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小时候读唐诗，最觉得奇怪的是诗人们的官衔：王右丞、杜拾遗、杜工部，这些还比较好理解，大致知道是某部门的官员，至于高常侍、刘宾客、还有水部张十八员外，看上去像是编外人员，怎么都正经不到哪儿去。 和现代的行政体系相比，唐代官制确实很复杂，加上年深月久，一些官职名称到了明清时代还在使用，但职事迥异，重要程度也有所变化，容易造成误会，今天读一本王维的诗文集，前言中这样写道： “王维所任的侍御吏、左补阙、库部郎中，都是品级较低的小官”，这明显是不熟悉唐代官制，想当然作出的错误断语，实际上在唐代，侍御史（原引文有两处错误，一是将侍御史写成了侍御吏，二是王维没有担任过侍御史职务）、左补阙、库部郎中，都是相当关键的职位，可不是一般人想当就能当上的。 那么，在唐朝，什么样的官职比较重要，我们又如何辨别诗人们这些官职的真实含义呢？ 唐代入流的职官，共分九品三十阶，其中第一品到第三品，每一品分正、从两阶；第四品到第九品，每一品分为正上、正下、从上、从下四阶。除了一些特殊职位外，大部分六品及以下的官员，由吏部负责审核升迁（武官归口兵部管理），五品以上就要报皇帝审定，所以在唐代，官至五品一定是高级官员了，三品以上则是毋庸置疑的顶级高官。 唐代官制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散官阶和职事官并不完全一致，所谓散官阶，有点像今天的某个行政职级，证明享受某某级别待遇，而职事官则是真正的职务，本文所说的唐代诗人官职，是就职事官而言的。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唐朝人承魏晋六朝余绪，不单纯追求等级和待遇，而是将职事官分为清、浊两类，一些看上去等级偏低的冷门职位，在唐人心目中地位很高，列入“清官”，还有部分从四品以上的职位，被称作“清望官”。至于大部分军职和地方上的职位，还有类似于太医监之类的伎术官，就是浊官了，士人们对这些职位通常比较排斥，也不会去出任。 诗人们绝大多数都是士人，自然不会去当浊官自毁前程，这样一来，可以他们选择的范围就很小了，判断他们的职位好不好，可以缩减为几条简单的标准：第一，由皇帝亲自委任的职位很重要；第二，能够经常接触到皇帝、参与政事讨论的，一定很重要；第二，中枢部门的职位，比地方上的职位重要；第三，京城的职位，比其他地方的职位重要。 这里也只说一下诗人们在朝中任官的情况，至于他们任职地方的经历，待另外讨论。 二 按部门来划分的话，唐代中枢机构三省中的中书、门下两省，入流的官员基本都很重要，属于皇帝近臣，也就是“供奉官”，他们侍奉在皇帝身边，有机会参与日常的政事讨论，含金量不言而喻。 供奉官里有些职位，单看品级并不算高，比如左、右补阙才从七品上阶，左、右拾遗更是只有从八品上阶，然而这些官员有权直接向皇帝建言，甚至影响大政方针的走向，其人选也不由吏部决定，要通过皇帝认可，这些职位是不能当成普通的七八品官来看待的， 唐代诗人里很有几位做过拾遗的，陈子昂担任过右拾遗，杜甫，白居易担任过左拾遗，拾遗为什么要分左右呢？古人以东为左，唐代门下省在日常上朝的宣政殿东边，所以叫左省，中书省在西边，叫右省，隶属门下省的拾遗、补阙叫左拾遗、左补阙；隶属于中书省的拾遗叫右拾遗、右补阙。至于左右拾遗、补阙的职级和职能，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杜甫担任左拾遗的时候，岑参担任右补阙，两人一个在左省上班，一个在右省上班，岑参写诗给杜甫说： “连步趋丹陛，分曹限紫微。” 意思是两人经常一同入朝见驾，这正是拾遗、补阙要在皇帝面前值班的明证。 三省中的尚书省是最重要的行政部门，特别受推重，有“第一官”之称。尚书省各部实权在握，以郎中和员外郎为骨干，郎中为从五品上阶，员外郎为从六品上阶，通称郎官，是唐代人最艳羡的职位。 按唐代的惯例，踏上郎官这一级别，就很了不起了，著名诗人中，崔颢担任过吏部司勋员外郎，柳宗元担任过礼部员外郎，刘禹锡担任过户部屯田员外郎。此外，杜甫担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这一员外郎只是虚衔，杜甫本人还是在严武那里挂职参谋）。