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的底层结构是礼乐文明。礼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生活方式。人与人相见尤其是士阶层相见要有士之礼，以示相互敬重而不轻慢。礼的无所不在，显示出中华文明精神品质所达到的高度，中国因此被周边国家赞为“礼义之邦”。礼既是处理内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原则，也是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可谓是礼义外交、德义外交。 西周、东周时期诸侯国与国之间相交的原则毫无例外是礼义、德义的价值原则。春秋时代常被批评为“礼崩乐坏”“春秋无义战”，但我们从《左传》中还是可以看到礼乐精神的延续。春秋时代两国交战往往不以杀伤为目的，更有不少交战双方因为看到对方显示出礼而主动停战的例子，甚至有交战一方面对对方大败而有战车陷入泥泞中时，主动向对方提供技术帮助的例子。 诸侯国间在平时交往中就更加不忘有礼。当时在外交场合经常引《诗》。《诗》教被认为是“温柔敦厚之教”，外交场合大量引《诗》，绝非夸耀文学修养，而是要委婉地传达政治意图，而相关政治意图是合乎礼义的。各国使节之所以能引《诗》，是因为他们享有共同的教养及更深层次的礼义、德义价值观。使节若对于对方引《诗》无感，或者不能准确理解、把握所引《诗》的深层次政治秩序安排而第一时间作出合乎礼义的回应，则会被各国所耻笑。闻一多在《诗与批评》中认为“春秋时代是一个相当美好的时代，那时候在政治上保持一种均势”。政治保持均势的根本在于礼义的维系与存续。大国以礼义来“尊王攘夷”，而小国同样可以基于礼义理直气壮地指责大国，大国若理屈词穷也不得不作出让步、不敢明目张胆地以武力相加。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作为全书开端，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哲学逻辑。当周天子对于瓜分晋国的韩、赵、魏不仅不加以讨伐，反而基于自身弱势而册封三家时，就等于自我放弃了礼制，放弃了礼义、名分的价值观，也就不能再保有天下。 吕不韦召集门人著《吕氏春秋》，实际上是为秦统一六国而做的学术、理论准备，可惜没有被秦始皇采用。《吕氏春秋》强调治理国家、天下都要以德义为价值原则。而秦王朝因以严刑酷法治国而很快灭亡。汉朝吸取秦的教训，以礼义、名教治理天下，同时对于秦的郡县制最终加以继承。 秦代以降，汉、唐、明、清等大一统国家与周边国家的交往，都遵循德义价值观。明朝时有日本使臣到中国来，明朝皇帝问到日本的风土人情，使臣写了《答大明皇帝问日本风俗》这首诗来作答：“国比中原国，人如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 表示日本的礼制从中国汉唐学习而来，并与中国完全一样，这正显示了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外交的底层结构是礼义、德义外交的价值观。郑和下西洋时，以明朝国力之盛，却没有对周边国家采取殖民霸权政策，而是实行“以大事小”“厚往薄来”的德义外交，显示出和平共处的精神以及责任担当。 清代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写到主人公游历海外诸国，其理想中的国家“君子国”“大人国”内外实行的都是德义，而其本源则是来自中国这一礼义之邦富而好礼。中国的礼义、德义是贯通国家内部与外部天下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思想无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明传统，其底层结构正是中华文明的德义外交。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共商共建共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一不是中华文明的德义外交具体、全面的体现。德义外交根本上也是文化价值观外交。 同样是价值观外交，既有和平外交与霸权主义外交的区别，也有真实不虚的外交与虚伪外交的区别。历史上的西方列强以及今天美国的价值观外交无疑是后者，是打着价值观之名而行霸权、分化瓦解别国之实，根本上是名实不符的虚伪价值观。 中国的德义外交之“德”，意味着对于他国的长久性善意，而非贪图一时功利，这就是新中国外交传统强调“长久友谊”“长久朋友”的深层哲学逻辑所在。“德者，得也”，即要考虑到最终结果检验。比如以坦赞铁路等为代表的中非友谊经历的历史检验。“德”还要完全出自内心之“诚”而不虚伪。 中国德义外交之“德”联系着一种长久性，这从根本上来自于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史上唯一连续没有断裂的原生道路文明的“可长可久之道”。中华文明能够保持唯一的连续未断裂性，根本上离不开对于“德”的深刻理解与坚守。 中国德义外交的“义”意味着“公平正义”与“相互尊重”，这包括中华文明传统对于小国的真正尊重与理解。“义”还意味着共利原则，国与国之间不能只看重利益，但也不是不重视利益，而是“利者，义之和也”，更加重视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也就是“合作共赢”。 德义外交将“德”与“义”紧密结合，才是可长可久的。而“德”在“义”先，就是说对于他国不仅要尊重，还要有善意，德义外交的出发点是与人为善的“善意”，是孔子说的“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 中华文明作为原生性道路文明的普遍性，将超越一些断裂次生道路文明的普遍性。今天的中国，是时候理直气壮、心平气和地展现我们的真实价值观外交了。 （作者分别是清华大学国家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古代史所研究人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