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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乌克兰汉学源远流长，自18世纪东正教传教士时代即已萌生。柯维典为现乌克兰汉学协会主席，曾对乌克兰汉学从古自今的历史做过专门化的系统梳理。该文专门探讨该国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汉学状况，详细研究与介绍了其时的汉学模式是如何从神职工作转变为实用汉学，再转变为专业汉学的过程，以及多个汉学中心的成立及被纳入到学科体系中去的史实，涉及大量的原始史料，对于了解乌克兰汉学的发展历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 研究模式的转变：由神职工作转为实用汉学 19世纪初，汉学教育与研究中心在基辅、哈尔科夫和敖德萨的建立，标志着乌克兰对中国研究的开始。当时，乌克兰与中国的联系大都发生在乌克兰境外，而在中国，并没有关于乌克兰的信息。1807年，赴北京的俄罗斯神学代表团的活动进入了“大俄罗斯时代”，这标志着俄罗斯的汉学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亦预示着神学代表团“小俄罗斯时代（乌克兰时代）”的结束。领导赴北京的俄罗斯宗教代表团的最后一位乌克兰人是第十一次宗教代表团（1830~1840）的团长，即修士大司祭维尼阿敏（玛拉切维奇）。他曾作为宗教代表团团长的助手，参加过第十次宗教代表团。我们在Е. Ф.吉姆科夫斯基（第十次代表团监察官）的日记中找到了一些关于维尼阿敏的描述，他写道：“团长的助手维尼阿敏（玛拉切维奇），26岁，神职人员，出生于沃利尼亚省，最初在沃利尼亚省神学院学习，然后转入圣彼得堡神学院，1819年剃度成为修道士。”维尼阿敏是第一个熟练掌握中文的乌克兰传教士。由于不太愿意从事科研工作，他流传于世的著作仅有一部译作《五礼通考中的祭祀》，以及一篇小作品《中国的欧洲神学代表团》。该作品延续了由修士司祭费奥多辛（斯莫尔热夫斯基）（? ~1758）和第八次神学代表团大司祭索夫罗尼（格里博夫斯基）开始的对中国研究的传统。返回俄罗斯后，维尼阿敏被任命为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见图1）的院长，并在那里逝世。  图1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 基辅洞窟修道院（见图2）的修士司祭阿列克谢（维诺格拉多夫）也在神学代表团从事过一些有关中国的研究，并在史料编纂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他于1881~1888年参加神学代表团，著有《赴北京的俄罗斯帝国神学代表团和外交代表团成员的中国丛书和科学著作》。  图2 基辅洞窟修道院，摄于20世纪30年代初 1820年，奥西普·巴弗罗维奇·沃伊采霍夫斯基（1793~1850）被任命为北京俄罗斯神学代表团的医生。他出生于基辅省，毕业于基辅神学院和外科医学院，是神学代表团的第一个医生。他在中国民众中享有盛誉，因为他治好了中国皇帝亲眷的病。返回俄罗斯后，担任喀山大学中文教研室主任，直至1850年去世。О. П.沃伊采霍夫斯基是俄罗斯帝国的第一位满语文化教授。他在喀山大学教授满洲语，并编写了一些满语教材。 О. П.沃伊采霍夫斯基在教授中文时，综合根据丹尼尔·西维洛夫编写的中文提纲、修士大司祭伊安今福（比丘林）和А.列缪斯撰写的语法以及自己编制的资料，整合出一套教学方法。他在课上向学生解释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区别；以《四书》为基础，教学生学习文言文，给学生布置俄译汉的作业。后来又以自己的教学经验编写了教科书：《中文及满语初级教材》《经典汉语文章摘编》。他还编写了俄罗斯第一部满洲学教辅课本《满洲文选》。除语言课程外，О. П.沃伊采霍夫斯基教授还开设过满洲历史讲座（每周4小时）。在北京时，他就开始编撰“满-汉-俄”词典，并在喀山结束了该三卷本词典的编撰工作。教授还在世时，喀山大学被获赠该词典的手写本，但并未出版。即便是在他去世若干年后，该词典依然未能获得出版。К. К.佛伊科姆教授在他的《喀山帝国学校亚洲语言研究进程及成果概述》中证实了相关史实。 二 Е. Ф.吉姆科夫斯基和Е. П.