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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孔子家语·颜回》记载，颜回在鲁定公执政时，曾准确地预见了当时鲁国的著名驭马者东野毕由于“求马不已”“其马必将佚”的结果，因而引起了朝野震动。原文如下： 鲁定公问于颜回曰：“子亦闻东野毕之善御乎？”对曰：“善则善矣，虽然，其马将必佚。”定公色不悦，谓左右曰：“君子固有诬人也。”颜回退。后三日，牧来诉之曰：“东野毕之马佚，两骖曳，两服入于厩。”公闻之，越席而起，促驾召颜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问吾子以东野毕之御，而子曰：‘善则善矣，其马将佚。’不识吾子奚以知之？”颜回对曰：“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于使民，造父巧于使马，舜不穷其民力，造父不穷其马力，是以舜无佚民，造父无佚马。今东野毕之御也，升马执辔，衔体正矣；步骤驰骋，朝礼毕矣；历险致远，马力尽矣，然而犹乃求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诚若吾子之言也。吾子之言，其义大矣，愿少进乎。”颜回曰：“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公悦，遂以告孔子。孔子对曰：“夫其所以为颜回者，此之类也，岂足多哉！” 这就是颜子“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论断的出处。本文即对此作一简单分析。 一 首先，这一记载的可靠性。此段记载出自《孔子家语》一书。历史上关于《孔子家语》真伪的学术公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得到妥善的解决[1]。在《孔子家语·后序》中孔安国曾说明《家语》材料的来源：“《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凡所论辩,流判较归,实自夫子本旨也。”[2]《家语》作为一部古典文献，应该说其内容基本上是可靠的，渊源有自。 清人崔述在《洙泗考信余录》中对这一条所记内容提出怀疑，主要理由是：“定公之时，颜子尚少。”其认为不会有此事，又认为“此事本出《吕览》，乃颜阖对庄公语，非颜渊对庄公语也。”细而绎之，其实崔述的这两条论据均非切实可靠之论。一是，鲁定公在位时间是公元前509年至前495年，而颜回的生卒年一般认为是公元前521年至前481年，即鲁定公即位时颜回已十二三岁，而去位时颜回已二十六七岁，若此事发生于定公末年，已经成为青年的颜回发表以上治国言论是完全可能的。二是，《吕览》所记出自《庄子·达生》，其中有“东野稷以御见庄公（前693年至前662年在位）……颜阖遇之”。《庄子·列御寇》中有“鲁哀公问乎颜阖曰”云云；《庄子·人间世》有“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而问于蘧伯玉曰”云云。从此两处看，颜阖应是与鲁哀公（前494年至前468年在位）、卫灵公（前534年至前493年在位）同时的人，此与《庄子·达生》所记矛盾，故《吕览》以《庄子》为据更不可信。因此，崔述的怀疑是没有确凿根据的。《孔子家语·颜回》中所记颜子提出“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的论断是完全可能的。 二 关于这一论断的政治意义、哲学意义。从政治意义来说，这一论断抓住了治国的基本问题或者说中心问题，即如何正确对待民众的问题。 孔子提出以德治国和礼让为国的主张，而其中心问题就是正确对待民众，要努力做到重民、爱民。例如，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这就是说，“为政以德”可以使为政者与下属处于一种和谐的关系之中，可以使民众安居乐业。他说：“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论语·里仁》）这就是说，如果能以礼教民，使民众处处守礼，那么治国还有什么困难呢？他又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就是说，国家设置政、刑、德、礼，是为了管理民众，只有德、礼才能提高民众的素质。孔子认为：“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这就是说，君子只有施行德治，才能使民众衷心佩服。总之，孔子认为，国家的德、礼、刑、政和教化，完全是为了管理、培养、提高民众的。孔子反对治国对民众用杀伐之道（《论语·颜渊》），反对苛政，而认为治国必须“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郑国的子产能重民、爱民，孔子称赞子产说：“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孔子主张，治国必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说：“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说：“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意思是说，让民众吃饱饭，有安全感，并有被信任感。孔子到卫国去，称赞卫国：“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冉有说：“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论语·子路》）如何教之，孔子曾对季康子说：“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孔子认为治国的基本问题或者说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民众的问题。