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学术界热议这样一个话题：在中国大陆，谁是“新儒家”？或者说哪些可称为“新儒家”？对此可谓众说纷纭。我们认为，在确定谁是“新儒家”之前应确立“新儒家”的标准，否则，各说各话，不会将讨论引向深入。作为当代“新儒家”，首先应具备“儒”的特征，一名学者学问再大，水平再高，但不是儒门中人，用孔子弟子子张的话说，“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其次，当代“新儒家”应有“新”的意义，作为一名儒家学者在前儒的基础上，是否顺应儒家的义理方向做出新的贡献，而且这些贡献足以为“家”。本文力图回答“儒”是什么、“家”在哪里、“新”的意义。 “儒”是什么？ 了解杜维明教授的人，大都将他看作“新儒家”代表人物，但他明确地对采访者说：“我不是‘新儒家’代表。”与杜教授相反，现在不少人在争做“大陆新儒家”。在圈内的一篇文章中，有人将与儒学研究沾边的学者都拉入“大陆新儒家”阵营，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竟达四十人之多。 “新儒家”，首先应是一个儒者，如果最起码的儒者的情怀都没有，何谈儒家？杜教授不承认自己是“新儒家”，是否意味着他就不是“新儒家”？有些人自我标榜“我是大陆新儒家”，是否就真的是“新儒家”呢？ 如果说北宋王安石时代，面临的问题是“儒门淡薄，收拾不住”的话，近代以降，尤其是“五四”以来，欧风美雨席卷中华大地，儒门不再是淡薄不淡薄的问题，而是存亡接续的问题了。唐宋时，儒学大家代不乏人，王通、颜师古、孔颖达、韩愈、范仲淹、张载、王安石、司马光等都是大儒名硕。“五四”以来，儒门零落，已经没有几人自许为儒家了，以至于到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大陆没有学者自许为“新儒家”。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有的学者不再避讳“新儒家”这一称谓，而“泛儒家化”倾向也越来越浓了。1994年12月，在香港召开的第三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有的学者将毛泽东、刘少奇等都列入儒家，甚至认为毛泽东代表的是陆王，刘少奇代表的是程朱。这一观点，当即遭到与会学者尤其是出席会议大陆学者的驳斥。进入21世纪，有的学者干脆说，中国人天然是儒家了。 我们认为，对“新儒家”既不能过度狭隘化，也不能无限泛化，认为只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怀有敬意或同情了解的学者都是“新儒家”。 章太炎认为，儒有达名、类名、私名三个层次。在达名意义上，儒潜存着被无限泛化的可能性。《说文》：“儒，柔也，术士之称也”。在达名意义上，凡天下有教养的人都可以称为儒，有儒商、儒将、儒官、儒工、儒农等，甚至利玛窦、艾儒略等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被人们称为“西儒”。在达名意义上，儒漫无边际，“中国人天然是儒家”，尽人皆儒家，不过这样的儒，没有讨论的意义。 儒，在类名意义上是师儒。《周礼·天官·大宰》所说的“儒以道得民”，郑玄认为，这里的儒是“有六艺以教民者”，相当于今天的教师这个职业的称谓，作为教书相礼为职业的儒与我们今天的讨论关系也不大。 私名意义上的儒是指孔子开出的儒家学派。何为儒？《汉书·艺文志》讲得最为中肯：“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这一段话点出了儒之所以为儒的意义。1、“出于司徒之官”，说明儒家的来历，从掌管文教的官吏分化出来；2、“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指出了儒家的功能及其社会作用；3、“游文于六经之中”，指出了儒家的经典体系即《诗》《书》《礼》《乐》《易》《春秋》；4、“留意于仁义之际”，指出儒家的核心价值观；5、“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指出儒家的精神归宿。这为后人判断儒与非儒，或真儒与伪儒提供了标准。五层含义之中，有三层含义至为关键：首先，作为一位儒者以仁义为首出，信奉道德优先的原则，以内圣之本去成就自己的人生事业之末，由内圣决定外王，而不是相反；其次，对儒家经典无论是五经，还是十三经，要有同情的理解；再次，宗师仲尼，以孔子为自己的精神归宿。 儒家不是自我标榜的，而是历史认可的。皇侃在诠解孔子的“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时说：“儒者，濡也。夫习学事久，则濡润身中，故谓久习者为儒也”。如果一个人要自觉地当儒者，成儒家，应该经过长期的熏习、浸润，使自己浑然不觉之中，以儒言言说，以儒行行事，实践君子道即君子儒，如果以之矜夸、标榜就是小人儒。何晏所谓：“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用以标榜、自矜，还是用以明道、行道、弘道，是真儒与伪儒的区别。 “新儒家”“新”在哪里？ 儒家没有新旧之分。今天谁能说，孔子是老儒家？孟子是老儒家？朱熹、王阳明是老儒家，自己是新儒家？儒家就是继承孔子的义理方向，顺应时代之需要，实现儒学调适上遂之发展，这种发展古人叫做“代圣贤立言”。我们认为，儒家本质上没有新旧之别，在形态却有新旧之意义。 “新儒家”或新儒学最早是用来指认宋明理学的。宋明理学相较于以前儒学是新形态的儒学或者是儒学的新形态，牟宗三先生在《心体与性体》一书中对宋明理学新之所以为新的意义进行了系统论述。上世纪40年代，牟宗三提出儒学第三期之发展，可以说是对宋明理学发展方式的继承与超越。牟先生认为，儒学由孔子创始，经孟子、荀子到董仲舒是第一期之发展，宋明理学是儒学第二期之发展，而20世纪儒学面临着第三期之发展。在他看来，儒学的存亡关键看其能否转出第三期之发展。 