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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华文明也深深打上了农耕文明的烙印。今天的中国，在占世界耕地面积不到7%的土地上养活了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人。中央一号文件也连续十七个年头都是关注农村、农业、农民。中国农业起源与中华文明的历史、现在和未来息息相关。因此，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倍受关注。 1969年，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在美国出版，探索了中国农业的起源。这一论著主要是指向中华文明起源这一大问题。何炳棣在《华北原始土地耕作方式：科学、训诂互证示例》一文中说：“当60年代后半期个人治史的兴趣从明清转到史前之后，我深深感觉到若干自然科学工具的重要。为了探讨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否是独立土生的这一大课题，必须先求攻克中国农业起源这一关。”1968年夏书稿完成后，他撰写了长达两万字的英文摘要。这篇英文摘要引起伊利诺州立大学哈兰（Jack R．Harlan是农作物起源的权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的注意。（杨遵仪主编：《桃李满天下 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年诞辰》，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1页）1969年，李约瑟读了《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以后，邀请何炳棣参与“SCC”农业卷的写作，后因何有其他大课题以及对李氏提出的西亚木梨东传的假设不满而婉谢，此外，他对李氏在考证中深潜的西方优越感也十分敏感。（阎纯德主编：《汉学研究》（第十一集），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344页）此书在国内也颇受欢迎，如：1984年在青岛举行首届中国农业史学术研讨会，《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版），内容涉及台湾农业，资料丰富，因想看的人多，不得不按登记顺序借阅。 何炳棣在上编利用中国科学界对黄土的研究成果，分析说明了中国古代的自然环境。中编集中分析了古代文献中的植被资料，它不但与农业有关，而且可以印证科学研究和解决科学界的某些分歧。下编以两河、尼罗河、印度河等区域古代农业体系为参照，得出我国古代的农业体系的特殊区域性和独立性。 在上编，何炳棣根据考古报告指出：中国文化的起源在于黄土而非黄河。他认为，若深入理解我们文化尤其是农业起源，“必须在黄土区域的种种自然条件里去追索”。（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69年，第11页）其中焦点是古代的植被（vegetation）。因为植被是温度、雨量、土壤、动物、微生物和植物的综合产物，对于农业起源关系极大。 何炳棣根据地质学的研究，以及对中国黄土的定义的解释，认为中国黄土在农业上是十分重要的。黄土区域的土壤，具有“垂直的柱形纹理”“未经风化（weathering）或风化程度微弱”的特征。对于古代自然环境，他借用了刘东生关于各地层内的动物化石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动物化石的干旱草原型特点证明了古代自然气候的干燥趋势和雨期、间雨期的交替。他反对根据局部而非认清地层复杂性得出黄土成因非干旱形成的观点。 中编何炳棣进入历史文献的考察，分析了古代黄土区域的植被问题。主要是为了与科学的研究成果互相印证，以了解古自然环境。他列举了《诗经》中的有关植被记载，并结合《禹贡》《管子·地员篇》《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及其他文献作资料进行分析。如对《诗经》的研究，他利用《诗经》里对树木生长地形的记载，并通过其它文献和地质研究互证得出：“黄土区域的森林大多限于山顶、阪、麓和平原上比较低的地方。一般的黄土高原和平原是自古未尝生长过森林。”（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69页）他还通过《诗经》分析了草原植被的主要特征“蒿”，并通过植物孢粉分析进一步印证了“古代黄土区域是原野上最普遍的草本植物之一”这一论点。（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76页）何炳棣采用古代文献与科学研究互证，最后指出古代的自然环境的干旱性。何炳棣对《诗经》和其他古籍中的草本植被特征和孢粉分析互证，其目的也是为了论证“古代黄土区域是具有半干旱草原的自然景观。”（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85页） 最后，何炳棣分析了人为因素对植物分布的影响。他不同意张光直认为“史前华北的气候较今温暖潮湿”的结论。（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85页）张光直认为华北石器、新石器时代有了石斧，“有效的”伐林运动的结果导致了半干旱状态。何炳棣不同意张光直的看法，因为张光直的“大量”是现代的标准。他指出必须对古代人工伐林的程度作研究后才能作出结论，那些原始聚落无法与今天的城市相比。在遗址中发现木材和灰炉居多，在当时生产力状况下是情理之中的，无法得出伐林的“大批”“有效”的结论。他还从古代文献中，证明了“当时人们相当注意森林的合理采用和保养。”（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89页）何炳棣解释说，古代华北人保护林木可能真是由于“黄土区域森林限于山隰”，（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92页）资源有限导致的。他进一步从殷商甲骨文中进行论证了那时期人们的态度。如从对“焚”字的解释。他得出最初农业是“游耕性”的，也就是烧草更换耕地。 在下编，何炳棣对中国农业的起源作了分析和解释。他分析了仰韶、龙山和其他古文化遗址的地理方位和地形，论证了与泛滥的黄河无直接关系。他证明了大部分遗址在黄河的支流或更小的支流，并且新石器文化遗址都在台地和小丘上，不受水患安全，也说明最早的农业也不可能是利用泛滥的大河从事灌溉的农业，而是旱地农业。他进一步论证，中国灌溉工程起源是较晚的，如考古发现殷商时代无灌溉实物，殷代卜辞上也没有水利灌溉的迹象。他反对运用《周礼》研究西周灌溉制度，因为上面的过于完备的制度令人怀疑，他自己倾向于最早的记述灌溉的文献是《左传》。 农业作物中，何炳棣首先考察了“小米”和农业的关系。中国农业最早应为新石器仰韶时代，其基本农作物是“小米”。对于稻，何炳棣从仰韶文化谈起，进而通过对江淮考古进行分析，论证稻在中国古代的重要地位。他证明了稻在中国文化“核心区”黄土区域地位不如小米，但已经在沼泽地带存在是事实。因此，中国的温带稻比印度稻对世界的贡献更大。（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160页）至于小麦，他认为“小麦及大麦是西南亚、地中海东部冬雨区的原生植物，可能于史前晚期传入华北”。（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166页）对于供给蛋白质的大豆，何炳棣倾向“古代大豆在华北平原，甚至在东北地区，曾经相当长期驯化，终逐渐传入黄土高原”。（何炳棣：《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第169页） 中国农业的起源是中国文化起源的一个重要而专门的课题。余英时说，中国文化的起源，其中最大的争论是究竟农业起源于中国，还是起源于西南亚而传到中国。何炳棣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就是讨论这个大问题的。他的论点与钱穆先生所说的大同小异。（参见钱穆1956年发表的《中国古代北方农作物考》，他是根据古文献来推测中国古代土地环境和两河流域不同之处）何书则根据黄土研究，植被资料作一综合。从前，不少学者相信所谓中国文化西来说。这种论述在前几十年颇为流行。今天大家因民族的自尊，都不大愿意接受“中国文化西来说”。余英时同时也指出，即使我们承认某些技术是从外面传来，也并不妨害我们对中国文化的整体性的肯定。文化的个别组成因子和文化的全貌，其实是两种事。（余英时：《历史与思想》，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第273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