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的活动 在这一时期，乌克兰汉学刚刚形成，但形成过程中也有两个互相矛盾的因素同时存在。一方面，乌克兰教士在赴北京的俄罗斯神学代表团中的作用在不断降低。另一方面，实用汉学开始形成，并在20世纪初的基辅，显现出强劲的趋势。实用汉学的肇始与赴北京的俄罗斯神学代表团中的两名监察官（Е. Ф.吉姆科夫斯基和Е.П.科瓦列夫斯基）密不可分，而这两位代表人物均出生于乌克兰。 直到今天，对代表团中这两名监察官遗产的研究仍然不够充分，正如П. Е. 斯卡奇科夫曾指出：“两名监察官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对中国的研究。他们的外交特点、在中俄关系中发挥的作用，他们每个人为俄罗斯汉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这一切都值得进行专门研究”。 Е. Ф.吉姆科夫斯基（1790~1875），出生于波尔塔瓦省（今乌克兰切尔卡瑟州）佐拉多诺什斯基县，，俄罗斯外交家，出身贵族。最早在佐拉多诺什斯基县修道院接受教育，然后在基辅和佩列亚思拉夫学习，181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1813~1820年，在道路管理总局担任秘书。1797年2月26日，根据巴维尔一世的命令，创建了外交委员会。根据1802年9月8日《关于创建俄罗斯帝国部委的公告》，所有委员会均被改组成为部委。外交委员会自创立之初，就建立了亚洲处，并于1819年4月成立了亚洲司。Е. Ф.吉姆科夫斯基便在其中任职。经西伯利亚省长М. М.斯佩兰斯基的推荐，Е. Ф.吉姆科夫斯基被任命为第九次赴北京俄罗斯神学代表团的监察官。为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在北京待了九个月。 这次任命决定了Е. Ф.吉姆科夫斯基的研究兴趣。他也因此结识了大司祭乙阿钦特（比丘林），第九次赴北京的俄罗斯神学代表团的团长。与大司祭的交流让Е. Ф.吉姆科夫斯基开始研究中国。俩人也成了好朋友，这对大司祭乙阿钦特（比丘林）而言有非凡的意义。神学代表团工作结束后，乙阿钦特（比丘林）被指控没有认真履行团长的职责，遭到逮捕并被流放。Е. Ф.吉姆科夫斯基在П. Л. 施林克的协助下，不仅帮助乙阿钦特（比丘林）重返科学工作，而且支持他出版书籍。Е. Ф.吉姆科夫斯基由中国返回圣彼得堡后，在由М. П. 卢缅采夫伯爵所创建东方学研究学术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Е. Ф.吉姆科夫斯基还是作品审查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审查赴北京的俄罗斯神学代表团团员的作品，也可以从这个角度证明Е. Ф.吉姆科夫斯基是熟知汉学文献的。1823年1月21日，根据尼古拉一世的命令，Е. Ф.吉姆科夫斯基在北京收藏的中文、满文和蒙古文的书籍被转交至伊尔库茨克，用来成立“东方语言班”。 Е. Ф.吉姆科夫斯基在返回俄罗斯后，完成了若干汉学研究工作。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是三卷本《1820和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游记》，共1230页，182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这是一部令人振奋的作品，它将基础科学研究和引人入胜的游记描述结合起来，这或许也是该书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该书后被译成英文、法文和德文。书中生动地向19世纪的读者讲述了中国和蒙古人生活的各个方面讲述了游客所见到的中国的文物、传奇英雄、北京到恰克图的商路，以及关于东突厥、西藏和朝鲜的一些情况。当时，俄罗斯的《北方档案》《北极星》等著名报纸，都给予这本书很高的评价。尽管这本书用作学术研究已经有些过时，但它仍有一定的价值，因为书中记录了丰富的地理、种族、民俗和历史资料，还有关于蒙古人宗教信仰、蒙古人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信息，以及关于这个民族的其他信息。历史学家А. О. 卡尔尼洛维奇认为，Е. Ф.吉姆科夫斯基的这部作品，堪称是一部具有欧洲水平的研究范例。