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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原载《当代儒学》第20辑，四川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版，第3‒7页。这是作者于2021年6月24日在“冯友兰‘新理学’研讨会”上的致辞。 我简单讲一下今天这个会议的意义问题。我想，我们可能很容易把它看成一件仅仅关乎我们这个“情理学派”[ 关于“情理学派”，参见胡骄键：《儒学现代转型的情理进路——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中心》，《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4期（另一更详版本《现代中国哲学的情理学派》，《当代儒学》第16集，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生活儒学在现代中国哲学“情理学派”中的地位》，《当代儒学》第16辑，杨永明、郭萍主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11月版。]的事情，因为冯友兰先生是我们的师爷、祖师爷。不能这么看问题，因为这样就大大降低了冯先生的哲学思想的普遍意义。所以，我想讲三点，即三组关键词，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第一组是关于“照着讲”与“接着讲”的问题；第二组与第一组的问题密切相关，我想讲讲关于“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问题；第三组，我再讲讲关于“情感”和“理性”的问题。最后我再补充一点其他的问题。 一 首先来看第一组关键词，即关于“照着讲”与“接着讲”的问题。“照着讲”与“接着讲”这样的话语，大家当然都很熟悉，但还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我刚才讲了，我们来研究冯先生的哲学与思想，并不仅仅是因为他是情理学派的开创者。我们都知道，现代“中国哲学”的基本范式，实际上就是冯友兰先生开创的；而且对于这个范式，虽然有很多人不断地提出反思或者异议，但到现在为止，都超越不了、摆脱不了。摆脱不了的原因，我们可以去探究，比如说，过去的所谓“反思”是不是有太过头的地方？那么，为什么我们至今还是走不出这个范式呢？可能它里面还蕴含着一些更具普遍性的意义，是否定不了的，需要加以揭示。 我为什么要强调“照着讲”与“接着讲”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知道，最近这些年，在中国哲学界，特别是儒学界，出现了一股原教旨主义的思潮、复古主义的思潮。这是很危险的倾向。当然，按照冯先生的话语来说，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照着讲”，但实质上是试图把古代的东西照搬到今天来；或者反过来讲，把今天的中国人拉回到古代去。这样的“照着讲”，那肯定是不行的。所以，不能只是“照着讲”，更需要“接着讲”。 那么，怎样接着讲？我从两个维度来谈这个问题： 一个维度是：冯先生接着讲的是什么？冯先生的哲学，大家都认为是接着程朱理学来讲的。其实，在我看来，他不仅仅是接着程朱讲的。读冯先生的书，特别是他的《贞元六书》，就会发现，他绝不是简单地接着程朱讲的，而是接着整个的中国哲学传统或者中国文化传统来讲的。这一点，可以专门地做一些深入的发掘，就是破除大家的一个陋见：冯先生就是照着程朱讲的。事实远远不是这样。从中国哲学的纵向脉络来看，他不仅仅是接着程朱讲的，因为程朱理学本身也不是凭空而来的东西，它本身也是“接着讲”的，即是接着整个中国哲学传统讲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另一个维度是：冯先生接着讲的实质意义何在？所谓“接着讲”，就是要推进、要发展、要转化，这里有一个时代转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没有时间展开谈，只能点到为止：它就是我经常讲的“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 黄玉顺：《当前儒学复兴运动与现代新儒家——再评“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界》2006年第5期，第116–119页；《现代新儒学研究中的思想视域问题》，载《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化》，易小明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50–67页；《儒学复兴的两条路线及其超越——儒家当代主义的若干思考》，《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192–201页；《反应·对应·回应——现代儒家对“西学东渐”之态度》，《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第22–28页。]。“照着讲”主要是属于“民族性表达”的问题；但是这个民族性表达有一个现代转化的问题，也就是“现代性诉求”的问题，这才是“接着讲”的时代本质。否则，就成了复古主义、原教旨主义。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继承和发扬冯先生的这个基本精神，就是：不仅要传承中国的文化传统、哲学传统，而且要转化、要发展、要推进；不是简单地“照着讲”，而要“接着讲”。 二 第二点是关于“乡下人”和“城里人”的问题。这是冯先生的一个很重要的说法，它跟刚才那个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所谓“接着讲”，要转化、要推进、要发展，是有一个大的时代背景的。