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通序〉笺注》后记
《三通序》系会集唐杜佑《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之大小序而成。三书并称应始于元代至大元年七月李谨思所作《文献通考序》：“自书契至唐而《通典》成，至宋过江而《通志略》成。过江文献家，惟扶风氏久。上下数千年，幽者屋壁，丛者栋宇，书市罕值，寒窗少储，用之阶庭焉，磅礴郁积，次第增损，近始嘉定，远接天宝，溯而上之，于是过江四丁未矣，而《通考》又成。三书在宇宙间皆不可阙。若《通考》，鸠僝粹精，芟夷芜翳，宿疑解驳，新益坌涌，自为一家。”  《通典》书影 《三通序》始编于何时，尚不清楚。然《三通序》在清代颇为流行，有众多版本。《中国古籍总目·史部》著录有三通原序合刻不分卷（清乾隆三十四年刻本）、清代蒋德钧求实斋丛书本、卢靖慎始基斋丛书本、康纶筠辑本、陈弘谋培远堂全集本。其中，康纶筠辑本有五种版本，分别是清道光十三年周恭寿刻本，清光绪十七年宏道堂刻本，清光绪十九年文英阁石印本，清光绪二十年上海书局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七年成都书局刻本，可见其盛行一时。张之洞在《书目答问·考订初学各书》中向初学者推荐了《三通序》，以为学习考订之资。其后，清人张祥龄著《黄金篇·初学书目》亦在“考据”一类中列举了《三通序》通行本，这应该是受到了张之洞的影响。 《三通序》在清代如此盛行，因其可以“备三场策料”。“三通”卷帙浩繁，不易卒读，且非普通士子可以轻易购置。谭献《复堂日记》卷一：“今年先后买得明刻本《通典》《通志略》《文献通考》三书。求之十年，乃始得具，寒士物力之艰如此。至版刻不精，纸墨漫漶，阙叶手抄补完。吾辈读书，比之温岐言有孔即吹，亦曰有字即读而已。”而《三通序》篇幅短小，方便购读，故而甚为通行。诚如郭象升《文学研究法》所云：“三通浩如渊海，不易卒读，于是有但读其序例者。”试看洪亮吉《北江诗话》卷五所载“三通”应用于科考之事： 余督学贵州日，曾两值乡试，甲寅、乙卯是也。先期即拔取十三府诸生之能文者，聚贵山书院中。院中生徒有额缺，余捐廉俸，为广额数十名。科岁两试，皆先期于五月前抵省。五月一日试诸生，头场准例《四书》文三首，诗八韵，以一日夜为限，二、三场亦然。余亦宿书院中，俟诸生交卷毕始归。六月一日，则试二场。七月一日，则试三场。时总宪冯公光熊，方抚黔中，与余尤相契，每书院扃试日，亦分派文武员弁巡逻，以防传递。余又苦黔中无书，先令人于江浙购买“十四经”“二十二史”，《资治通鉴》《通典》《通考》以及《文选》《文苑英华》《玉海》等书，贮书院中，令诸生寻诵博览。试三场日，并明谕诸生曰：“所问策皆在此数部中。诸生能各寻原委，条析以对，即属佳士。不必束书不观也。” 《通典》与《文献通考》成为策试出题的来源，应试者只需要阅读这几部书就能有效应对考试。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于对策敷陈之用。”虽是批评之论，却也证明了在清人眼中，《文献通考》之用在于对策。  《文献通考》书影 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对策之用也就不存在了，然而《三通序》并未随着科举制度的消亡而退出历史舞台，仍旧受到学人的关注，可见其作用不止于此。据《四川公立国学专门学校章程》记载，当时国学专门学校的预科，“史学摘授《四库提要史部序跋》《三通序》《廿二史札记》《顾氏总论》”。据唐文治《茹经先生自订年谱》记载，无锡国专在桂林时曾以《三通序》作为课本，1938年4月“十四日，因学生来者渐多，与振心等会商，分为二组。奈桂林书籍稀少，印刷又不便，仅购得《三通序》作为课本”。 近现代史学大师也并未轻视这薄薄的一册《三通序》。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记载：“国史乃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研究的重心。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人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可见陈寅恪先生对于《三通序》用力不少。《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著录有清代蒋德钧录《三通序》一卷，清光绪十九年（1893）双门底文英阁刻本。在《郑樵著述考》中也提及《三通序》，顾颉刚先生肯定也读过此书。据刘重来记录的《张舜徽先生文献学讲演录（节选）》记载，张舜徽先生认为：“还要读好《通志总序》《文献通考序》。