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诞生的春秋晚期与战国时代，正处于社会由周制向秦制转型的特殊历史阶段，政治是他们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从这个角度来看，诸子著书立说在很大程度上都会预设一个潜在的倾听对象——君王。既如此，那么思想主张呈现的样态便不可能是纯逻辑思辨的，因为这时的侯王正倾力于富国强兵，以图谋势力崛起，进而获取天下霸业，一般不会有那么大的耐心与兴趣去倾听对方的长篇大论与喋喋不休。故而，先秦诸子的文本多以故事、寓言、论辩等方式来讲道理，便是诚可理解之事。 先秦诸子文本虽然缺少古希腊“爱智慧”那样的哲学传统，但是从文本整体理路来看，依然有其自洽的思维逻辑，《孟子》便是这样的一个文本。 《孟子》文本的形成既深受鲁地崇宗敬祖重礼传统的影响，同时又处于社会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进程当中，这就为其打上了重伦理、厚亲情与推崇仁政王道政治的深刻烙印。可以说，天下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是孟子无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这样的时代之问，也足以彰显出由天下失序所带来的现实困境。何以解之？孟子给出的治世良方是：从人性到政治，由性善以确保仁政的牢固性与正当性。这样的治世良方，欲望膨胀的君王们未必理解，也未必认同，是故，孟子在游说君王的过程中祭出了讲故事的法宝。 当然，《孟子》文本中的故事颇多，我们不必罗列殆尽以呈博学之假象，仅择取“孺子将入于井”、“以羊易牛”和“大孝之人帝舜”三个（组）故事，便可管窥其所欲敞开的精神世界，以及向世人所传达的深刻道理。 严谨来说，“孺子将入于井”是一种情境假设，虽然包含了故事构成的基本要素，但这个故事并不引人入胜。尽管如此，这个故事却是孟子人性立论的根基，对其整个理论体系的建构不可或缺。这个故事出自《孟子·公孙丑上》：“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故事很短，甚至比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很多故事都要短小，却蕴含着孟子对人性的独特理解和乐观精神。孟子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说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这个道理。“不忍人之心”，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同情心”。每个人都会有同情心，这既是立论的前提，也是得出的结论。这段话是一种带有假设性的情境展开，其关键之处在于“乍见”。所谓的“乍见”，实际上强调的是“心”的本真初始反应，没有经过利害得失荣辱之算计与计较。在如此假定之下，人的这种同情心便具有普遍性，而与外在的诸多功利性因素无关。这样的同情心源于与生俱来的善端：“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所谓的“端”，即萌芽，强调由心善、性善到对善的实现并非是必然的，需要个体的修养过程，而孟子则将这个过程称为“扩充”：“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孟子·公孙丑上》）并且，孟子将这个“扩充”工夫看得极为重要，从而为其赋予了显著的政治价值与伦理意蕴：做好了便可以实现定国安邦的政治价值；如果不做或者做得不够好，就连侍奉父母这样基本的伦理行为都难以做好。  《孟子·公孙丑上》书影 与“孺子将入于井”有所不同，“以羊易牛”则具有很强的故事性，寄托着孟子对君王行仁政的期许：“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对曰：‘然则废衅钟与？’曰：‘何可废也？以羊易之！’”（《孟子·梁惠王上》）这个故事的画面感跃然纸上，涉及三个角色：牵牛者、被用于衅钟的牛和梁惠王。所谓的“衅钟”，即古代杀牲以血涂钟行祭，常常被应用于新钟铸成之时。在牛被牵走未见于王之前，这时的牛被赋予了衅钟的政治功能；等到被梁惠王发现而命令牵牛者以羊易之时，这时的牛实际上成了梁惠王施展政治权谋的道具，而羊则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替罪羊”。事情起因与过程都比较简单，也不难判断梁惠王的行为目的。但有鉴于战国时期侯王们“好乐”“好货”“好色”（《孟子·梁惠王下》）的糟糕表现，《孟子》集中刻画了齐宣王这样的行为表现。孟子在此事上做了一番文章，借机劝谏“有不忍人之心”的梁惠王行仁政，并认为“以羊易牛”是推行仁政的方便法门，也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梁惠王上》）的君子之举。  开封博物馆“孟子见梁惠王”雕像 “以羊易牛”不过是梁惠王政治谋术的一次借机发挥。从史书记载来看，梁惠王在位时虽使魏国达到了势力的顶峰，但此君与当时其他国家的侯王并无两样，除了喜好追求骄奢淫逸的物质生活，还特别醉心于对外战争。是故，想要让他行王道仁政自然是难上加难，但孟子试图抓住这次难得的、可谓是灵光乍现的机会，借机劝谏，寄希望于万一。虽然最终没有成功说服梁惠王行仁政，但孟子关爱民生、推行仁政主张的拳拳之心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永不磨灭。 