对民众，应以德治之，以礼教之，使之富庶起来，提高其文化素养和道德水平。这几条做好了，国家才能治理好。 孔子的治国主张被对其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的颜子继承。颜子的重民、爱民思想集中表现在其以舜为人生楷模，学习和践行舜对待民众的方针政策中。颜子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上》）“昔者帝舜巧于使民……舜不穷其民力……是以舜无佚民。”（《孔子家语·颜回》）除此之外，还有与子路、子贡一起受孔子之命在农山（一作“景山”，一作“戎山”）言志时说：“回愿得明王圣主辅相之，敷其五教，道之以礼乐，使民城郭不修，沟池不越，铸剑戟以为农器，放牛马于原薮，室家无离旷之思，千岁无战斗之患。”（《孔子家语·致思》）这充满了浓厚的爱民之意。孔子对他的评价亦充分肯定了他的爱民之意，曰：“不伤财，不害民，不繁词，则颜氏之子有矣。” （《孔子家语·致思》） 《孔子家语·颜回》中的“识音”一章带有一定的寓言色彩，除表现了颜子由识鸟音而推断出人的哭声所包含的特殊内容外，还表现了他的爱民情结。后来，孔子派人调查哭者的情况，果然是因为“父死家贫，卖子以葬”，所以其母大放悲声。 颜子长期居于陋巷，箪食瓢饮，这使他便于与民众接触，更容易了解民众的疾苦。故其爱民之意，并非装模作样，而是出于真心。上述“识音”一章也表现了这一点。 总之，颜子“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的论断，集中表现了他以舜为治国榜样，学习舜“巧于使民”，对民众不逼迫，减轻对民众的各种压力，让民众能安心生活下去，以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愿望。 故而，颜子“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的论断，又是一种辩证的观点。这就是说，事物发展到极限，在一定条件下，即会走向自己的反面。这虽然会使有些毫无远见的人感到突然，感到难以理解。但这确实是一种客观规律。 应该说，颜子在这方面的认识和论断是对古时同类事件的理论性总结，准确地概括了矛盾发展之规律。此论断的提出，与颜子自身的修养密切相关。虽然颜回终生没有从政，但这并不等于他没有从政的潜质和见解。他自幼习《易》，哲学思维发达，故能见常人之所未见，提出常人所未提出的见解。 《孔子家语·弟子行》记载，卫将军文子询问子贡：在孔门七十余名登堂入室者中，究竟“其孰为贤？”子贡经过一番考虑，回答说：“夫能夙兴夜寐，讽诵崇礼，行不贰过，称言不苟，是颜回之行也。孔子说之以《诗》，曰：‘媚兹一人，应侯慎德。永言孝思，孝思惟则。’若逢有德之君，世受显命，不失厥名，以御于天子，则王者之相也。”这是颜子同门师兄弟对他的评价。子贡是一位富有经商头脑与外交才能的人物。《史记·货殖列传》称：“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司马迁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并对其外交才能大加称赞：“故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贡一出”使天下局势大变。这样一位有突出才能的人物，却对颜子衷心佩服，称誉有加，说明颜子在治国理政方面确有超常之才。值得注意的是，子贡说颜回能担任“以御于天子”的“王者之相”，而不是诸侯国的辅相。至于诸侯国的辅相，孔子在周游列国到达楚国时，楚国的令尹子西已向楚王明确指出：“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史记·孔子世家》）这就是说，“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国没有一个辅相能有颜子那样的治国才能。这也说明颜子确实有超乎常人的治国之才。 颜子提出“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的论断，亦与他所服膺的中庸之道、所践行的忠恕之道紧密相关。孔子说：“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其赞誉了颜回对中庸之道的坚守。朱熹评价曰：“颜子盖真知也，故能择守如此，此行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所以明也。”[3]其认为颜子乃真正的智者，将其道德本心合乎中庸之道。颜子所言““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即是他对中庸之道的灵活解读，以此警告世人，为人处事要准确把握“度”，不可过“度”，不可弄到鱼死网破的境地。 这种对内对外讲究处事有度，行中庸之道，也就是孔子、颜子提倡的“恕”。“恕”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形式、方法，或者说一种状态。曾子指出：“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恕是孔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把“恕”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一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子继承了孔子的恕道思想。《孔子家语·颜回》篇记载，鲁国大夫仲孙何忌曾问颜子：“仁者一言而必有益于仁智，可得闻乎？”颜子说：“一言而有益于智，莫如预；一言而有益于仁，莫如恕。夫知其所不可由，斯知所由矣。”如果说一个字有益于仁，那么这个字就是恕，可见恕在仁中是何等重要。