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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孟子的“与民偕乐”思想大致有三个层面，首先是与民共享，否定君主的独享特权，使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与民共享；其次是保民所有，保障人民的合法财产；第三是恤民疾苦，关爱弱势群体；孟子的“与民偕乐”思想是中国传统政德思想的宝贵财富，与我们党的治国理念是血脉相通的，也可以从中汲取许多营养和智慧。 关键词：孟子；与民偕乐；国家治理；民本 孟子说：“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孟子·梁惠王上》）认为只有与民偕乐，才是真正的乐。又云：“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君主只有与百姓同乐，才能真正实现王天下。“与民偕乐”是孟子仁政思想的重要内涵，孟子认识到国家的治乱、天下的安危，其根本所系既不在天，也不在君，而在民。徐复观先生即指出：“孟子在政治上谈‘仁义’、谈‘王道’的具体内容，只是要把政治从以统治者为出发点，以统治者为归结点的方向，彻底扭转过来。使其成为一切为人民而政治。”①“与民偕乐”思想深刻体现了传统儒者治国平天下、仁民爱物的弘大理想，千百年来具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治国理政思想的宝贵财富。本文通过深入研究孟子“与民偕乐”思想，认为它包含与民共享、保民所有、恤民疾苦三个方面的内容，它们对于现代中国的国家治理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与民共享：杜绝特权存在 “与民偕乐”的首要含义是“与民共享”。孟子认为，天下并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而是所有人的天下，君主不过是上天选出来为民众服务的，如果君主将天下当成自己的私产独自享用，追求自己的一己之乐，而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就是君主的失职。当孟子问齐宣王，士师没有尽到其职责而不能治士该如何处理时，宣王很爽快地回答说把他撤了，然而孟子接着问：“四境之内不治，当如之何？”宣王猝然不知如何回答，“顾左右而言他”。孟子之意，其它官吏因不称职固然应该撤换，那么君王不称职也应当撤换。不但是失职，而且人民更会因此走向君主的反面。 孟子认为，如果君主单独享乐而置百姓死活于不顾，百姓听到、看到君主行乐，就会“疾首蹙頞”，充满怨愤和不满。反之，如果君主与民偕乐，百姓看到君主行乐，非但不会埋怨和不满，反而会充满关心地说：“我们的君主能奏乐、能打猎，看来他身体很健康啊！”孟子还以帝王的苑囿与臣民的关系来谈与民共享的问题，他与梁惠王的中举出了正反两个方面的例子。正面的例子是文王经营苑囿，虽然耗用民财民力，而人民仍热烈支持，“庶民攻之，不日成之”，大家都乐意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气，没几天就建好了。而夏桀却与此相反，人民非但不予支持，反而“欲与之偕亡”，哪怕跟他同归于尽也愿意，这是多么大的反差！夏桀虽然身为天子，但其实却遭到全天下人的嫉恨，真正成了独自享乐的孤家寡人，这样，即使有“台池鸟兽”，又怎么能快乐起来呢？文王何以能够获得人民的热烈支持，以至于人民乐意主动贡献力量？关键就在于文王的苑囿不是自己独自享用，而是与人民共享的，它是一个对民众完全开放的园子，砍柴的可以进去，打猎的也可以进去，园子里的一切都与民共享。建造这样一个园子对人民来说，不仅是为君主建，更是为自己建，对这样一件人人都能得益的好事，人民怎能不积极拥护呢？所以文王之囿虽然达到方圆七十里那么大，人民仍然不觉得大，因为它不是扰民工程，而是利民工程。而齐宣王的苑囿却相反，虽然只有方圆四十里，人民已经感觉太大了，因为宣王把这个苑囿当成自己的私产，有专人把守，不准民众进出，谁要是杀了里面的一只鹿，与杀人之罪相等。这个苑囿实质上就成了齐国的一个巨大“陷阱”，谁陷进去谁受惩罚，对这个严重扰民的陷阱，很显然，即使再小人民当然也会觉得很大。 君主有各种的耳目声色之欲，正如齐宣王常说的“寡人好货”、“寡人好色”，这些都无可厚非，孟子统统予以承认，但孟子转过来就说要“与民共之”，君子自己好货，与民共之，使民众也能满足好货，使“居者有积仓，行者有裹粮”；君主自己好色，与民共之，使民众也能满足好色，使“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就是与民共享。否则，一方面“庖有肥肉，厩有肥马”，另一方面“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人民的生活还不如君主的马匹，这不是率领禽兽去吃人吗？根本就不再是一个文明的社会，而成为一群野兽了。这看似简单的道理，其实也就是孟子仁政的基本立足点。大道本来至简，儒家最高理想的仁政，也不过是这样。 与民共享的理念对我们有很多启发。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政府的根本职能是服务社会和全体公民，政府没有也不应有自己的特殊权力。但是，就当前来看，在公权力的庇护下享有特权的现象还在许多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中存在。他们往往自成一体，形成一个封闭的特权群体，享受许多人民连想都想不到的特殊权利，如医疗、教育、住房等，还有的地方大肆扩建豪华办公场所、吃喝、旅游等。