牟宗三的“儒学三期说”是形态的，不是时代的，也就是说朝代的更替不必然导致儒学形态的变化，而异质文化的冲击、输入必然会导致文化形态的改变，宋明理学作为有别于孔孟原始儒学的新儒学的出现是印度佛学进入中国，一代又一代儒家学者长期对其消化、融合而再造儒学新形态的过程，没有印度佛学的传入，没有宋明大儒们长期出入佛老而融合佛老，强势回归儒学的主体意识，宋明理学的出现是不可想象的。 晚清以来，西方世界令中国人所心羡的不仅仅是坚船利炮、科学技艺，还有西人的政教学术，先进的中国人不辞辛苦，向西方寻求真理。西学这一全新的异质文化强制性输入对儒学构成致命挑战，儒学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同时对儒学而言，又是机遇，它为新形态儒学的出现提供了前提，能否像消化、融摄佛学一样消化、融合西学，是儒学能否实现新发展的关键。 融合西学，实现儒学的新发展，这一努力从康有为就开始了。康有为的孔教会是儒学模仿基督教形式进行儒学宗教化的努力，这种努力在新文化运动的强力反击下，丧失了在中国大陆的生存与发展之机。从梁漱溟、熊十力到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不再将儒学向基督教模式上引导，而是直接面对西学，消化西学，力图实现儒学第三期之发展。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将他们作为“现代新儒学”代表人物进行课题研究以来，人们就在追问现代“新儒学”“新”在哪里？ 我们认为，由梁漱溟开创，经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等人不断丰富、拓展的现代“新儒学”确实具有新的意义，现代“新儒学”新之所以为新，以牟宗三最为典型。其一，现代“新儒家”重新调整了传统儒家内圣外王的义理结构，由传统的儒家内圣“直通”外王转化为“曲通”外王，或者说德性主体“自我坎陷”主动融纳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实现了儒学理论系统结构性调整。其二，将传统儒学的天人之学借助西方哲学的逻辑化语言发展为“道德的形上学”，实现了儒家哲学的现代化。其三，由中国哲学的“圆而神”的思考方式融合西方哲学“方以智”思考方式，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圆而神”，拓展和精致化了传统儒家思维方式。现代“新儒家”既坚持了儒家原则立场，又具有新的意义，为新形态的儒学发展或者说为儒学第三期之发展指明方向。 21世纪的“新儒学”何以可能 一代之治，必有一代之学；一代之学，必成一代之治。儒学是经世济民之学，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是儒学实现经世济民的重要方式。“新儒学”的再造，实现儒学第三期之发展是21世纪中国学人最大的文化工程。 进入21世纪，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以及社会各界对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儒学发展迎来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许多学人对儒学理论创造保持极高的热情，新理论、新说法不断出现，令人目不暇接。我们认为，冒儒家之名而背离了儒家本质的任何新学说，都与儒家无关，都会使儒将不儒；任何固步自封，不思进取，不能实现儒学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儒学，都会使儒学失去生命力，从而走向枯萎与衰竭。“新儒学”就是坚守儒家的原则立场，本着儒家义理方向，使儒学薪火相传，与时俱进，推陈出新，再造新儒学新形态的理论言说。 21世纪是儒家理论能否转出第三期之发展的关键世纪，也是决定儒家在人类文化格局中权重大小的重要世纪。儒学本质上是人学。“凡是人，皆须爱，天同覆，地同载。”在“地球村”的时代里，将儒家的人本主义创造性发展新人文主义，为“地球村”的“村民”提供精神纽带是儒家的责任，也是中国的责任。 当今世界，一方面全球化的到来势不可挡，是历史的大趋势，另一方面，全球化由当初的发展中国家不适应转变为发达国家不愿意（如特朗普的美国至上主义），全球结构性矛盾、冲突正在加剧，而极端主义、民粹主义、部族主义等正在滋长，而文明冲突背后隐藏的利益冲突正在显现。如何化解这些冲突、张力，创造性发挥儒家的“和合文化“，倡导并行不悖，共育不害的理念是儒学新之为新的重要方面。 通信、技术革命正在改变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生物学尤其是生殖科学的发展悄然之间让人的手触及上帝“工作的边缘”，克隆问题、同性婚姻的问题、机器人问题等，不再是哪个区域、某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问题。挖掘儒家理论资源尤其是伦理资源，积极应对此类问题，是对儒家的新挑战，也是儒学发展的新机遇。 “新儒家”的出现、儒学第三期之发展、新儒学的形成是在应对全人类问题中出现、发展、形成的。一方面，儒学在回应时代问题中成就自己，并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时代问题在儒家理论的发展中得以纾解，二者相得益彰。进入21世纪，“新儒家”群体似乎越来越活跃，然而所有以“新儒家”自居的人物，能否反躬自问：我是儒者吗？作为儒者，我够格吗？新的儒家理论似乎也层出不穷，然而这些理论制造者如要让自己的理论有生命力而不是制造出来孤芳自赏，是否也要反躬自问：是本儒家精神方向对儒家理论调适上遂之发展吗？如果说20世界的“新儒家”新之所以为新是消化西方的民主与科学实现儒家理论新突破的话，那么21世纪“新儒家”之新为新就是融摄全人类的智慧，实现儒家理论的新突破；20世纪的儒家人物面对的问题主要是中国问题，而21世纪的儒家人物面对的问题则是全人类的问题。不过，无论是中国问题，还是全世界的问题，都需要立足当下，从我做起，知行合一，言必能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