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法兼取仁与严 构成家庭教育两条路径 在先秦社会，君王、贵族和平民的家庭教育，在内容和理念等方面存在差异。 诸侯、国君主要接受治国方略和君德的培养；贵族则围绕立身处世、保全家族和维系世卿世禄地位等目的，教导子弟学诗礼、忠君主、尊长上，做到谦恭勤谨、去奢戒骄；平民家庭的子弟一般是“学成文武艺，货与君王家”，以功名求利禄，从而实现社会身份的上升与转变。 尽管不同阶层的家庭教育内容有别，但先秦诸子还是提炼了一些教育原则。如强调家国一体，要维护社会秩序和家园国土的稳定，要以礼规的形式对成员行为进行引导和约束。由此，一些符合家庭需要的道德规范甚至惩罚措施应运而生。继而，后世逐渐形成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其中，孝慈被视为“五教”的核心。 这一时期，孔子崇尚周礼且推陈出新，提出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强调孝悌为仁之本的家庭伦理教育理念。孟子承孔学，倡导仁政，明确家庭伦理关系中父子、夫妇、长幼之间的亲别有序。 荀子崇礼法、重仁义，提倡在家庭教育中强调中和、孝慈、宽恕、诚信、恭敬、礼让、自强、廉俭、节制等。墨子则强调兼爱，尤为提倡忠、信、孝、慈、节。 道家虽主张自然无为，但视仁义为立人之道，依然认同家庭教育中的孝慈、诚信、谦虚等规范。兵家出于实际需要，着重提倡忠、信、仁、义、智、勇。 法家在家庭伦理教育中与儒家所取方式有别，但二者在本质上可谓殊途同归。韩非子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抛去孔孟脉脉温情的仁爱面纱，强调家教当以薄爱、用严为原则。厚爱不能治家，乃在于人性多是受宠便骄、得势便横，承认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故要以法为教，家庭成员的行为亦不能超出法度之外。 总的来看，先秦诸子的说法侧重不同，但彼此主张有共通之处。这从侧面说明，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异说纷纭，但仍能保留相对稳定的家庭伦理秩序和理念。特别是，儒法兼取仁与严，恩威并重、互为补充，构成中国传统家庭教育的两条路径。 孔子“诲人不倦” 慈母促儿“贵而不矜” 诸子著述中，最为知名的当属《论语·季氏》中的“庭训”一则。 其中记载，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你在老师那里听到什么特别的教导吗？”孔鲤回答说：“没有。有一次，父亲问：学过《诗》没有？我答：没有。他说：不学《诗》，就不懂得如何说话。我就回去学《诗》了。又有一次，他问：学过《礼》吗？我答：没有。他说：不学《礼》，就不懂得如何立身处世。我就又回去学《礼》了。我只听到过这两次教导。” 陈亢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件事，却得到了三点收获：其一，懂得要学《诗》；其二，懂得要学《礼》；其三，知道君子不对自己的儿子有偏爱。” 唐以前的古注和朱熹的集注都提到，陈亢怀揣私意，认为孔鲤系孔子之子，应该会有“开小灶”的机会。然而，透过孔子与孔鲤的问对，生动展现了孔子的高尚为人与家教原则。他对自己的儿子没有过多的偏爱和私厚，甚至还远远不如教导平民弟子们来得“诲人不倦”。 不同于孔子的“有教无类”，先秦时期的士人阶层为防止出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情况以及改变“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的状况，在家庭教育上也有自己的一套原则。 春秋时代，鲁国大夫文伯之母敬姜亲自纺丝绩麻，以引导儿子勤于政事。敬姜认为“君子能劳，后世有继”，即君子应该做到贵而不矜，才能成才和有为。 战国时代，田稷之母要求田稷“修身洁己，不为苟得”，提出“不义之财，非吾财也；不忠之子，非吾子也”的观点。原因是田稷之母得知儿子受下吏之金百镒之事，一方面严肃批评儿子，另一方面又心平气和地向他讲明道理。田稷羞愧难当，不但归还所受之金，而且还向国君请罪，知耻而后勇，终成齐国贤相。 至于说孟母为子寻求良好的教育环境而三迁其居，还因子废学而引刀自断机织，促使孟子幡然悔悟，在民间更是广为传颂。乃至于西汉王陵之母为巩固其子效忠刘邦的志愿，不惜伏剑自刎，更是无不彰显了家庭教育的独特魅力。 原有社会结构解体 让儒墨道法理念各有侧重 先秦诸子针对家庭教育有着明确的教育理念。这些教育理念，既可视为时代之反映，也可作为先秦学派的理想化实践要求。 先秦宗法组织的基层单位是家庭。家庭之中，父慈子孝、长幼有序是求得和谐相处的基本条件。将这种观念扩充到整个宗族乃至社会，就自然而然衍生出忠君、尚贤等理念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原则。 具体来看，儒家涉及道德知识教育的论述很有启发价值。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提到：“好仁不好学，其弊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基本的道德知识教育，成为孔子展开德育观念的前提。由此，孔子认为，将人培养成仁人君子关乎道德情感、道德实践与内省改过。 孟子、荀子身处社会更为动荡的战国时代。他们师法孔子，但家庭教育观念更为实际。孟子关注学子的独立创造精神，以及从事学问之道所需的循序渐进、坚持不懈的精神毅力。同时，他强调学习环境的重要性，认为“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这说的是，环境能改变人的习性，适当的环境对达到预期的学习效果有着重要的辅助作用。荀子则提出，人需要礼义法度的约束才能“化性而起伪”，教育的目的在于改造人性。 相较于孔子意在培养仁人的教育理念，墨子迫于挽救社会和国家危局，注重培养兼士、贤士，强调教育的实用功能。 老、庄针对教育的观点有不少相合之处。例如，他们对现实教育大体持否定态度，“绝圣弃智”的话语背景是认为教育束缚人性、不合自然的轨度。但是，老、庄又各为学派，涉及学派传承，就不能不对教育发表意见。庄子主张行不言之教，认为教育要潜移默化，以精诚的态度感人，利用模范效应才能带动教育。学习目的在于实践，因而要与所学内容名实相符。 法家的主张最为实际，堪比后世实用主义的某些观点。他们论及教育方法时，强调实际效果，轻视不着边际的言说，尽力要让民众知道国家提倡和禁止的内容。同时，法家依照法制精神，着重教育实践，认为教育必须经得起考验。 总的来看，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儒、墨、道、法四家关乎教育的旨趣各有侧重。简单来说，儒家倡导仁义德治，道家倡导自然无为，墨家倡导兼爱节用，法家强调法制精神。有鉴于此，举凡克己复礼的仁义之士、无为逍遥的至人、视彼犹己的兼士以及明法行法的法士便成为四家理想化的教育目标。 这些家庭教育观念大致与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背景相吻合：封建贵族日失其权，世卿世禄尊位不保，平民阶层渐脱桎梏。原有的社会结构趋于解体，让个人成长乃至个性发展无复拘束，人人以才能寻求身份转变，生活竞争加剧。这就迫使家庭教育在保持固有观念的同时，有意识地增强家族子弟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