颜子在生活实践中积极践行恕道，他总结自己践行恕道的情况说：“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韩诗外传》卷九）不管别人是否善待于他，颜子皆善待之，其对恕的贯彻可谓彻底。如果作为一个在上位者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下属，那就很少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危难。 三 颜子“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的论断在当时与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并被历代明智之士传承不息。 “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这一论断，首先受到孔子的肯定和赞扬。孔子说：“夫其所以为颜回者，此之类也，岂足多哉！”这就是说，颜子之所以被人们视为具有超乎常人智慧的人才，就是因为这一类的事件是很多的，不用再多的事例了，这一点已经足够了。孔子从总体上肯定了颜子的超人才能。 荀子将颜子预见东野毕马佚一事收入自己的著作中。后来，荀子去到秦国，秦昭王向他“问儒术”，荀子“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与之,由此秦悉有焉”（《孔子家语后序》）。这样一来，颜子“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的论断不但在齐鲁大地得到保留与传播，而且在秦国中得到保留与传播。颜子的思想品德为更多的人所知晓。 后来，秦始皇虽有“焚书”之举，但记载孔子及其弟子事迹的简册，包括秦昭王时荀子带入秦国的那一部简册并未焚毁，颜子预见东野毕马佚的事迹得以继续流传。 《中庸》《大学》从其思想内容来看，也受到颜子“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这一论断的影响。如《中庸》第十四章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这里显然受到颜子论断中所体现的“不可穷其下”思想的影响，而且把这一思想向各个方向扩展，特别注重的是处理好上下之间的关系。《大学》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这也是在颜子“不可穷其下”思想的启发下提出的处理好上下、左右、前后各方面之间关系的主张。凡是不良之事，发现之后，要立即停止，这是处理好各方面之间关系同时提升整体素质的必要措施。《中庸》《大学》在颜子论断的启发下，所提出的这些思想见解对于一个家族、家庭，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民族和谐关系的建立都是十分有利的。 西汉时，文帝的博士韩婴根据有关简册，在传《诗》的同时，作《韩诗外传》数万言。该书卷二即有颜回预见东野毕马佚的记载。其基本内容与《孔子家语·颜回》所记相同，但文字上略有不同。如《孔子家语·颜回》曰：“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韩诗外传》云：“自古及今，穷其下能不危者，未之有也。”与此大体相似的，还有刘向《新序·杂事》，其内容与《孔子家语·颜回》基本相同，文字略有不同。出现这种文字略异的情况，可能与《韩诗外传》《孔子家语》《新序》三书的材料来源有关。但颜子的基本论断被保存下来了，通过《韩诗外传》《新序》等书的传布使得此论得到进一步传播。 东汉末年，逸士牟子作《牟子理惑论》一书，倡儒、释、道三教调和之意。在回答他人问题时，牟子指出：“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昔吕望、周公问于施政，各知其后所以终；颜渊乘驷之日，见东野毕之驭，知其将败；子贡观邾、鲁之会，而昭其所以丧；仲尼闻师旷之弦，而识文王之操；季子听乐，览众国之风，何必足履目见乎？”这里列举了多个事例，皆体现了主人公见微知着的能力。其中虽未引用颜子“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的论断，但将颜子的事迹列入其中，可知在牟子心中，颜子也是一位具有超乎常人预见能力的人。 《后汉书·崔骃列传》记载，崔骃是一位才高而志未酬者，曾作《达旨》篇，以表明自己的志向。其中列举历史上的若干成功事例，如云：“昔孔子起威于夹谷，晏婴发勇于崔杼，曹刿举节于柯盟，卞严克捷于强御……颜回明仁于度毂，程婴显义于赵武。”对“颜回明仁于度毂”一句，历代注《后汉书》者皆未作出诠释。实际上，这一句说的就是颜子准确预见东野毕驭车马将佚一事。“毂”就是“车”。“度”，忖度、预料。全句意为：颜回的仁德因预料东野毕驾车出事而彰明。这里的仁德主要是指颜子在回答鲁定公的问话时，准确地说出了矛盾双方尖锐对立，以至于你死我活的关系。即“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这个道理本来是客观存在的，但许多人并不明白或者不十分明白，颜子的论述使人如梦初醒、醍醐灌顶。因此，崔骃将此算作颜子向天下推行仁道中的一项重要成就，亦彰显了他对颜子预见东野毕马佚一事的肯定与传承。 《三国志·魏志·王基传》记载，魏明帝时盛修宫室，百姓劳瘁。时有中书侍郎王基上书劝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惧。……昔颜渊云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是以知其将败。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弊，留意舟水之喻。”在这里，王基借用颜子预见东野子求马不已、故其马必佚一事，来启发与劝谏魏明帝，以使之减轻对民众的力役。这充分体现了颜子论断的影响力。 《晋书·载记第十四》记载，前秦苻坚曾任王猛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等职，王猛上书请辞。