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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安迪（Andrew H. Plaks），1945年出生于美国纽约，1973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现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和比较文学系荣休教授、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浦安迪通晓十几种语言，尤其对汉语、日语、俄语、法语、希伯来语最为精通；研究领域广泛，如中国古典小说、叙事学、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西文学文化比较等。代表作品有《〈红楼梦〉中原型和寓意》（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国叙事文：批评与理论文汇》（Chinese Narrative: 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明代小说四大奇书》（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等。 中国古典小说研究领域的学者可能很少有不知道浦安迪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对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的研究令中国学界耳目一新，很多现在这一研究领域的执牛耳者都受其影响。近年来，他致力于中国古代思想经典及其评注的研究，并负责主持海外学者将《左传》、《法言》等名著翻译成英语和希伯来语的出版计划。 记者在北京大学课堂上见到浦安迪先生时，他正带领学生一条条理解、辨析儒家经典中诘屈聱牙的评注。他目光炯炯，言谈间带着令人意外的谦逊。谈到他个人的学术成果，浦安迪说：“我懂的东西很少，我的学生比我博学。” 从《红楼梦》走近中国古典小说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从前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小说，为什么会对此产生特别的兴趣？ 浦安迪：我首先学习中国的语言，后进一步研习中国文学。先看白话小说，再看文言小说，基本是依照这样的次序学习。我曾在台湾地区留学，当时我的一些老师非常喜欢《红楼梦》，他们曾在大陆的大家庭长大，有着类似的个人体验，因此对这本书很有感触。他们是《红楼梦》的忠实读者，但并不都研究它。这是我早期对《红楼梦》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文本细读很重要，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红楼梦〉中原型和寓意》，写作时至少通读了两三遍文本。当时比较流行用叙事理论来研究小说，我发现用其中一些理论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很合适，比如明代的四大奇书、《红楼梦》、《儒林外史》都与之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报》：就中国古典小说而言，明代四大奇书及《儒林外史》、《红楼梦》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除此之外，您认为还有哪些有价值但没有受到充分重视的小说？ 浦安迪：除了明清时期的六部古典小说外，《醒世姻缘传》也很值得关注。然而，目前将其视为文学文本的研究并不多，事实上它有很大的研究价值。首先，作者对于中国古代的道德和社会有深刻的认识，书中常常有讽刺和挖苦的手法；其次，其结构乍看之下似乎杂乱，但实则十分精细，是百回本的惯例模式，按照十回来划分单元，同时也有着细密的叙事纹理。总之，它在很多地方与四大奇书一并为小说文类所确立的结构与修辞特征相一致，常常体现出作者对结构与修辞技巧的自觉控制，在思想上也有深刻的寓意。这本书具有文人小说的特征，不应该被看成二流的通俗小说。如果我们将其与明代四大奇书相比照，就有可能深入涉及明清小说的文学分期与文学类型等重大问题。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第二等的古代小说，除非是专门的研究者，一般读者不会了解这些作品。现在有些人因为四大奇书来贬低这些作品，是不应该的。 使用西方文学理论应注意中西学术传统差异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经常使用反讽的美学理论来解读中国古典小说，为什么会特别注意这个现象？能否以此为例说明如何将西方文学理论运用于中国的叙事文类研究？ 浦安迪：反讽不是指讽刺，而是言此意彼，表面上讲故事，其实还有另外的意思。这在四大奇书中有很明显的体现。可以看出，这些16世纪的写定本，对先前叙事素材作了反讽性修改，而非直接加工。比如，同样是讲取经故事，百回本的《西游记》就和其他版本很不一样，其中有太多比喻性和寓意性的东西，让人没办法不重视这种暗示。明末的百回本小说对民间故事有一种反省。有时不一定把故事主人公作为英雄看待，而是在道德层面和历史价值层面进行反思。比如，宋江在民间故事里是完美的英雄，在《水浒传》中的形象就未必积极，《三国演义》对刘备和诸葛亮的塑造也是如此。明末的作家对此特别敏感，让读者自己去判断。 西方文学理论也分不同阶段，有古典主义、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不同流派。在使用西方文学理论时，需要考量理论产生的语境与小说语境的相似性，还要特别注意不同的学术传统。20世纪后半期，匈牙利学者乔治·卢卡契（Georg Lukacs）就很强调反讽。