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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也考验着各国的精神力量。性质相同的抗疫斗争，不同国家在应对态度、处置方式与抗疫结果上却有明显不同。面对来势汹汹的疫情及次生灾害，中国从容不迫，有效应对。全国上下共克时艰，不惧病毒，艰难吓不倒，风雨摧不垮，展现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精神力量，显示了中华民族的思想境界。 爱的情感人皆有之，具有天然原生属性。在中华文化传统中，爱被提炼为“仁”，被视为人的基本特征，所以孔子说“仁者爱人”，又说“仁者，人也”。孔子把“仁”作为人类社会道德的核心要求，它以爱为底色，而以“孝”为出发点。人知道感恩与回馈，才有对父母的“亲亲”之爱。于是，孔子“亲亲为大”“立爱自亲始”之说就特别入心。 人类要适应环境，更好地生存与生活，还要以创造性精神去凸显主体价值与意义，而仁爱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精神或基本条件。孔子儒家的仁爱精神，就是以同心圆的样态，由内而外，由迩至远，“泛爱众，而亲仁”，将爱扩充，又传递给更多的人。在孟子看来，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人有自爱，才能对身边的亲友同胞有仁爱之心，才具有健全的人格。有了这样的爱，才能风雨同舟，和衷共济，守望相助，尊老爱幼。 面对疫情，人们需要保持距离，甚至疏远，但人们说“时疫无情，唯爱无息”“隔离病毒，不隔离爱”，这些温暖的话传递着最美好的情感，爱的力量将人们紧紧团结在一起，不致冷漠，不会走散。有大学生自疫区返家，竟能主动做到自我隔离38天，个人确诊新冠肺炎但未感染其他一人，体现了严谨自律、坚毅果敢的优秀品格。做好自我隔离与防护，也是与病毒做斗争。疫情中成千上万的“逆行者”、奋发者、拼搏者，正是将内心深处的爱涵养成了对同胞、对祖国乃至对人类的大爱。 古人治政，讲究仁德与爱心，自西周初年已经如此。周武王向姜太公询问治国之道，太公答：“治国之道，爱民而已。”太公还阐述说：“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这则典故，足见党和政府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视与继承。“恺悌君子，民之父母”，也是将家庭伦理与政治伦理打通，把“亲亲”之爱进一步推延。“民之父母”“爱民如子”等传统教诲，体现了中华仁爱精神的神韵，是从一己之爱走向大爱的崇高追求。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青山一道，共担风雨。这些格言之所以动人至深，就在于它们揭示了一个朴素的真理：人类命运本来同为一体，人们应该学会互爱互信，零和博弈思维毫无前途。几千年来，协和万邦、天下为公是中国一以贯之的崇高追求，因此，中国的仁爱传递没有边界和国界，中国在第一时间就将自身抗疫经验贡献给世界。 与仁爱精神并驾齐驱的是敬畏观念。孔子说“君子有三畏”，高尚的人必然敬畏自然法则和道德使命，敬畏有格局的人，敬畏民族圣贤。敬是爱的自觉提升与补充，始终为中华先贤所重。敬的深层意涵，就是突破一切从自我出发的立场，对外在客体充分理解与尊重。如果说爱的路径乃是由内而外、由己及人，敬则自外而内、自人律己，是“自卑而尊人”，所以中国一向强调敬而无失、恭而有礼。 敬对爱是补充完善。对爱而言，敬不可或缺。常怀敬畏之心，方能行有所止，不断进益。周代“以祀礼教敬”，还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之说。《论语》则明确记述“子之所慎：齐、战、疾”，孔子把疾疫看成与祭祀、战争一样格外慎重的大事，体现了孔子思想的高度和深度。疾疫肆虐，中国表现出高度的敬畏与戒惧，更显示了中国文化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基本精神。 几千年来，中华先贤圣哲都在思考人生和顺、社会和谐问题，思考人性与人的价值。孔子说：“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自尧舜以来至于孔子，他们所说的“至德要道”就是“爱”“敬”二字。所以，三国时期魏国的刘邵说“人道之极，莫过爱敬”，又说“以爱为至德，以敬为要道”。 孔子说“灾妖不胜善政”，这句话跨越数千年时空，今天听起来格外响亮而清脆。人有爱敬之诚，则与道德同体，动获人心。有大爱才会迎难而上，甘于奉献；有敬畏才能沉着冷静，尊重科学。新冠肺炎疫情史无前例，与疫情的斗争和较量艰苦卓绝，但中国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上下同心、命运与共，立于以爱与敬为质实的文化磐石，最终铸就了伟大抗疫精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