐是子思仕而能“洁其身”的一种表现。可以这样认为，即便就孟子所说的“公养之仕”而言，如果国君养贤而不以礼，乃至待之如犬马，则贤人也当拒此而退。 结 语 “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所处的时代也可谓“天下无道”。但孟子以天下为己任，见“天下溺”则欲“援之以道”，故虽处于那样的时代仍有出仕之志。孟子进则欲行道，故对君主陈尧舜之道，而遇道之不行、言之不从则可以退。孟子又说过“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他进虽不能行其道于天下，退则能以其道善其身。 孟子之进退观除与“道”有关外，还与他所说的“仁”、“义”、“礼”相关。孟子未忘民之疾苦，进则欲君主“志于仁”，使其行仁政，可以说其仕也是趋于仁的。他还说过“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孟子·万章上》）——其实也可以说“进退以义”、“进退以礼”。进退以义，则必然反对“事君无义”；进退以礼，则自然不会“进退无礼”（《孟子·离娄上》）。孟子虽急于求仕，但也不愿在国君不加礼的情况下出仕。这其实涉及到不可自污以求仕、以及欲仕而仍要“洁其身”的问题。 参考文献： [1]孔子说伯夷“求仁而得仁”，这应是与他“好仁”而“恶不仁”相联系的。伯夷“恶不仁”的一面非常明显，也就是“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论语·里仁》），而孟子所说“恶恶之心”应该就是指“恶不仁”之心。 [2]在此有必要一提的是，孟子还曾称赞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子·尽心上》）。 [3]对孟子而言，曾往见梁惠王这样“不仁”的君主，表现出他不同于伯夷；能离开父母之邦往列国欲行其道，则又表现出他不同于柳下惠。 [4]《论语·雍也》中有：“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孟子说伊尹乐尧舜之道，可见他不仅仅是知尧舜之道与好尧舜之道而已。 [5]这也可说是一种“权”。关于“权”，《论语·子罕》中有：“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6]何晏等注、邢昺疏：《论语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65页。 [7]孟子就“异姓之卿”说过：“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孟子·万章下》）。这可以说是“见行 可之仕”者应该离开的一种情况。 [8]《孟子·滕文公下》有“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以及“士之失位也，犹诸 侯之失国家也”。 [9]《孟子·万章下》还有：“尧之于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仓廪备，以养舜于畎亩之中，后举而加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贤者也”。 [10]我们对百里奚之仕与伊尹之仕可做一比较：伊尹相汤“以王于天下”《孟子·万章上》，而百里奚只是使秦穆公为霸而已。且百里奚不象伊尹那样欲行尧舜之道于天下，这样看来他不能称为“圣”而只能称为“贤”。 （作者简介：林榕杰，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厦门大学哲学博士后、历史学博士后，米兰大学欧盟伊拉斯谟计划博士后，都柏林大学欧盟伊拉斯谟计划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短期访问学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