用这种想法套用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在语境上是合适的。它们虽然来源不同，但是有很多重叠的地方。 事实上，明末就是一个充满了反讽意味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诗歌、戏剧、绘画都有这个特点。拿绘画来说，当时的画家董其昌就很注意翻出新意，打破惯例，而小说兴起的时期也正与中国绘画理论高歌猛进之时相呼应。这与当时的社会思潮有关，这些作品或许可以解读为对当时特殊思想潮流的直接反映。而且，明末文人的世界扩大了，文人与西方学者和传教士的交流不断增多，加上时代的动荡，此时的社会已经不是一贯的儒家统治，铁板一块的王朝统治秩序裂痕不断加深。而“反讽”理论的提出也未必单指俄国文学，它是以整个欧洲的思想文化变迁为大背景的。当时的欧洲已经经历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人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都呈现出开放性，这与明末有相似之处。 《中国社会科学报》：在您看来，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小说的比较研究应如何进行？前几年在中国学界关于莎士比亚和汤显祖作品的比较文学研究曾一度流行，您怎么看待这一比较？ 浦安迪：中国古典小说特别是四大奇书，是可以与西方小说进行比较研究的。但是不要随便说西方小说如何、中国小说如何。有时候比较的对象也很重要，比如，将中国十六七世纪的作品与现代小说比较就不合适。比较对象完全是同一时期不太可能，但是应当将新小说和新小说比，旧小说和旧小说比。 举一个例子，在很多西方学者眼中，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是历史上第一部最好的小说。从很多角度看，孕育它的西班牙文化和明末文化有相似之处，小说和戏剧都是。中国明末的小说和戏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是同一批文人创作的，西班牙也是这种情况。此外，作品的主题也有很多相似性，比如表达人生如梦的思想。就社会背景来看，明末的中国经济发展很快，从以农为主的社会走向现代经济的社会，与海外也有越来越多的交流。而西班牙在欧洲历史上很特别，它长期被阿拉伯人统治，很像中国古代边境被外族统治的情况。 至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比较，我要先说一个曲解。汤显祖是明代的大文人，对于当时的思潮，如理学、心学都有一定的研究。而莎士比亚虽然是文学巨匠，但并不能算思想家。他写的悲剧很深刻，但并不包含知识性的内容。在这一点上，两个人的差别很大。当然二者也有相似性，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最好的是长剧，汤显祖的代表作是传奇剧。二者在结构上都有复杂的循环往复，有一个主题故事以及分体的小故事。比如汤显祖的《牡丹亭》，与杜丽娘的“游园”、“惊梦”平行的还有柳梦梅的故事。莎士比亚的喜剧也有主线和其他场景。 人们对儒家和犹太文化都存在误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目前正致力于中外古代思想与解经文献的比较研究，请问您是何时转向经学研究的？ 浦安迪：大约是20年前，因我一向好古书，研究犹太文化也比较侧重于古代经典，对于中国的古代经典我也很有兴趣。我起初是研究中国的古典小说，但这还不够古老。此外，在读明清文人的小说时，我也注意到其中经常提到四书五经，特别是四书的思想。比如，贾宝玉和薛宝钗的对答中提到“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暗示的是道德经的一句话“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薛宝钗也曾引用孟子的话，从古代思想经典得出相反的意思。曹雪芹对于中国古代经典思想，特别是四书有着重要的理解。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和犹太教经典的比较，为何会选择这两个对象进行比较？ 浦安迪：历史上有很多古老的文明，但其中古老且延续至今的古代文明就只有中国文明和犹太文明。其他古文明如古埃及文明、古苏美尔文明已经消亡，印度文明和希腊文明也是延续至今的，但后来由于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介入而有所改观。我特别重视学术传统的传承。 《中国社会科学报》：您认为儒家经典和犹太经典可以在哪些层面上进行比较？如何进行比较？ 浦安迪：现在人们对于儒家文化和犹太文化都存在一些误解。从内容上看，将儒家思想认为是入世的太简单化了，其中也包含很多形而上的内容，比如张载的一些思想。认定犹太文学都是出世思想也不对。《圣经》开篇写上帝创世，之后的内容也都是人世间的想法。 儒家和犹太的学术传统都很久远，可以进行比较。首先，在内容上，它们的古代经典都运用了解经的方法，加之以哲学性的阐释。其次，这两个传统都特别注意古代经典中的道德问题，解经学家会找出其中的难题和困境。比如，古代中国和犹太的经典文献中都强调孝道，解经学家在评点时并不仅仅是说好话，而是要解决一些实际的难处。中国古代有《二十四孝》这样的经典，犹太文化的“十诫”也提倡孝敬父母。但有一个问题是，如果父母教你做坏事，违背教法，你应该怎么办？抽象来说，就是是否应当把孝道作为全部道德思想的本质。在这个层面上，两种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也都提出了各自的解决方案，比如《礼记》中写到“父母有过，下气怡色，柔声以谏”。犹太文化中则要讲明尽孝道要到什么程度。比如给父母养老也是有限度的，竭尽自己的所有，致使自己的妻子儿女活不下去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回答。