1912年《俄罗斯人名词典》称，该部作品“呈现了关于中国最完整和最详尽的信息”，“在很长时间内，它是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最必不可缺的书，甚至是他们的餐边书” 。而中国研究对Е. Ф.吉姆科夫斯基的重要性，也可以从他书中的第一句话得以证实：“命运以罕见而难忘的经历装饰了我的生命：我看到了中国。” 1823年，Е. Ф.吉姆科夫斯基的另一部作品《宋中堂——一个道光年间的尚书和军事将领》出版。上述作品并不是Е. Ф.吉姆科夫斯基研究成果的全部。他的手稿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保存在俄罗斯档案馆（其中包括赴北京俄罗斯神学代表团的行程记录及其记录的附件）。 Е. Ф.吉姆科夫斯基毕生从事外交工作。1821~1830年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830~1836年，担任罗马尼亚雅西领事馆领事。1845~1875年（1836~1845年辞职），在外交部机关工作。自1866年起，担任外交部顾问委员会成员，直至1875年2月9日去世。 Е. Ф.吉姆科夫斯基与故乡有无联系，我们无法确切得知。然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在乌克兰国立维尔纳茨基图书馆珍稀书与老版书部门保存有一部Е. Ф.吉姆科夫斯基的《1820和1821年经蒙古至中国的游记》，书上还有作者题词：“敬赠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高尔察克夫阁下，以示尊敬。圣彼得堡，1858年11月5日。”Е. Ф.吉姆科夫斯基为俄罗斯汉学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关于他的贡献，М. М. 斯佩兰斯基，一位促使Е. Ф.吉姆科夫斯开始研究中国的人，做了绝佳的评论：“Е. Ф.吉姆科夫斯基送给了俄罗斯两个中国创造，一个是活的，即神父乙阿钦特，另一个则是一部生动的书籍”。 19世纪实用汉学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Е. П.科瓦列夫斯基)（见图3）。他是学者、外交家、上校、外交部亚洲司主任、俄罗斯地理协会会员、俄罗斯皇家科学院荣誉会员，也是第十三次赴北京俄罗斯神学代表团监察官。他出生于哈尔科夫省贵族家庭，1825 ~1828年于哈尔科夫大学学习。他也拥有多重身份：专业采矿工程师、杰出外交家、旅行家和作家。他出版了关于不同国家的大量作品，如关于黑山、波斯尼亚、土耳其、阿富汗、叙利亚、巴基斯坦等的撰述。科瓦列夫斯基开始研究东方是因为当时的外交部部长、公爵А. М.高尔察克夫建议将他撰写的有关黑山的详细记录送给沙皇尼古拉一世。这一举动取得了成功，因为此后，Е. П.科瓦列夫斯基便受到沙皇任命，让其主要从事与斯拉夫国家和东方国家相关的事务。1840年，“因工作需要”，Е. П.科瓦列夫斯基前往中国西部，到访伊宁和塔城，研究商队贸易的情况，并就中国西部边境和边境城市伊宁和塔城的状况，以及中国的采金行业撰写了数篇文章。  图3 叶戈尔·彼得罗维奇·科瓦列夫斯基 1894年，时任亚洲司官员的Е. П.科瓦列夫斯基，被任命为第十三次赴北京的俄罗斯神学代表团的监察官。他坚持走较为便捷的“商人路线”，取代之前难以通行的沙漠之路，这极大地改善了前往中国的贸易路线，并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到更多有关蒙古的地理知识。 Е. П.科瓦列夫斯基还肩负着其他任务，即探索签署中俄条约的可能性。19世纪上半叶，俄罗斯商人与中国西部之间的贸易活动显著增加，迫切需要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到达北京后，在宗教代表团修士大司祭巴拉季亚（卡法洛夫）的支持下，Е. П.科瓦列夫斯基与清朝政府代表就签署条约达成了初步协议。在他下一次与И. И. 扎哈罗夫和А. А.塔塔林诺夫访问中国（新疆）时，又于1851年7月25日与清朝政府代表签署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根据该通商章程，俄罗斯商人可以与商队一起，进入中国两个边境城市：伊宁和塔城。 1856~1861年，Е. П.科瓦列夫斯基担任外交部亚洲司主任。这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要时期之一。