对于《文献通考》二十四门，都应看其序。有部书叫《三通序》可以读。”其中，张舜徽先生特别重视《通志总序》，在《研究史学必须涉览之书》中，列举了《史通》《通志总序》《文史通义》这三部史评要籍，以为此三书“读之可以增广识力，初学必须详究”，还著有《通志总序平议》。  《通志总序》书影 清代恽毓鼎《恽毓鼎澄斋日记》光绪廿五年己亥（1899）二月十八日记载：“以《三通序》授成儿熟读，自今日讲解始。此数十篇文字，初学苟能烂熟于胸，终身用之不尽。”此时科举尚未废除，读《三通序》不排除有为科举应试计，然既云“终身用之不尽”，则绝非科举所能范围，科举不过是一时之事。那么，除去科举对策之用，《三通序》还有何价值呢，值得如此强调？ 张舜徽《通志总序平议小序》认为：“二千年间，论史才之雄伟，继司马迁而起者，则有郑樵，虽其所修《通志》，未能臻于预期之完善，要不可以成败论得失也。郑氏论史要义，多在《通志总序》。读其文，可以想见其为人，固卓荦不群，千古振奇士也。虽持论不免失之偏激，然而志量弘远矣。固非一曲之士所能测其浅深也。”指出《通志总序》价值在于论史。 高步瀛《文章源流》称《文献通考序》“持论明通，深达治体”。郭象升《文学研究法》赞为“经世之文，斯其最优者欤！”以为可以“由此以上窥《史记》八书、《汉书》十志，庶乎实大声宏、异乎绣其鞶帨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称赏其“叙述简洁，能得其大，洵佳作也”。可见《文献通考序》具有经世之用。然在今日，其对历代典章制度“叙述简洁，能得其大”更为重要。 《通典》的大小序，似乎很少受到人们的注意，不像《通志总序》与《文献通考序》，被一些书籍和教材收录，因此也引来不少评论。作为文章而收录在国文课本中，著名者如《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1935年），节录《通志总序》，全载《文献通考》大小序二十五篇。将《文献通考》大小序作为文章收录于选本之中，发端于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傅东华编《大学文选》（1939年）收录有《通志总序》和《文献通考》大小序。甚至民国时期的中学国文教材也收录这两篇序，徐公美等编《新学制中学国文教科书高中国文》（1931年）收录了《通志总序》和《文献通考总序》。杜天縻、韩楚原编《高中国文》（1935年）收录有《通志总序》和《文献通考》大小序，还选了李翰《通典序》，附有爱新觉罗·弘历《重刻通典序》，就是没有选杜佑《通典序》。 1949年以后，史学界编撰了大量的历史文选，作为史学专业的教材。著名者如周予同主编《中国历史文选》，“三通”部分选录了杜佑《通典·食货门·田制》、郑樵《通志总序》和马端临《文献通考·田赋考·屯田》。浙江师范学院政史系编印《中国历史文选》（1979年），“三通”选目与之相同。贺卓君编注《中国历史文选》（1987年），对于“三通”只节录了《通典》中关于“唐代均田制”的一部分文字。张大可、徐景重主编《中国历史文选》（1988年），节选了《通典》“历代盛衰户口”与《通志·都邑略》。张衍田编著《中国历史文选》（1996年），《通典》选录“唐代科举”部分，《通志》节录了《总序》，《文献通考》选了《田赋考序》。翻阅常见数十种历史文选，似乎未见有选录《通典》大小序文的，可见其不受重视一直延续至今。当然，作为史料用于研究杜佑与《通典》还是常见，只是如同《通志总序》和《文献通考序》一样被单独关注不够。《通典》大小序中所蕴含的独特价值，尚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深入研讨。 虽然“三通”的研究方兴未艾，《三通序》在现代却已销声匿迹。“昔人谓学者不能读三通，盍读三通序？”（胡凤丹：《退补斋文存》）“三通”卷帙浩繁，《通典》二百卷，《通志》二百卷，《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学人既难以通读，亦不必人人通读。阅读《三通序》就是一个最好的入门选择，这是前人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不应该被遗忘。虽然“三通”都有了点校本，可以从中选读序文，然寒士之家多不易备，故而有重新整理《三通序》单行的必要。这些序文涉及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地理等方面的内容，如不加以疏通证明，阅读时还是有些障碍，故而不揣浅陋，成此笺注，是非得失，不敢自信，还望高明有以教我，不胜感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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