尤其是圈定土地建设豪华机关大楼，机关人员在豪华的办公室悠闲地办公，在严密把守的高墙大院中，“躲进小楼成一统”，过自己滋润的小日子，而将普通民众拒之门外。这与齐宣王所圈定的严禁人民进出的苑囿，何其相似！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豪华高档的政府大院之外，有因利益受损而上访的民众。这种场景与孟子的描述如出一辙，民众在王宫外听见君王奏乐行乐，便发出“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的不满，不能不能值得我们深思。 要真正改变这种情况，最根本的就要做到“与民共享”，具体来说包括三个层面。首先，破除独乐独享。近年我们国家自上而下开展的反腐败运动，严厉打击了独乐独享和特权意识，取得了显著成效。另外，中国近来提出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已建成的住宅小区和单位大院要逐步打开。国务院又要求推动学校、企事业单位体育设施向社会开放。无论是封闭的住宅区还是单位大院，实质上都是一种利益独享观念的体现，认为围上围墙，就能保证某种特殊权利不受侵犯。而打破围墙不啻是对特权意识的当头一击。其次，政府在重大举措上要转变发展思路，不能只从政绩、形象乃至GDP、经济利益等方面考虑，更应该考虑民众的受益问题，而这才是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衡量标准。不少地方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引进一些不利于环境保护和人民健康的项目，经常会招致民众的反对，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最后，要努力使经济社会的发展成果与人民共享，使人民群众真正从发展中获益，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的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近年来，从国家层面，许多惠民政策也让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经济发展成果的惠民效应，从免除农业税，到义务教育全免费，再到个税起征点的多次调整，这些都说明随着我们经济实力的增强，我们有能力也应该让人民群众享受到更多的实惠。 二、保民所有：保障合法财产 保民所有是孟子与民偕乐思想的第二个重要内涵。“保民所有”即保护民众的私有财产安全，保障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孟子认为有恒产者才有恒心，而这只有君子才能做到，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只有有了稳定的能够满足个人需要的私有财产，才会有安定下来过安定生活之心，才不会做出各种悖乱的举动。如果社会上人人都有恒产，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因此，孟子希望君主保证人民有充足的私有财产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他常常告诫君主说：“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相反，“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人民的生计都不能保证，又怎么有心思去遵守圣王的礼义呢？既然不遵礼义，则各种悖乱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了。孟子还以水火与粮食作对比，说：“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尽心上》）水火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没有水火人民就没法生存。假如傍晚去旁人家求借点水火，没有不借给的，这是因为水火很充足、很普通。而圣人治理天下，就要使菽粟等粮食像水火那样充足，如果达到那个程度，人民还会有为非作歹的吗？可见，孟子对于维持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保有人民的生活财产是非常重视的。 孟子从当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出发，对“保民所有”的理想状况进行了比较形象的描述：“五亩之宅，树以之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上》）五十岁的人能够穿帛做的衣服，七十岁的人能够吃到肉，一家种百亩农田，不要因公差耽误农民的农时，那么八口之家就能够实现温饱了，这样，老人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这就是王道的天下，理想的社会就这么简单！这段话在《孟子》一书中出现了三次，可见应该是孟子经常说的，而在最后一次说得则更为形象：“五亩之宅，树墙下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家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主妇从事蚕桑，男子耕田百亩，每个家里再喂养五只母鸡、两只母猪，这样家里的老人就能够吃到肉了，八口之家足以温饱。孟子的这些描述何其平易简单你？但简单之中包含着治国的大道理。 有学者指出，孟子提出的“恒产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的拥有私有财产制度的理论”②。