在俄罗斯克里米亚战争失利、签署巴黎条约后，Е. П.科瓦列夫斯基仍成功地维护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权威。此外，Е. П.科瓦列夫斯基还起草了《中俄瑷珲条约》的主要条款。 除外交工作外，Е. П.科瓦列夫斯基还对中国进行研究，撰写了一部作品，介绍1849~1850 年中国的总体情况，以及北京附近的煤炭开采情况。在Е. П.科瓦列夫斯基的汉学遗产中，他的总结性著作《中国游记》（著于1853年）占据重要的地位。这部书得到了当时人们的极高评价，其中包括俄罗斯杰出教育家К. Д. 乌申斯基。Е. П. 科瓦列夫斯基的大部分撰述都没有出版，只是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下来。其中一些涉及中国研究，包括他从北京写回的信件（1848~1857年）及其担任第十三次赴北京的俄罗斯神学代表团监察官期间的汇报（1848 ~1851年）。 三 多个汉学中心的成立及将汉学纳入学科体系 19世纪，基于各种文献的累积，及对这些文献的初步整理，出现了对各类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的需求，从而也推动了汉学研究在乌克兰的持续发展。当时有一系列作品从不同视角对俄中关系史进行研究。И.Н.米哈伊洛夫斯基有两部作品是关于尼古拉·加夫里洛夫·斯帕法里（又名密列斯库）的，此人曾为莫斯科赴清朝使团担任翻译。同时，对基督教在华传教史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学人的兴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马雷舍夫斯基1860年的著述《基督教在华传教史概况》，这一文本曾在《基辅宗教研究院丛刊》中发表。1863年，在切尔尼戈夫出版了菲拉列特的著作《俄罗斯宗教文学概况（1820~1858年已过世作家）》，在著作中作者特别介绍了俄罗斯第一位汉学家修士大司祭乙阿钦特（比丘林）的成果。1899年，在《切尔尼戈夫省消息》报（编号2034）的副刊中刊登了关于雅克萨（俄罗斯和乌克兰远东移民第一站）出现和消亡的简短文章，文章是参考施沛特、格鲁姆·格尔日迈洛兄弟的作品以及十余部满族史书籍而撰就的。 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乌克兰汉学的主要特点是，对中国当时发生的各类事件进行介绍与描述，这与后期的深入研究还是有区别的，这也是因为当时的大部分撰述不是专业汉学家所为，而是由出于各种原因来到中国的军人、医务工作者、旅行家、地理学家撰写的。这其中就有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克拉斯诺夫（1862~1914）（见图4）的作品，他曾是哈尔科夫大学的教授、植物学家、地理学家、旅行家，并多次到亚洲各国研究自然及东方各民族。此外，还有Г.吉尔什曼、Л.帕什科娃、马秋宁和塔尔纳夫斯基、Е.奥萨奇以及一些无名作者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作者以叙述的形式，从各个方面介绍了中国的地理、民族风俗、社会政治地位等。1910年在敖德萨出版的军事地形测绘员作品集《满洲和我们东部边境地区的偏僻地带》引起了特别的关注。作品集中附有丰富的插图资料，正文中即有208幅插图、20幅独立成页的插图。在《俄罗斯思想》（1911年，№1）、《当代世界》（1911年，№5）和《书籍文学新闻》（1911年，№10）等刊物中共有三篇对该作品集的评论。作品集中许多作品都是关于义和团起义时期、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以及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权更迭时期军事活动的介绍。其中的两篇文章已不仅是平面式的消息报道，而是包含有大量的、多层次的、全方位的描写性材料。如П.布尔加科夫的《多元方程》（向“南方地区”编辑部的投稿）就是关于义和团起义的，该作编采并使用了С.格奥尔吉耶夫斯基, В.П.瓦西里耶夫等俄罗斯汉学家有关这一事件的叙述材料。Н.А.乌哈齐-奥戈洛维奇的文章《1904-1905日俄战争满洲战场》则载有黑龙江省南部地区的地形信息，中国东北的居民、气候、道路、土匪活动及俄罗斯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机构等资料。  