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虬髯电目，探天根兮斡地轴。扶龙兴云，四方以肃。以生民休戚为忧喜，以大道晦明为荣辱。武功既成，而文治不尽其用者，盖天也耶？抑人也耶？”次子刘璟赞其父刘伯温画像，可以说是非常中肯的。刘伯温的确是“以生民休戚为忧喜，以大道晦明为荣辱”。他的人生定位是做一个谋臣，协助王者谋求救时之政，关注民生，为民谋福，建立理想社会。在《二鬼》诗里，他描绘的理想社会是：“启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礼义尊父师”，“履正直，屏邪欹，引顽器，入矩规”，“雍雍熙熙，不冻不饥，避刑远罪趋祥祺”，是一个安康、和乐、有序的社会。“关注民生、为民谋福”是刘伯温建立理想社会和其人生定位的逻辑起点和归宿点。刘伯温的民生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以民生为念。刘伯温把善为官比作善为田之农夫、牛羊之善牧者，提出“遏其人盗通其为天地之盗”这一概念，指出天地之善生，然后天地万物才能有丰富的物质回馈于天地，“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君王与为官者只有关注民生，使百姓休养生息，才能有充实的物资财力回馈给社会，让国家这一庞大的机器充分运行起来。立足于民生，便能实现当政者之德和国家的稳固。“天之德曰生”，刘伯温认为君王代天管理，为官便是受君王所托代分职管理百姓的事，所以当权者最大的德便是在于民生，通过养民育民，达到民足国富。 第二，尊重人性民性以顺应道心。从通天地人之性理角度，刘伯温认为如同顺自然之性理一样，必须尊重人之自然性理。他在寓言故事集《郁离子》里用较多篇幅表达了这一主张。在刘伯温看来，顺物性人性而治，种植则五谷丰登，养畜则六畜兴旺，经世治国则国强，于是天地世界呈现一片安详、和合状态。“善治者不壅其民……若天地不壅，而人物皆春。” 第三，养民保民，使民足国富。“惟民食为命，王政之所先”，民以食为本，养民是为官者应该担当起的首要责任。刘伯温把养民之道比作“牧之道”“种植之道”“养卉之道”，既要能够让老百姓执天地之力获得充实的物资，又要给予百姓以安宁之环境。“天子有民不能遍治，故托之守令，故守令谓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为之丰其水草，适其寝讹，去其瘯蠡，驱其豺狼，然后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故善为官者，犹农夫之善为田也，嘉谷以为亲，稂莠以为仇”，“治圃如治国，养卉如养民”。只有“丰其水草，去其虫豸”“获嘉谷，去稂莠”，切实防备祸患（“保民莫切于备患也”），才能“物生”，民众才能充满蓬勃的生机，于是才有“国不自富，民足则富；君不自强，士多则强”。 第四，要化民为善。刘伯温强调在富民基础上施行教化，化民为善，只有明人伦的百姓，才有其乐融融的社会。在刘伯温看来，教为政之本，无论其文本还是其实践中都非常重视教育。他在元明两朝为官时都极力推崇教育，促成了明初教育的大发展。在元朝担任儒学副提举期间，他为众多的义塾题文撰记，其中鼓励兴办义学是其鲜明的思想之一。 刘伯温强调“以政弼教”，他认为地方首长应该担当促进教育发展的职责。刘伯温在《送常山县达噜噶齐乐九成之官序》中说：“古人以政弼教，教与政不相违，而其效都在化民为善……教者导之，政者齐之；教者陪之，政者翼之。霜飞而钟应，云沛而雨集，将见德礼之化。流动浃洽，而远近皆取法矣。”刘伯温认为，促进学校教育发展是郡县、守令的首要职责，并且指出学校教育不应视同“文具”，而应该重在“教化”。 第五，德以进善，威以挫奸。刘伯温一方面肯定了老百姓的衣食欲望和享受欲望的天然合理性，另一方面主张对人们的欲望不能放纵而必须疏导和有所遏制，并且对顽劣之徒“警之以威”。“民有欲而无厌者也，节以制之，犹惑逾焉。盗而或赏，利莫大焉，利之所在，民必趋焉。趋而禁之，是贰政也；趋而不禁，人尽盗矣，是鼓乱也。”所以他主张用法用刑对老百姓进行管理约束。行法管理的原则是“本之以德政，辅之以威刑”，落脚点仍是在为百姓营造安宁环境，满足百姓的生活需要。刘伯温认为用法用刑是实行管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仍希望通过管理约束起到教化作用。他在“德以进善，威以挫奸，德不可偏，威不可烦”的思想指导下，主张“明刑弼教”“刑期于无刑”，并说：“刑，威令也，其法致于杀而生人之道存焉。”这从另一侧面反映出刘伯温对民生的关怀。（来源：《光明日报》2018年07月14日11版 作者：俞美玉，系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