这虽然有过度解释之嫌，但孟子主张保有民众的私有财产则是毫无疑问的，这一点放到现代的语境之下，就是要保障公民的合法财产和基本权利不受侵犯。这一点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得以稳定和发展的可靠准则。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比较时髦的概念，叫“橄榄型社会”，是指社会阶层结构中极富极贫的很少，以中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阶层却相当庞大，整个社会结构如同一个竖立的橄榄。中产阶级占有一定私有财产，生活比较宽裕，他们由于“有恒产”，自然有恒心，不希望社会发生动荡，希望维持和谐良好、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而这样一个具有强大稳定性的阶层，自然能够保证社会的整体稳定。当前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阶段，其中最关键的是要能够形成一个稳定而庞大的中产阶级。温家宝同志曾经明确指出：“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③如何扩大和稳固中等收入群体？除了调整分配结构外，最重要的是全面加强对公民财产和权利的保护。 2007年，中国颁布《物权法》，第一次以国家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对公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给予平等保护，标志着中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进入到新的阶段。然而，时至今日，仍有不少肆意侵犯公民财产和基本权利的行为，给政府的威信和公信力造成严重伤害。比如某些地方在拆迁方面，在没有征得房主同意的情况下将其房屋拆毁，某些城管、警察在执法方面任意抢夺小商小贩的财物的粗暴行为，这就是赤裸裸的对公民私有财产的粗暴侵犯。民众的合法财产不能得到保障，且面临随时被剥夺的危险，财产就不是“恒产”，这如何能够形成稳固的中产阶级？“无恒产则无恒心”，孟子的谆谆教诲确实揭示了一个真理，如果社会上人人都在为自己的财产安全担心，生怕哪一天会无缘无故被人夺去，则社会的安定和谐是不可能的。 要真正做到保民所有，首先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并加强落实，对侵犯公民财产和权利的行为进行明确规定和依法严厉惩处。其次要提高民众依靠法律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意识，加强普法宣传，做到人人懂法，人人用法。前几年人们常讨论为一元钱打官司是否值得，今天看来，从普法用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角度考量，这无疑是人们法律意识提高的表现，是值得肯定的，它至少比过去委曲求全、得过且过的态度要好得多，在一元钱上得过且过，那么在十元、一百元，甚至几万元上也就未必有勇气为自己争取合法利益。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要畅通民众诉求渠道。现在虽然各级政府都有信访部门，但是未必都能真正解决问题，许多地方仍奉行传统的压制、堵截的消极方式来对待信访人员，将其列为异类、危险分子等等，考虑的不是去解决他们的问题，而是如何围追堵截，如何跟踪其行踪等等。因此，信访部门尤其应该转变工作思路，变“堵”为“疏”，变被动为主动，变对立为和解，使下情得以上达，上下畅通，整个社会的“气”才能真正理顺。 三、恤民疾苦：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佛教常讲慈悲，慈为“与乐”，悲为“拔苦”，与乐，给予人民欢乐；拔苦，帮助人民脱离痛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中拔苦就是恤民疾苦，也是“与民偕乐”的题中之义。孟子对于恤民疾苦是非常关注的，并把它作为施行仁政的首要举措。孟子云：“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梁惠王下》）君主治理天下，首先要关注的就是鳏寡孤独这类弱势群体。《孟子》中有一个故事深刻地揭示了恤民疾苦的重要性。邹国与鲁国打仗，鲁国的军官战死了三十三人，但民众却都不肯卖命，纷纷奔逃，鲁君无奈地说：要杀吧，民众那么多是杀不完的。不杀吧，他们眼看着自己的长官战死也不去救，我该怎么办呢？孟子首先对鲁君平日的作为进行了批评。在年成不好的时候，鲁国的民众老弱者都转死于沟壑，青壮年则逃亡他国，但相反鲁君的国库非常充实，却不救济民众。民众遇到困苦，君主不去帮一把，那么当国家有难、君主有难的时候，人民也不会去帮你。而君主如果行仁政、体恤民情，那么人民都会争着“亲其上，死其长”。对君主来说，不救民疾苦会失去民心，而对于地方官来说，使自己治下的民众流离失所，则根本就是一种失职。孟子在齐国，曾与齐国平陆的大夫孔距心有过一段讨论失职的问题。士兵打仗跟不上队伍是士兵的失职，这是显而易见的。而当孟子对孔距心说，你治理的地方，在年成不好的时候人民流离失所，你作为地方官不也与跟不上队伍的士兵一样，是一种失职吗？古人常把治民称为“牧民”，就是受君主委派，替君主治理一个地方，用形象的说法，把官长比喻为牧羊人，把民众比喻为羊群。孟子借此比喻进而说，接受了别人的羊群，并答应为他放牧，但最后因为找不到料草而要把这些羊饿死了，这难道不是失职吗？