图4 安德烈•米哈伊洛维奇•克拉斯诺夫 这一时期的著述中，只有几篇对材料进行了细化和专门叙述。主要有Н.图马索夫在基辅进行的中国历史研究，М.А.奥列斯尼茨基关于中国道德和道德学说的著述，以及А.科兹洛夫在对哲学史的研究中专门涉及了中国哲学。 Н.图马索夫在自己的《古代世界历史教程（东方）》（1875年）一书中专门设立了章节（共64页）讲述中国历史。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书中，第一，引用了西方汉学的成果，并将这些成果奉为圭臬，全盘接收；第二，简化、甚至贬低中国文明（宗教、哲学、文化、语言、文学、建筑）的意义；第三，给许多概念下不正确的定义，或重复该错误定义，如关于儒家学说、佛教及各宗教流派的主要学说的概念。但作品也存在一些值得肯定的方面：按照久茨拉夫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划分，将有关中国的知识系统化；介绍了中国的地理概况、中国人民及其家庭和社会生活；介绍了关于中国神学宗教文化的各种信息，比如上古先祖、统治者、帝王，哲学家及其学派等。今天，该著作已经过时，但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乌克兰汉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成果，毕竟在该著作中，第一次尝试将中国历史纳入古代世界史教程中。 在基辅出版的俄罗斯哲学家А.科兹洛夫（1831~1900）（见图5）的《哲学史概述》中，也有专门的章节述及中国哲学。与Н.图马索夫对古代中国宗教哲学传统做简化的处理不同，А.科兹洛夫展示了对这一古代文化哲学更深层次的认知。这种深层次认知的前提是作者实事求是的态度，书中自述：“真正的哲学史的任务是：复原哲学真理的发展过程，探索这一过程的规律。”书中，А.科兹洛夫最为关注的是儒家思想，这与19世纪汉学研究的特点有关，当时人们往往将中国的哲学传统等同于孔子学说或儒家思想（这实际上与现实并不相符，但这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是А.科兹洛夫，还是Н.图马索夫，他们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概念都来源于以下西欧汉学家的研究：如普兰特内尔（Plaenckner，德国汉学家）、鲍狄埃（Pauthier，法国汉学家）、缪圣伊莱尔（Barthelemy Saint-Hilaire，法国哲学家）等，这些学者已将《诗经》《大学》《中庸》《论语》等翻译成了西欧各语言。  图5 阿列克谢·亚历山大洛维奇·科兹洛夫 А.科兹洛夫对中国古代哲学是持批评态度的，比如他说：“中国哲学的主要特点是简单的，并且是形而上学的” 。在他看来，中国哲学的一些主要范畴是从天体演化学引申而来的，如阴、阳、道、天、地、人、三位一体（天-君-地和天-人-地）。“这一学说是指：天道是无处不在的，是人不可超越的，天道也同样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这一学说，一方面为儒家消除一切外部干扰和启示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赋予了人过于重要的地位，认为人是全宇宙的中心” 。据此，А.科兹洛夫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概念：天（或人，这里指的是儒家中的君子）是统治者；地，是人实现和谐的所在。作者认为，在儒家的君子概念中，传统的三位一体（天-君-地）的特征保存最多，因为在该概念中，人是世界的统治者，人的这种统治权力被视为一种社会自然现象：“由于自己在世界的中心地位，人和帝王，应对自然世界和社会组织的发展进程，负有重要责任。”从人的和谐功能[人是天和地（阴和阳）和谐的体现]出发，科兹洛夫推断出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德准则的起源：“中国哲学家发展了上述基本道德的基础，并提出了关于个人美德，尤其是家庭和社会美德的学说。该学说内容丰富，它除规定了每个人，从帝王到普通人，所需要遵守的公共美德之外，还规定了一些特殊的义务，这些义务与每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是相适应的。”