冯先生明确地讲，我们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或远不仅仅一个“中西”关系的问题，而是“乡下人”和“城里人”的关系问题；用今天的一般的话来讲，它是“前现代”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这也是我这些年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现在有很多学者，特别是儒家学者，他们把“古今之变”的问题处理成了“中西之异”的问题，即处理成了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问题，那是不对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冯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说法，是用《诗经》里面的话来说的，就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诗经·大雅·文王》。]。我们是“旧邦”，而且要继承这个“旧邦”，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要“传承”文化传统，这就是“民族性表达”的问题；但是同时，这个“旧邦”需要“维新”。新在哪里？这就是“现代性诉求”的问题。 当然，冯先生当时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一个特殊时期的背景，那就是抗战，所以，“维新”有一些特定时期的含义。但是，这个“时期”算不上“时代”，要超越、跳出这个时期来看“维新”问题。我们绝不能把冯先生讲的“维新”、“旧邦新命”理解成民族主义的表达。绝不能这么去理解。“旧邦新命”的实质，说白了，就是“现代性诉求”的问题、现代转化的问题；回到他那个话语，就是从“乡下人”转变为“城里人”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尤其需要注意纠偏，这些年我在很多文章里都在不断地纠正这一点：“旧邦新命”不是“中西之际”的问题，而是“古今之变”的问题。 三 第三点才是跟我们这个情理学派有直接关系的问题，那就是“情感”与“理性”的问题。我们知道，从现代哲学史来看，揭示情感与理性的关系、凸显情感的重大意义，这主要是蒙培元先生“情感儒学”的贡献；我也讲过，实际上，在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正式出版之前，早在20世纪80年代，蒙先生就已经在讲“情感哲学”了。[ 黄玉顺：《情感儒学：当代哲学家蒙培元的情感哲学》，《孔子研究》2020年第4期，第43–47页。] 但是，关注“情感”与“理性”这个问题，开启者无疑是冯友兰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胡骄键的那篇文章，有一节专门探讨这个问题，纠正了一些误解、一些错误的看法。[ 胡骄键：《儒学现代转型的情理进路——以冯友兰、蒙培元、黄玉顺为中心》，《学习与实践》2019年第4期。] 这很重要，还可以继续做这个工作。 但是，我刚才就讲过，这其实不仅仅是情理学派的问题，它的意义跟上面我谈的两点都有关，就是说，情感这个观念的重新凸显或复兴，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时代转换之间是有对应关系的。这个问题，现在学界也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诸位还可以进一步专题研讨这个问题。简单来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前轴心期、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之前的观念，非常重视情感；然后，时代转换之后，帝制时代的观念，才是“性—情”的架构，仅仅把情感看作一种形而下的、“已发”的、需要去加以规范的东西，这就丧失了情感的本源性；然后才是伴随着第二次社会大转型的情感观念的复兴。这可以追溯到很远，至少戴震就在讲这个问题了，其实还可以追溯得更远。[ 参见黄玉顺：《论“重写儒学史”与“儒学现代化版本”问题》，《现代哲学》2015年第3期，第97–103页。] 我谈这些问题，每一个点都是可以专题讨论的问题。我想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情感与理性的问题，或者说“情理”问题，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学派的问题，而是整个的“旧邦新命”、整个的中国哲学的大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正地重新回归孔孟儒学、甚至孔孟之前的观念，那就是“事情”与“情感”浑然不分的那么一种本源性的观念。[ 参见黄玉顺：《儒家的情感观念》，《江西社会科学》2014年第5期，第5–13页。] 四 总的来讲，今天来讲我们研究冯先生新理学的意义，不是要去继承他的某些具体的哲学结论，而是要学习他的基本方法，特别是他的那种基本精神和态度，最重要的就是这么三点：不是“照着讲”，而是“接着讲”；不是要做“乡下人”，而是要做“城里人”；不是局限于情理学派所讲的情感与理性的问题，而是纵观情感观念与整个中国哲学的两次时代转换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此启示一种复归与重建，即复归于我们的本源性的生活情感，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中国哲学。 最后我再补充一点。大家知道，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冯先生曾经犯了很大的错误。不仅如此，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冯先生的这个错误，与海德格尔所犯的那个错误，两者的性质其实是一样的。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重视、要正视，这有助于警醒我们自己。这个问题也涉及所谓“王者师”最终却成为“王者奴”的问题。当然，海德格尔是至死不悟，死不认账；而与海德格尔不同，冯先生在暮年复归了自己独立的思想，这也体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里面，说明他通过反省以后，回归了自己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也表明，冯先生的错误与他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之间并没有内在关系，这也是冯先生与海德格尔根本不同的地方。 好吧，我就讲这么多。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