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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钟鉴|儒学在中华文明多元通和模式形成中的地位和作用

http://www.newdu.com 2022-11-11 洙泗儒话 牟钟鉴 参加讨论

    一、中华文明的生态是多元通和模式
    其特点是:第一,多民族多宗教多信仰,文化自始至今都具有多样性、多层性,从未发生一教垄断文化的情况。儒学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占主导,但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则是儒佛道并存,多种宗教与文化共生。敬天法祖是中国人的基础性信仰,但它允许人们兼信别教。第二,多神主义根深蒂固,一神教进入后,受中华传统影响,也承认它教它神的合法性合理性,给以尊重。第三,人文思想与宗教神道同时并存,体制化宗教与民间宗教同时并存,本土信仰与外来信仰同时并存,只要爱国守法、劝善积德,皆有正常生存的空间。第四,多样性文化的关系,和谐是主旋律,没有发生宗教战争与迫害异端,冲突是支流。多样性文化的发展趋势是渐行渐近,彼此沟通,吸收互渗,所以称为多元通和。中国人信仰具有“混血”的特点,在世界上是不多见的。
    中华文明的多元通和模式源于农业文明、家族社会积累的向往稳定和睦、礼尚往来、互助互利的民俗与智慧;来源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不断迁徙、交往中汇聚,形成的内部保持差异的文化与命运的共同体;也来源于孔子儒学仁爱通和与老子道家道法自然学说的长期熏陶。儒学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主干和底色,是各民族结为一体的最有力量的文化纽带,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之魂。从文化民族学和文化生态学的角度考察和评价儒学,并给世界文明转型提供中国经验,是儒学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儒学的忠恕之道给予中华文明以高扬的道德理性与人本精神,以爱人为各种信仰的第一义,从而避免了神权政治,避免了哲学和科学成为神学的奴仆
    在儒学指导下,中华文明形成人文为主、宗教为辅的人本主义引导神本主义的格局,没有出现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主宰文化的局面。中古与近古的中国,学术繁荣,科技先进,礼义昌盛,文化多姿多彩,处在当时世界的先进行列。同时,这种人本主义学说尊重天命和大道(吸收道家),保留对宇宙万物源头和社会价值终极的敬意,摆正人在宇宙中的位置,“赞天地之化育”“辅万物之自然”,是补天的位置,其责任是“为天地立心”“尊道而贵德”。它是积极的,又不是狂妄的。儒学是入世的,关注社会人生,博施济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天下为己任,培养出一批又一批仁人志士,成为国家民族之栋梁。佛教本来是出世的,在儒家影响下发展出中国化的禅宗和人间佛教,强调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通过改良社会,达到普渡众生。道教早期向往个人肉体长生成仙,受儒家及禅宗影响,后期全真道主张三教合一,强调内在性灵的体悟,以识心见性、苦己利人、重生贵养、仁厚爱民为宗,遂有丘祖西行、一言止杀的无量功德。中国伊斯兰教讲“两世吉庆”,中国基督教讲“上帝是爱”,都是吸收了儒家仁和之道的结果。因此,中国的各种宗教包含的人文理性精神较多,不把神道绝对化,不视神灵为绝对权威,而把改良社会、关注民生放在第一位。
    三、儒学的中和之道给予中华文明以温和、中庸、宽厚的品格
    人们用和而不同和兼容并存的态度对待各民族各地区各类型的文化,包括外来文化,既刚健中正又厚德载物,形成中华文化的多样性与开放性,避免了各种极端主义的流行,也使中华文化积蕴深厚。儒家讲中和:中是以人为本,合情合理,不走极端,无冒进和保守之失;和是承认差别,包容多样,尊重他者,善于协调,统筹兼顾。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达道。致中和,则自然万物健康发育,人类社会和谐美满。受儒学影响,佛教讲缘起中和之道,道家道教讲阴阳中和之道,皆守中致和,不陷于怪异偏邪之途。从和而不同、殊途同归,到理一分殊、美美与共,温和主义成为一条贯通古今的认知传统。在儒家中和之道引导下,各种文化包括外来宗教,经过调整、提高,温和主义成为主流,偏激主义、暴力倾向没有大的市场,即使一时流行,也不能积淀成为传统,迟早遭到历史的淘汰。历史上没有发生大的宗教狂热与宗教冲突。中国信仰文化种类之多样,关系之和洽,乃是大国中所仅见,人们的精神信仰有巨大的选择空间。形成如此良性的文化生态,孔子儒学中和之道的引导与海纳之功不可没。
    四、儒学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成为中国人的普遍伦理规范和中华文明的底色,也为各种宗教所认同,成为中国化宗教道德的基础
