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林，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 梁启超将中西文化的特征归结为，中国重礼治，西方重法治。学界对此疑惑不解者不在少数，最常见的质疑是：礼如何可以治国？质疑者将“礼”理解成英文中的“Ritual”，解读为礼节、礼貌，故而自然得出礼治之说太过荒唐的结论。这是近代以来用英文翻译中文引起的典型的误读之一。 中国文化中的“礼”，几乎无所不包，远远不是Ritual所能涵盖的。例如，《周礼》一书，包括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与宇宙六合相当，由此可知，天地四方无一不在礼的范围之中。 任何社会的治理都离不开法，中国亦然，儒家不可能迂腐到不明此理的程度。但是，儒家认为理贯穿万物，凡是有理贯穿者亦即是“礼”；因此，《周礼》中的夏官大司马主掌军政、秋官大司寇主掌刑罚，均属于《周礼》的组成部分之一，这在西方人看来，简直无法理解。故“礼”与“理”相同。理无所不在，故礼亦无所不在。礼治实即理治，或说德治。法治包含在礼的当中，自然合情合理。 需要指出的是，礼与法并非等量齐观，在不同情况下，两者的轻重大有讲究。在天下安定的常态情况下，是德主刑辅，以道德引领为主导，与礼乐为规范，而以刑法谓底线。在非常态情况下，例如发生战争或暴乱，则当果断出手，荡平寇乱，使社会恢复稳定，此即“刑乱国用重典”，与平时的“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显然不同。 儒家素有文武兼备的传统，孔子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如文王以德号召民众，经由普遍的道德教育来壮大正义的力量。武王吊民伐罪，替天行道，消解不安定因素。文是前进的目标，武是文的保障，两者亦有轻重之别，所以，尽管武王克商，建立西周，而周人歌颂文王远多于歌颂武王。此为正确认识儒家礼治、德治的重要视角。 当今之世，一霸独大，天下纷乱，社会从未像今天这样动荡不安。社会向何处去？中国人何以自处？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时下的局面与战国时代颇为相似。如何结束战乱，平定天下？当时有所谓“王道”与“霸道”之争。王道主张是“施仁政”，除轻徭薄赋之外，还包括“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使“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霸道则主张以暴力征伐，“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当今各国的政治家、外交家的态度大致亦是如此。 孟子继承孔门学说，反对武力征服，提倡仁义礼智，主张以德服人，“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孟子坚信道德的力量。梁襄王问孟子，“天下恶乎定”？孟子说，“定于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最终平定天下者，必定是深得民心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持积极的备战立场，不挑起也不怕战争；只要立国以德，赢得万民拥戴，不战则已，战则必胜。对于关系并不和洽的相邻部落，不可动辄诉诸武力，而要以道德感染力吸引远人归附，“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即使是在那样的乱世，儒家都坚守道德理想，绝不走霸权之路。这些思想深入人心。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是以德为灵魂的礼乐文化，终极目标是走向天下大同的理想境界。儒家的礼乐修身之道，要求人人以“仁”为内核，以孝亲为起点，树立起爱心，然后推己及人，推广到天下人的父母，达到《孝经》所说的“博爱之谓仁”。儒家文化是内敛型的，教人反求诸己，自省自强，而不是走外向扩张之路。历史证明，儒家的德治与礼治学说具有和平性，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代代相传，“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尽管历经艰难险阻，甚至受到外敌的欺压与蹂躏，但绝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始终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在未来的岁月里，无论环境有多险恶，中华民族将继续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练好内功，做大做强，必将成为和平发展的成功典范。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深刻内涵与典范意义。（来源：摘自《纪念孔子诞辰257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六届会员大会论文集·儒家礼乐文明与中华的和平发展之道》 作者：彭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