有意思的是，科兹洛夫认为儒家道德学说总体是“消极的”。为支持这一观点，科兹洛夫所采用的依据是：在儒家学说中，人只能重建而不能创造原始秩序；不存在恶，因为恶是世界秩序（和谐）的一部分；同时也不存在应在彼岸世界实现的目标。 科兹洛夫还对中国古代认识论和形而上学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中国古代的认识论和形而上学是贫瘠的，因为没有关于真理问题的解释，而认识本身也很简单：“现实主义观点：无数的物质只被认识为其所存在的形式。”但是科兹洛夫承认，形而上学已经从将世界理解为天和地的机械结合，发展到认为世界是各种力量复杂变化的统一，这些力量或是物质的最初成因，或直接构成物质。而且，对这些力量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与精神力量相关的那种敏感的方式（宗教世界观中的那种敏感方式）。今天，关于这一问题，有很多汉学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是将起源神话作为哲学思考的基础。非常有趣的是，А.科兹洛夫在19世纪就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哲学与纯粹的哲学相距甚远，它更多地带有神话起源的痕迹。但在我看来，这种神话与哲学相结合的现象是比较复杂的，还需进行专门的研究。 А.科兹洛夫在研究儒家思想时，对儒家思想总体上的正面和负面特征都做了判定。在他看来，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成就是其关于道德本质的观点，即道德本质（起源）应是一个普遍的通用准则，该规则能为每个人所理解，这一规则的基础应与万物起源相符，在该通用准则的基础上，再相应补充添加其他道德标准。他认为这是儒家道德思想的唯一真理。А.科兹洛夫认为，儒家思想中也存在负面的、错误的观点，即认为事物是机械运行的，没有回答关于道德准则起源及其实质的问题。因此，儒家的道德观经常在享乐主义、功利主义与宿命论间摇摆，陷入矛盾与连贯的窘境中。 对于其他中国古代的哲学学派，А.科兹洛夫仅以老子、列子、墨子为例，介绍了道家。在介绍道家学派的主要特点时，他只介绍了道家研究的中心范畴和基础范畴——“道”。与欧洲古希腊哲学相比，“道”被理解为超验的起源。“道，世界万物的绝对起源；其本身是难以分辨的，没有任何特征、任何名称，因此是永恒的、不变的。所有的存在源于道并是道的变形，道对于这些存在是超验的。” А.科兹洛夫认为列子哲学的总体思想是：自然界表现为生成与灭亡的循环、一切常态物质的虚幻性，因此从道德上忽视物质。А.科兹洛夫正确地描述了墨家思想的基础，即兼爱非攻，这一思想与儒家思想的主要分歧体现在形而上学和认知理论领域。 由于缺乏研究与教育机构，在基辅也没有发展汉学理论研究的直接动机，所以上述汉学研究并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发展，而是比较分散的。例如，1901年出版了И.К.洛日茨基的《中国人的性格》一书，这本书的任务似乎符合早期汉学研究特点。当时哈尔科夫的汉学研究出版情况也很差，只出版了一部关于佛教空性的研究著作和一部德国汉学家、史学家、宗教学家奥托·弗朗克（1863~1946）教授的《当代中国的智慧流派报告》的译本（奥托·弗朗克教授曾在“德国殖民协会”柏林分会上宣读过该报告）。 在乌克兰汉学研究发展的第二个时期，敖德萨，这座俄罗斯帝国的海港城市，开始成为这一时期汉学研究的主要中心，这可以从质量与数量两方面来看。19世纪俄罗斯帝国在与东方国家的对外贸易中蓬勃发展，这促使敖德萨发展成为一个贸易港口，并通过这个港口形成了一条到达东方（包含中国在内）的海上之路。因此，这一时期出版的27部关于中国的著作中，有12部是在敖德萨面世的，这一现象并非偶然。这些著作主要与俄中经贸关系的持续发展相关，包括了对中国政治、经济和地理等方面的研究。20世纪乌克兰汉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尽管中国经济研究的起源地是敖德萨，但在基辅也被纳入了体制性研究中。在研究的方向上，也由对中国的实用性研究转向更为广阔的中国文化研究。如1896年出版的文章集《中国人——我们的亚洲邻居》，便可以证明上述观点。在这本书中，作者不仅介绍了罗伯特·道格拉斯、西蒙、Э.雷克吕、拉涅桑、列戈加等西方汉学家著作中关于中国的内部体制、农业、贸易等方面的内容，还有关于老子、孔子、佛教宗教哲学以及中国道德基础的内容。