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贤惟德，能服于人”的政德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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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干部队伍建设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五湖四海、任人唯贤”。以德为先的干部选拔理念具有深厚的政德文化基因。近现代西方政治强调伦理和政治分离，中国政治强调政治与伦理的适度结合。 我国自古有德性政治之传统，诸多历史人物有着深刻的政德思想。夷陵之败后，刘备在白帝城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此处所说的“德”是强调日常要有行善之德，主要表达一种朴素的道德观，即人要多行善事，少做恶事。紧接着，刘备又说：“惟贤惟德，可以服人。”此言涉及比较深刻的政德思想，指政治领袖需要依靠“贤”“德”来让别人信服自己。“德”可为领导者带来正当性，道德号召力可转化为政治号召力。再接着，刘备对刘禅等人说：“汝父德薄，不足效也。”此处之“德”，既非为善不为恶之德，也非单纯的“服人”之德，而是与天命相关之人德。《易》言：“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此处的“德薄”和刘备说的“德薄”是一个意思，不是指德行浅薄，而是指缺乏天命。中国文化中有一种“天命观”，中国人相信有天命者可得江山，气数旺盛者不会凋亡。孔子面临危险时曾说：“天生德于予。”也是相信“斯文在兹”而不惧危险的表现。 《三国志》所载刘备的三句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汝父德薄，勿效之。”正好对应在中国文化地层层层累积、由近及古的三重“德”义。第一重“德”是日常的善恶之德，第二重“德”是日常政治实践中的“兼人”“服人”“得众”之品质，第三重“德”则是政治哲学层面的天命和气数，是一种更本质和更古老的存在。前诸子时代的“德”，具有“本质/属性”的语义，春秋后才逐渐具有“美德”含义。“贤”与“德”有其分殊，贤能是德性的外化，“贤”是“德”的外在表现之一。 中国共产党励精图治、披荆斩棘，一路带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内得于心，外得于人”，是谓“能服于人”，具备基于“历史选择”与“人民选择”的政治正当性。用古话说，就是天命在中国共产党。《中庸》有云：“大德者， 必得其位， 必得其禄， 必得其名， 必得其寿。”大德者得民心，政党自然可永葆其政治活力。我党不仅关注全党集体层面的“德”，用于进行以“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促成“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自我革命；也关注作为制度承载者与变革担纲者的个体共产党员之“德”，党纪严于国法，共产党员的政治生活与道德生活历来不可分离。革命年代，职业革命家的政治情操就与其道德情操高度重合，经历无数生死时刻后，革命家们培育出了自己为国为民、不畏生死的高尚伦理，此种伦理进而融入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基因，开辟了共产党人重视自我伦理修养的传统。 中国革命严酷的斗争环境，培育了中国共产党更加严格的组织纪律，也对共产党人的个人品质有了更高的要求。当代中国政治中，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选拔标准极高，因为培育“德”要比培育才能困难许多，才能是工具性的，“德”是一个人更本质的属性，需要一个人终其一生来培育。“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自是道德建设的题中之义，对人格和气质的磨砺则更为关键。树立起优良的人格，政治美德自然外化而出，有德之人进而会获取不同层级群众与组织的信任。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所强调的“德”不仅仅是日常道德，更首要地指向政德。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奋斗中获取了稳固的历史正当性，获取了人民群众的信任，此种历史哲学层面的“德”值得我们深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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