不过，二者的一个很大区别是，中国的儒家经典与政治息息相关，而犹太历史中没有政治背景，近两千年都没有国家，但奇怪的是，在流亡的两千年中，很多犹太哲学家开始假设未来恢复国家后需要考虑的问题。 除了犹太教以外，我对印度、希腊的古代经典也很感兴趣，比如印度的《吠陀经》、《奥义书》。印度古代有一个公认的伟大思想家叫商羯罗，但他没有思想专著，只有评经，他的哲学就是不二论。几年前我到印度去寻访解经文献，看到其中有一个专门名词叫“atman”，指全部宇宙的精神和本性。商羯罗在评注时深入了唯一不二的思想。其实，这种看法庄子的《齐物论》也涉及过，且十分深入。 古典名著翻译中语言和概念最难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介绍一下您主持的中国古代思想经典名著翻译工程？目前进度如何，遇到哪些困难？ 浦安迪：目前我主持的一项中国古代思想名著全集的翻译工程，计划出四五十册，主要书目是中国先秦至唐代的思想经典，如《法言》、《左传》、《说苑》、《竹书纪年》、《晏子》等五十册，当然也包括《史通》，形式是中英文对照。《论语》、《诗经》有翻译的计划，但还未着手，译者以海外学者为主。第一批著作将会在几个月后出版，包括加州伯克利大学历史系教授戴梅可（Michael Nylan）翻译的《法言》、李惠仪和另外两位学者翻译的《左传》等。这并不是一个很有系统的计划，我们鼓励一些学者提出申请，然后我们来批准。 这个项目始于十几年前，先是同耶鲁大学合作，后来转到西雅图华盛顿州立大学，由华盛顿州立大学出版社出版。当时的想法是，在海外汉学界，虽然汉学家能够阅读汉语原文的著作，但是有的学生尚力有未逮。给学生上课还是需要翻译本。19世纪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曾经翻译过部分著作，但是当时的英语很难读，而且每一部都是按照当时最流行的程朱评注的方法，并没有把不同的见解调和，这次的《左传》由三个人合作，以李惠仪为主，翻译很精良。在以色列，希伯来语的四书已经出版。 当然，做这个项目有一些困难：一是语言，二是概念。翻译古代思想文献，首先要明白作者说了什么，但是很多文献很难理解，需要依靠古代的评注。 《中国社会科学报》：能否介绍一位对您影响很深的老师？ 浦安迪：我会提到牟复礼先生。他于1922年生于美国西部的一个很小的村落，曾在美国空军服役，在哈佛大学、金陵大学学习文史。1956年到普林斯顿大学建立东亚学系，一直到1987年退休。30年间都没有做过系主任。退休之后，牟复礼先生移居科罗拉多的山中，实现了山居的理想。 牟复礼先生著作等身，从他的研究可以看到一个汉学家的研究领域竟能如此广阔。他的博士论文是对明初诗人高启的研究，不仅是研究诗歌，而且将其作为当时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进行考察。他的《中国思想之渊源》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儒家、道家、佛教等思想文化最基础的东西，被很多美国大学的汉学系作为教材，其中内容非常深刻。后来他还翻译了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第一册在1979年出版。除此之外，他还是《剑桥中国史》的编撰者，1988年他和杜希德出版了头两册，影响很大。最后是《帝制中国：900—1800》（Imperial China: 900-1800），中国通史虽然有好几个版本，但是这本书是很特殊的，此书出版之后，我就迫不及待地读完了1000多页，给了我很多新的想法和新的启发。 链接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陆扬评点浦安迪： 浦安迪先生是一位非常特殊的学者，也是一位很罕见的对中国古代经典有着深入了解的汉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中国古典小说，但他对中国古代经典也有着贯通性的深刻理解。 浦安迪懂得很多种语言，至少是美国汉学家中懂得外语最多的人。而他又有很强的犹太文化背景，是犹太宗教的忠实实践者。他从前致力于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其背景是明末文化，当时他就很重视经典当中体现的文化价值、道德意识。后来，他的学术生涯出现了转型——从古典文学转向对古代经典的研究。表面上看，这两个领域差别很大，但实际上有相通之处。从研究小说的方法来看，他并没有把其作为纯文学，而是将其视为“新经典”。所谓“新经典”，就是认为明清小说，特别是明末小说的意义并不只在于小说本身，而是通过注解体现出来。浦安迪将小说和评论看成是一个整体，认为要理解小说的底蕴和内涵，不能脱离后人对它的评论。在某种程度上，他把小说看成儒家经典的经和注，而后来他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也反过来影响了其小说研究。另外，他很早就开始注意到中国古代文本中的“修辞”，比如儒家经典的经和注存在一种“修辞”关系。这里的“修辞”指一种表达，对经典含义的阐发，带有诠释学的意味。 因此，浦安迪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儒家经典研究以及犹太经典研究可以看作是互通的。这是他研究的另一特点。一方面，他能像文学批评家一样从文本内部考察它的结构；另一方面，也能越出这个范围，从明代历史背景的角度进行观察。后来，“新批评”也影响了他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他既有着原来特殊的学术风气训练下的学术倾向，也结合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发展出对经典独特的阅读方法。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10月30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