尽管，乍看上去，这本书只是一部文章汇编，但也同时可以证明，文集的作者（们），十分了解当时西欧汉学家的成就。虽然这些作者（们）的名字并未得以留存，但还是应注意到，这部著作反映了当时乌克兰正在兴起的汉学研究兴趣。 乌克兰的中文研究和学习也起源于敖德萨。从某种角度看，敖德萨的社会经济条件决定了当地的语言学研究是以实用主义为主要取向的，而衡量一个地区外语研究和学习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便是词典的编撰。19世纪末，敖德萨有一位中文水平极高的专家，名为А. 斯塔尔科夫，他曾为一部汉俄词典写过评论。这部词典由第十三次赴北京的俄罗斯神学代表团团长，大修士司祭巴拉季亚（卡法洛夫）和俄罗斯赴北京外交代表团首席翻译П. С. 波波夫编撰而成。需要指出的是，这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字典，它有两篇书评，其中一篇来自А. 斯塔尔科夫。1900年曾出版一本《汉俄-日俄词典》，作者不详，该书在当时极受欢迎。在这种环境下，И. 扎莫塔伊洛的出现便也不是偶然。然而今天对他的研究却收获甚微。目前仅知道，И. 扎莫塔伊洛撰写过两部作品，而这两部作品均堪称汉学研究的经典范例。И. 扎莫塔伊洛主要工作是通过考订儒家和道家作品的版本，对儒家和道家进行研究。他的第一个研究成果便是《儒家与道家》，对这两种国教及其相应的哲学方向进行了研究。在撰写第一篇研究成果时，И. 扎莫塔伊洛使用了丹尼尔（西维洛夫）翻译的《道德经》版本。通过对《道德经》这一中国古代哲学著作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И. 扎莫塔伊洛出版了他的第二部研究成果《大修士司祭丹尼尔（西维洛夫）未出版的“道德经”译本》。他的这两篇研究成果均刊登于1915年的《敖德萨图书索引协会通讯》上。 俄罗斯帝国时期，教授东方语言（包括中文）和东方历史有很长的历史，其中的学者有Г. Я. 科尔，М. В. 罗蒙诺索夫，Ф. И.扬科维奇。然而，直到1811年才在哈尔科夫（已统一）大学提出第一个教授突厥语和满洲语的计划。1811年3月，根据А. А. 吉古洛夫教授的建议，哈尔科夫大学语言文学系批准了这一计划，计划中包括设置“突厥－满洲语”见习研究人员岗位等内容，以期可通过翻译满语文献来了解中国历史文献。但该计划未被批准。1860年沙皇俄国与中国签署了北京条约，根据条约，两国正式确定了外交关系。俄罗斯开始积极推进在远东的政策，这需要培养大量的中文专家。由此，1873年在喀山大学开设了中文教研室。1811年，由于沙皇俄国遭受来自清政府的巨大军事政治压力，所以，需要用别的方法研究哈尔科夫大学的教学计划。首先，该计划的提出表明，哈尔科夫大学的科学教育环境和知识分子群体对中国的兴趣已经发展成为科学研究，既包括纯粹的科学研究，也包括用于解决外交问题的研究。哈尔科夫大学语言文学系的规定可以证明，确实存在用于解决外交问题的研究兴趣。规定文本如下，“tum propter relationes Imperii Rossici cum Sinensi Imperio, quam propter litterarum antiquitatum sinensium”（既关注俄罗斯帝国与中国帝国之间的关系，又涉及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第二，该计划最早在乌克兰提出，是符合18世纪汉学发展规律的。当时乌克兰团体是俄罗斯汉学界（赴北京俄罗斯神学代表团）的主要力量。尽管没有确切证据表明，18世纪在乌克兰形成了汉学中心或存在建立汉学中心的计划，但是，这仍然为19世纪汉学中心的出现奠定了基础。根据А. 科瓦列夫斯基教授在哈尔科夫大学从事东方学研究的历史可以得知，1731年6月，哈尔科夫学院有了第一本关于东方学研究的书籍（奥格斯堡，1700年），该书是送给哈尔科夫学院的创始人伊比法尼·季霍尔斯基的。在这本书中将“我们的父”（伊比法尼·季霍尔斯基主教）的祈祷文翻译成了100多种语言，其中包括汉语。А. 科瓦列夫斯基介绍了佛教的学说，孔子及先人礼仪，儒家以及其他中国古代哲学。在这段时间出现的，还有我们在第一节提到的Г.斯科沃罗德，他的作品是18世纪乌克兰文学中第一个能够真正认识中国文化的。而А. 科瓦列夫斯基关于18世纪哈尔科夫大学东方学研究状况的结论，则完全是关于汉学的：“因此，在哈尔科夫教育界，尤其是在哈尔科夫学院，在18世纪哈尔科夫大学成立之前，可以明显发现对东方的兴趣。” 以18~19世纪初为界，可以将1811年看作是乌克兰汉学研究制度化的一个高起点与“小俄罗斯”时代的结束。