    由此之故,中国宗教很早就具有道德宗教的色彩,以劝善为首务,以积德为修道之基。外来宗教也必须彰显其社会道德功能,强化儒家伦理,特别是忠于国家、孝于亲族的核心道德。信神是道德的支撑,而不能用信神来破坏道德。中国人心中的神是善神,信神必须行善积德才是真信,以神的名义做损害他人之事是对神的最大亵渎。佛教说: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其五戒:不杀、不偷、不淫、不妄语、不饮酒,与儒家仁、义、礼、信、智,恰相对应。道教讲功德成神,积善成仙,修道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在五常八德中,忠与孝是核心。忠德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责任,形成社会各界包括宗教界的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孝道为百善之首,孝悌为仁爱之本,孝敬父母与慈爱子女乃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根基,是各民族各地区的共同道德认知,由此形成中国人强烈的认祖归宗意识,并将爱心扩充为爱他人、爱万物。外来宗教和各种人文学说及其信奉者,迟早会融入爱国爱族爱德的传统之中,使中华民族的共同体因有强固的道德文化纽带而长期延续发展。
    五、儒学的温和的人文的神道观,使中华文明包纳各种类型的宗教,使历代宗教政策的主流比较宽松,而且宗教被纳入社会道德教化体系,发挥劝善济世的功能
    儒学是伦理型的人文学说,以人为本,以今生今世为重。它不是宗教,但绝不反对宗教。一是“敬鬼神而远之”,既不热心鬼神之事,又对他人和民众的宗教信仰采取和而不同和尊重即“敬”的态度;二是主张“神道设教”,让宗教发挥推动社会道德的作用。在儒学的主导下,历代政权都采取儒、佛、道三教并奖的政策,包容各种外来宗教,并逐步使之中国化,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各民族的特色宗教,包括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北方萨满教、南方巫教,皆在爱国守法的前提下予以承认,采取“因俗而治”“用教安边”的政策,以满足各个民族、各种人群的需求,并有益于社会稳定与民族和谐。中国历史上,除个别时期,没有发生持久的大规模的反宗教运动,宗教成为社会公共管理体系的一个正常子系统。中国是世界大国之中宗教种类最多的国家,也是大国中宗教关系最和谐的国家,被称为“宗教的联合国”,孔子与儒学所造就的宽松和谐的文化环境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其功至伟。
    六、儒学的兼和思维和协调智慧的世界意义
    当代世界是一个全球化时代,经济、科技与信息传布高度发达,说明人类具有发展自己的智慧。同时当代世界又是一个国家、民族、宗教冲突普遍、对抗与流血从未间断、生态危机加剧的时代,说明人类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缺乏协调的智慧,不会处理群体关系、天人关系,给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威胁。孔子和儒学恰恰在协调关系上表现出超前的大智慧,可以有效地推动和谐世界的建设,这正是当今人类急迫的需要。孔子和儒学在对待事物多样性及矛盾时,采用“兼和”的思维方式,张岱年先生说:“兼赅众异而得其平衡,简曰兼和。”儒家看待社会的时候,总有整体性的思考,照顾到天下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各地区的生活、文化和它们之间的关系,追求共生共荣、天下太平的目标,因此提出“协和万邦”“讲信修睦”“天下一家”“中庸之道”“和而不同”“修文德来远人”“四海之内皆兄弟”“政通人和”等理念,不赞成以力服人、弱肉强食、以邻为壑、严刑苛法、对抗争斗;儒家看待宇宙的时候,不把人和自然界对立起来,而是作为大生命整体的有机组成,强调相互依存关系,因此提出“天人一体”“赞天地之化育”“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为天地立心”等理念,不赞成征服自然、暴殄天物,对天地自然始终怀抱着敬意。凡大体上遵循儒家处世之道的就是治世,违背它的就是乱世。
    儒家文化造就了一个多元通和的中华文化生态,证明它是有实践生命活力的。而中国就其民族、宗教、地域、文化的多样性而言,乃是世界的一个缩影。中国能做到的,世界也能做到。孔子不只属于中国,也属于人类,他得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们由衷的敬爱,这不是偶然的,人们认识到他的学说可以为全人类造福。只要人们认真向孔子学习,把他的协调智慧用于处理当代国际事务,学会统筹兼顾,用以取代贵斗哲学,文明冲突就能变为文明合作,生态危机也易于克服,和谐世界就会到来。(原载:《洙泗儒话》 作者:牟钟鉴)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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