其疏中谈到前代帝王用人之得失，如云：“魏祖以文和为公，贻笑孙后；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吲之。……东野穷驭，颜子知其将弊。”在这里，对于颜子预见东野毕用马不止而必然致败一事，王猛主要是从用人不当就会导致失败这一角度归纳的。这也是颜子预见东野毕驭马必佚这一事件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与影响。 严可均辑《全晋文》卷四十八载有晋傅玄《平赋役》一文，曰：“昔者东野毕御，尽其马之力，而颜回知其必败，况御天下而可尽人之力也哉？夫用人之力，岁不过三日者，谓治平无事之世，故周之典制载焉。”这是傅玄运用颜子预见东野毕驭马而求马不已、其马必佚一事，来告诫与劝谏晋武帝等在上位者，不可滥用民力，甚至用尽民力，否则就会验证颜子所说的“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的论断。 另，在严可均所辑《全宋文》卷六十二释慧通《驳顾道士夷夏论》一文中，亦有关于颜回的记载，云：“若夫颜回见东野之驭，测其将败；子贡观邾鲁之风，审其必亡。”这说明南朝时，在佛学界亦对颜子的预见能力表示了肯定和佩服。 至宋代，对颜子预见东野毕驭马必佚一事的记载，主要还是从爱惜民力、维护社会安定的角度诠释的。如太平兴国年间，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其八百九十六卷兽部八载有《孔子家语》之“颜子预见东野子马佚”一事，可惜的是编者在选用时删去了颜子总结性的论断：“臣闻之，鸟穷则啄，兽穷则攫，人穷则诈，马穷则佚，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编者可能害怕这样的结论会刺激皇帝，所以只讲故事性的部分，其中所蕴含的道理留给皇帝自己体会去吧。 又如，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监察御史王岩叟上疏请废《保甲法》时言：“……兽穷则搏，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臣观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发爱百姓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积愤衔怨，人人所同。”（《宋史·兵志》）关于宋代保甲法的是非，自然是见仁见智的。但王氏在这里引用颜子“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的论断，在爱惜民力这一点上是与颜子的原意相符合的。王岩叟的奏疏后来收入《文献通考》《历代名臣奏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典籍中，颜子的论断也在这些典籍所传布的范围内发生了影响。 宋代胡仔所撰《孔子编年》一书，在鲁定公十三年（孔子五十二岁）时，复述了颜子预见东野毕马佚一事，其内容与《孔子家语》所记相同。这种复述，虽无创新，但同样起到了传播颜子重民爱民思想，扩大颜子影响的作用。 明代丘濬撰《大学衍义补》，该书第十五卷引录《孔子家语·颜回》中颜子预见东野毕必将马佚一章，之后加按语说：“《家语》此章，颜子谓舜不穷其民是以无佚民，由是推之，则桀纣穷其民所以有佚民，而致危亡之祸也可知已。后世人主，其尚无以苛政虐刑以穷其民哉！”应该说，这段按语正切中要害，深得颜子本意，亦可看出《大学衍义补》一书确实弥补了宋代真德秀《大学衍义》“止于格致诚正修齐，而阙治国平天下之事”的缺失。 清代马啸《绎史》卷九十五之一较完整地记述了颜子的言论事迹，其中也包括颜子预见东野毕马佚一事。从先秦至清代，颜子事迹广泛流传，亦彰显了其 “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论断及其重民爱民思想持久的影响力。 颜子所言“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可谓千古不易之理，至今仍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古代中国治理有良治与劣治之分，凡是执政者实行仁政德治，以关心民瘼为基本任务的，都呈现出良治状态；反之，执政者毫无章法，为所欲为，穷其民众，都会呈现出劣治状态。如秦、隋末的暴政就是如此。 在当今社会同样是一个单位、集团内部，有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干部与群众、上级与下级等，因而也就存在着“上”“下”之间的关系，只是这种上下之间的关系与古代的阶级关系性质不同而已。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今天如何处理好这种关系，也是十分重要的。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时刻不忘颜子的论断——“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把改良民生当作为政者的根本任务之一，努力搞好内部上下之间的关系、干群关系，使之保持一种和谐的状态。当然，这种和谐是“和而不同”，即在不断解决各种矛盾中创新发展，而不是“一团和气”“死水一潭”。 [1]杨朝明：《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1—43页。 [2]《孔子家语后序》，王肃注：《孔子家语》，《四库全书》第6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09页。此段序言当为《孔安国序》，今据学者考证，其真实可信，为汉孔安国所作。参见陈以凤：《<孔子家语>孔安国序考辨》，《古籍整理学刊》2018年第5期。 [3]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