这时候，是应该赶紧把羊群还给人家并向人家谢罪，还是眼睁睁看着羊群饿死呢？言外之意，孔距心应该向君主谢罪并辞职。说到这种份上，孔距心也不得不认罪。 孟子时代，诸侯力争，天下大乱，据统计，春秋时期的战争就达 395次，战国时期也有 230 次之多④。但谁能统一天下成为继周之后的新王，则还是未知数。孟子认为，要想成为新王，最重要的就是要恤民疾苦，做到这一点得天下就易如反掌。何以如此？孟子认为，在社会环境恶劣、人民生活困苦的时候行仁政，收效会比平时更为显著，孟子说：“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时为然。”（《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曾讲过举葛伯仇饷的故事。商汤的部落与葛伯相邻，葛伯势力强大，常常对汤提出各种财物方面的无理要求，汤都隐忍同意，这非但没有使葛伯满足，反而使他愈加嚣张，竟率领其民直接到汤部落抢夺，并且杀了一个童子，汤至此忍无可忍，开始讨伐葛伯，“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不为别的，就为这个童子的生命而与葛伯对抗，这是为平民百姓复仇啊。凭这一点，汤就渐渐地获得民心，史书载“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汤能最后取得天下根源还在于恤民疾苦，为民解难。而与此相反，齐国伐燕，却遇到不少麻烦，虽然把燕国占领了，但燕国人并不服齐人，而且其他诸侯国因为这件事还密谋救燕伐齐。这件事该如何处理呢？孟子认为，燕国民众由于受燕王暴虐，而寄希望于齐国能把他们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所以才支持伐燕，但是齐王却杀害其人民，掠夺其财富，这跟暴虐的燕王有何不同？齐国的行为已经失去了燕国的民心，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返还所掠夺的财富，并在充分听取燕民意见的基础上为他们重立国君然后退出燕国。在这里，是否恤民疾苦，就成了解决齐王伐燕善后问题的一个关键之点。 儒家的经典著作《礼运》中描述大同社会的情况时说：“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可见，对于民众的疾苦，特别是处在弱势地位的民众，一直是儒家持续关注的对象。近年来，国家实施的精准扶贫政策，可以说是正是恤民疾苦这一传统儒家精神的真切体现。精准扶贫目标非常明确，就是直接针对贫穷无告的弱势民众。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独”。孟子说“老而无子曰独”，年老没有子女的称为“独”，即孤寡老人，这并不鲜见，在现代我国日益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之下，孤寡老人也已基本实现老有所养。但有一类“独”因产生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则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即失独老人。失独老人不是没有子女，而多是为了响应国家计划生育的号召，只生育一个子女，但因各种原因，子女不幸早早离世，而他们由于年龄较大已无法再生育，从而给自己的心灵留下难以弥补的创伤。这些老人如果有老伴一起生活，尚且可以相互安慰，但如果老伴去世，就变成孤独一人，其境况就更加凄惨。这种凄惨，物质的缺乏倒在其次，更多的是心灵的孤独。他们大多只能凭过去对子女的记忆来支撑晚年的生活。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信每一位有血有肉的人都可以体会到那种孤独的滋味。这一类人因计划生育为国家做出了贡献，现在他们处在生活的困境，国家也更应该关心他们，将他们纳入专项的救助计划，不仅是物质的救助，更多的是精神的安慰。 孟子所主张的“与民偕乐”思想，是其“民本”思想的具体体现。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在君位合法性问题上，认为“暴于天而天受之，暴于民而民受之”，则实际上是将民意当作天意，民意最大，是根本，且要在于社稷和君主之上，这是其民本思想的精髓所在。正因为孟子将民放到如此崇高的地位，所以他才能有底气对君主进行当面批评，对仁政有那么高的期许。“与民偕乐”思想中所蕴含的与民共享、保民所有和恤民疾苦的价值内涵，既是理想的，又是现实的，既是宏大的，又是具体的，既有其时代特征，又具有永恒价值。时至今日，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念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这与孟子的“与民偕乐”思想，无疑是血脉相通的，所以，孟子的“与民偕乐”思想，即使我们今天来深入探究，都还感觉倍感亲切，颇有启发，从中汲取到有益的智慧和营养。（原载：《中国领导科学》2017年第6期 作者：曹景年） [参考文献] [①]徐复观：《孟子政治思想的基本结构及人治与法治问题》，《中国思想史论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11页。 ② 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233页。 ③ 温家宝：《关于发展社会事业和改善民生的几个问题》，《求是》，2010年第7期。 ④ 李金鲜：《论春秋战国时期的战争方式》，《学理论》，2013年第14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