从《孟子》文本中的故事来看，孟子对于其时的侯王们整体上是失望至极的，他周游列国的政治命运几乎是孔子行迹的翻版。在这种历史情境下，孟子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过去，在他看来，那个时代圣贤在位，王教天下盛行，没有战争，人民安居乐业。因而，后世学者常常将这样的政治立场与态度称为“厚古”与“崇古”。 那么，这样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呢？孔子推崇西周礼乐文明，孟子则更为仰慕三代之前的部落联盟时代，而且后者将目光主要集中到了帝舜这样的人物形象身上。关于帝舜的故事，在《孟子》文本中多处可见，帝舜是孟子用心塑造的理想君王形象。在《孟子·万章上》当中，孟子用大段的文字来加以铺陈与描述：先是塑造了帝舜大孝的形象——“人悦之、好色、富贵，无足以解忧者，惟顺于父母，可以解忧。”这说明在帝舜那里，受到天下知识分子的拥戴、受到美丽女子的喜欢和贵为天子这三样世俗的幸福都抵不上讨父母的欢心，在孝心面前都会黯然失色。这实际上充分彰显了孟子对宗法伦理的深为认同与价值肯定。 接着孟子在这一章又为帝舜的人物形象继续上色：着力刻画父母与兄弟对他如何的不友善——“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掩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栖。’”如同粉墨登场的舞台剧，每个人都被赋予了鲜明的角色形象。在孟子的笔下，父母和弟弟象不仅要害舜的命，还要谋分舜的家产，更过分的是象不仅毫无悔意，而且还企图将两个嫂子据为己有。这简直是不成体统！ 这还不算完，在这一章，孟子继续将帝舜的故事娓娓道来：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 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 “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 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 这个故事就叫“封象有庳”，是以孟子与其弟子万章之间的对话为形式而展开的，反映了战国时期人们对于帝舜完美形象的质疑。与战国时期侯王的糟糕政治表现相比，帝舜的形象太过完美，不仅没有惩罚不仁的象，而且还封他于有庳（注：古地名，故址在今湖南省道县北）为侯，这是让人不得不怀疑的地方。对此，孟子根据自己的儒家立场进行了必要的申论。 孟子为何如此刻画帝舜呢？尽管此类事件与情境在《尚书》等早期文献中已经出现，但孟子在此反复刻画确实有其用心：点出帝舜不仅是大孝之人，而且将伦理亲情看得至高无上，甚至到了超过生命价值的程度。这就折射出了孟子在周制日趋衰微、日薄西山的战国时期对于西周宗法伦理与政治价值的推崇与维护。  清代丁善长《历代画像传》之 虞帝大舜画像 除了“封象有庳”，关于舜的故事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窃负而逃”（事见《孟子·尽心上》）。在这个故事中，孟子的弟子桃应将帝舜置于其父瞽瞍杀人的极端情境当中，并将帝舜置于大孝之子与盛德之帝的双重身份之下。帝舜无论选择杀父还是赦免其父，都对其完美的双重身份构成严峻挑战，因而被置于两难抉择的境地。对此，孟子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此处所说的“海滨”，实际上是王法政令到达不了的地方，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法外之地。从后世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解决方案并不完美：放弃天子之位，置天下万民于不顾，其行为本身并不符合儒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政治立场；帝舜因使父子伦理得到保全而“终身䜣然”，但被杀之人的家人被忽视了，也没有给出妥善的解决方案，而舜父是否也会“终身䜣然”，就不得而知了。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且漏洞颇多，但问题在于不能仅仅止步于此，而是应该结合孟子所处时代的现实困境对其加以同情性的理解与审视。 至此，孟子在与弟子的多次对话中陆续构建出帝舜这样一位公私兼顾、仁智双全的理想君王形象，这样的理想君王形象既是孟子道德理想主义的集中表现，也是其对理想政治社会的积极建构，同时也是对当世侯王的失望与批评。可以说，天下混乱，百姓困苦，天下、国家和人民的出路与前景依然不明朗。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下，人们尤其需要明君圣主的出现，而孟子所构建的帝舜的伟大君王形象正符合人们的愿望与时代的要求。 以上，我们通过三个（组）故事将《孟子》文本中所蕴含的思想内容与精神世界加以展开，尽管并不详备，但足以管中窥豹。可以说，《孟子》文本中不仅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故事，而且还蕴含着深刻的哲学道理。通过故事体悟道理，这是今天的我们走进孔孟精神世界切实可行的方法与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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