员外郎加了“员外”的前缀，在分工上却独立于郎中，也是主抓某一方面工作的大员，外放到地方可以直接做刺史，并非编外人员。 诗人张籍，也就是“水部张十八员外”，担任过尚书工部所属水部员外郎，水部主管全国的水利设施，要说这个职位不重要，至少唐朝人不会答应。 三 三省之外，最有权势的部门是负责监察的御史台。从汉代开始，御史岗位设置就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位卑权重，官员品级很低，权限却很大，唐代同样如此。唐代的御史有几个等级，包括从六品下的侍御史，从七品上的殿中侍御史，以及正八品上的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虽然只有八品，权力却是极大，有“御史出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的说法。 担任监察御史的大多年轻精进，初生牛犊不怕虎，又手握尚方宝剑，敢于较真，当然这个职位风险也很大，容易得罪人，搞不好容易出事。除了武则天任性提拔过大批不合资质的人员担任御史之外，唐代大多数时候对御史人选的要求都是很高的。 唐代出任过监察御史的诗人很多，骆宾王、陈子昂、崔颢、储光羲、王维、刘禹锡、柳宗元、元稹、杜牧等，人挑岗位，岗位也挑人，这么多英才担任过监察御史，恰好说明这一职位非比寻常，是仕途起步的捷径之一，也是天下英才崭露头角的好去处。 除了三省和御史台，唐代国家储才之地还有秘书省和国子监，这两个机构中的主要官员，包括博士和助教，都是唐人很看重的职位，著名诗人韩愈和他的好友、学生，就大多是从国子监出来的，这其中最有看头的仍是“水部张十八员外”——张籍。 张籍贞元十五年就中了进士，直到六年后才做了正九品上阶的太常寺太祝，此后因为视力出现问题，做了足足十年的太祝，此后才转为国子助教，其后进入升官的快车道，先后任秘书郎、水部员外郎，再升礼部主客郎中，最后任国子司业。 张籍做过的这六个职位，每一个看上去都不怎么样，孟郊曾写诗称他为“西明寺后穷瞎张太祝”，后人也跟着认为张籍一辈子都贫穷不得志，这实在是误解。 张籍这份履历表可能有缺失，国子助教为从六品上阶，由太祝直接升任的可能性不大，从国子监助教开始，他担任的每一个职位，都是唐人所说的“清官”，他最后所任的“国子司业”，从四品下阶，则是唐人最看重的“清望官”，这样的身份，分明是典型的人生赢家。 大概从宋代开始，国子监才渐渐变成了冷衙门，明清时期的人们已经不太能理解唐人这份执着与热情，容易将韩愈一系的官员都视为冷官，这样的误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现在我们知道了，千万别把张司业当成仕途不顺的可怜虫，当时羡慕他的人不知道有多少。 四 额外值得一提的是著名诗人李贺，因为他父亲叫李晋肃，受唐代盛行的“家讳”风气影响（这种忌讳属于时代风气，而不是官方制度），李贺不能参加进士考试，二十多岁时得以出任“奉礼郎”一职。后人惋惜李贺身世，认为这个从九品上阶的官职不太入流，加上李贺还辞官往地方出任幕职，似乎更坐实了这一观点。 实情并非如此，和张籍当过的太祝一样，太常寺奉礼郎同样是清流士人才能出任的官职，神功元年，武则天对混乱的官场拨乱反正，专门下过一道诏令，从这道诏令里，可以看出太祝和奉礼郎的不同寻常之处： “八寺丞、九寺主薄……协律郎，奉礼、太祝等，出身入仕，既有殊途，望秩常班，须从甄异。其有从流外及视品官出身者，不得任前官。” 这里面涉及到的官职，大多不算“清官”，却对出身要求很高，“出身入仕，既有殊途，望秩常班，须从甄异”，可以视为“清官”的候补队伍。 由此可见，李贺的奉礼郎虽然才九品，也是个稀罕职位。当时入仕途径主要有两条，参加科举或者依靠门荫。唐代人虽然推重进士，却还没严格到宋代那种非进士不入枢府的程度，门荫一样可以做到高官，李贺走的正是门荫之路，以他的资历，得到奉礼郎职位已经很不错了，而且他才二十多岁，若非天不假年，在仕途上的前景未必就很惨淡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