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朱大可推出学术研究成果《华夏上古神系》。他以跨文化的全球视野，运用神话学、人类学、历史学、符号学和语音学等多种西方学术工具，也包括本土的文字学等多种学科工具，对中国上古文化的起源，尤其是神话的起源和流变有深层次思考。他认为，人类全球化在很久以前就开始，世界各大文明之间的沟通、学习和融合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平庸的想象。时隔四年，2018年8月，朱大可又推出对经典神话传说进行重新演绎的虚构作品系列“古事记”。在这个系列中，他把自己在《华夏上古神系》的相关研究成果、写作中获得的灵感和叙事激情，转换成了小说的样式。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古事记》里有很多神话知识，又有人物、故事情节。请您自己介绍一下，这是怎样的一部作品？ 朱大可：有完整的人物形象，有充满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小说。但跟一般的玄幻小说不一样，我在里面展开的想象，是有“知识考古”依据的。我所指的神话，是一种广义神话，包含传说和传奇。总体来说，这是我尝试用小说的形式表达知识考古趣味的实验性作品。在另外一部由花城出版社推出的长篇小说《长生弈》中，我借用了武侠小说和类型小说的叙事外壳，但在其间注入关于人类命运的思考，它不仅仅是用以取悦读者的娱乐品。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是同济大学的教授，是研究型学者，是文学批评家。为什么会如此热衷尝试虚构性的叙述文学写作？ 朱大可：我觉得，这是我在文化批评、文化研究之外，对写作方式的一种拓展。我做了多年的古代神话研究，遇到很多有趣的故事。我希望能换一种方式将它们表达出来。这些虚构小说的写作，跟我的学术研究的内容，在风格上、思想上，都有内在的延续性。我本来就对历史很感兴趣，考大学第一志愿是历史系，结果后来阴差阳错地到了中文系。无论是历史研究还是历史魔幻小说的写作，我都重新站到了历史的面前。我试图完成历史、神话和文学的嫁接。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几年前在《华夏上古神系》中，您试图寻找世界神话的共同“母体”。在论述中华文明时，您提出“亚洲精神共同体”概念，并认为“全球化”这个概念其实早在古代就开始了。这些观点是比较新颖、前卫的。 朱大可：我一直不认为中国文化是一个封闭系统。很久以来，人们过于强调中华文明“自给自足和自我生长的原生态”，而忽略了它的开放、吸纳和多元的特性。上古时期，人类曾经经历了多次全球化的过程，包括丝绸的全球化、彩陶的全球化和铜铁的全球化等等，中国既是这种全球化的受益者，也是它们的推动者。如果没有这种跟世界接轨的阔大气象，先秦的文化繁荣是不可思议的。当然，只有开放性和吸纳性是不够的，还需要一种来自文明内部的融解、消化、改造和重构的能力。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近些年，在写作界出现了一股“知识考古”和书写“博物志”的小热潮。很多作家开始对历史、考古产生浓厚的兴趣。很多年轻人也很喜欢看历史非虚构的作品。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朱大可：我认为，在当下中国，在知识考古的写作方面，做得比较好的除了李敬泽，还有四川的钟鸣和蒋蓝等。我觉得这是值得重视的现象。在这样的维度上对历史进行重新阐释、发现，对于当下年轻人的思维，是富有启示意义的。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您可以具体展开谈一下这种好处的体现所在。 朱大可：富有智慧和情趣的知识考古，有助于扩展见识，培养在联想中建构新事物关系的能力，鼓励读者独辟蹊径，进行批判型思维，而不是人云亦云。比如我曾经以另类视角尝试去解释梁祝悲剧的原因——这是一个同性恋（梁山伯）和异性恋（祝英台）相爱的悲剧。我还曾经对屈原之死做了一个独特的推断——他应该不是自杀，而是被谋杀。这个结论是根据包粽子和赛龙舟的民俗反推出来的。杀手和屈原在江上驾船追逃，结果是屈原被捕，五花大绑后扔到河里。当时的民众目睹了这场谋杀，就在每年的忌日里，用象征的方式重演谋杀的真相——用赛龙舟去隐喻刺客和屈原的追逃过程，又用包粽子扔到水里，去隐喻屈原被装麻袋投江。读者可以不认同和推翻我的观点，只要他们逻辑自洽就行。观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批判型的思维方式。它才是人们所说的“思想力”。 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与这种知识考古的兴趣相对应的，也出现了“跨文体”或者“超文本”的写作。典型的特征就是，虚构与非虚构的界限，小说与散文的边界，都模糊了。在同一个作品里，既能看到小说的样貌，也能读到散文的内容，甚至诗歌和历史知识。 朱大可：我觉得，这是一个必然趋势。现代生活和现代世界，正在变得无限复杂。作为写作者，要让自己的工具多样化。就像外科医生做手术那样，使用各种完全不同的工具。我写《华夏上古神系》，就动用了人类学、史学、语言学和符号学等多学科知识。在写《古事记》时，以小说叙事为基线，同时运用理论阐述，随笔、散文和诗歌等的文体工具。随着现代人对信息摄取方式的更加多元化，文本自身也开始多样化，不仅文字，而且还有音频和视频，也正成为文学的大众化载体。写作工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正是成为当代写作的崭新趋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