在这一年中，乌克兰汉学研究模式发生了转变：从赴北京的俄罗斯神学代表团的神职人员，转变为开始正式建立汉学研究的中心。 尽管哈尔科夫大学开设中文课程的计划没有成功，但在整个19世纪，这里依然在进行汉学研究。哈尔科夫大学教授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鲁宁（见图6）首先尝试将中国历史融入世界历史课程中。1839年他写出了《东方古老民族的史料研究·中国》一书，并于1842年出版。鲁宁向俄罗斯读者介绍了中国的第一位史学家司马迁和他的父亲司马谈。同时，他还批评中国的历史科学缺少理论总结，思维平庸，并客观地评价了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对中国人思维的影响。尽管鲁宁本人并不是东方学家，所使用的研究材料也多出自英文译本，但他仍然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关于东方历史进程的观点。他的著作于1892年再版。  图6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鲁宁 19世纪60~80年代，В.И.谢尔茨里在哈尔科夫大学工作。他精通梵文、汉语和日语。А. 科瓦列夫斯基指出，В.И.谢尔茨里的研究对东方学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因为他是直接依据原文进行研究的，包括中文原文。此外，В.И.谢尔茨里还希望不断提高自己的汉语和日语水平，为此，1873年他向语言文学系领导提出请求，请求派他到中国和日本出差，以编撰教科书。遗憾的是，他的请求没有被批准。 19世纪，哈尔科夫大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计划教授中文和中国历史。然而，由于没有获得俄罗斯政府对此类活动的批准，这些举措没有得到进一步落实。尽管如此，事实依然证明，在哈尔科夫大学当时存在丰富的智力资源，这为成立乌克兰的汉学研究与教育中心创造了前提条件。 19世纪，乌克兰与中国的关系有了快速发展，在乌克兰开始出现中国的日用品和艺术品。其中有些可以在《基辅神学院教堂考古博物馆索引目录》中获知。该书由Н. 彼得洛夫编写。其中有关于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列阿帕尔多夫藏品的描述：“г）家庭餐具及用具… 1216–7)，青铜雕龙花瓶一对 … 1224)，雕龙中国大茶壶 … 1232，中国珐琅咖啡套具，大托盘1只，7只小碟以及咖啡壶” 。此外还有，“18世纪喇嘛教用品1939–1941)，布里亚特喇嘛肖像画，恰克图中国省长极其夫人肖像画3张”； “二十二：柜子。中国及日本祭祀用品：а)中国祭祀用品：2002–2004)，两个男性大理石小雕像及一个女性雕像，自敖德萨船员В. С.诺干伊斯基处获得”；“中国及日本非宗教文物：2061–2062)玉壶及中国纸盒，——来自Т. В. 吉巴里奇奇... ”3089–90) 两块中国及法国丝绸，来自基辅封地事务所，通过大司祭.К. И.佛门科获得；“十三：玻璃柜：12595–13480).东方硬币...中国1025–1039) ... ” ，“二十一：印刷样品：... 221) 中国或日本书籍... ”；“15581)中国或日本的一期报纸，来自少将В. З. 伊万诺夫”。（笔者注：以上数字编号为基辅神学院教堂博物馆藏品识别号码）还应特别指出，在这一阶段中乌关系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自19世纪下半叶起，沙皇俄国开始利用乌克兰农民来填充远东的疆域。1883年，根据东西伯利亚省长、将军的建议，从国库拨出一部分经费用于从乌克兰南部向远东移民，这些移民中绝大多数都是农民（根据1883年6月1日法规，通过海路从敖德萨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移民）。根据В.库宾欧维奇统计，在19世纪，大约有2万乌克兰人在沙皇俄国驻中国的各个机构（使馆、邮局、轮船、商贸、东正教神职人员等）工作。毫无疑问，这些都显著增加了乌克兰人对中国的认识。此外，在乌克兰还出现了一些中国人。例如，1911 – 1912年期间，就有中国商人在哈尔科夫做生意。 编者注：本文转载自《汉风》辑刊第一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