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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内首部以丛书形式诠释中华传统八德的通俗理论读物——《中华传统八德诠解丛书》，近日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该丛书由著名学者、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曲阜师范大学中华礼乐文明研究所所长宋立林担纲主编，分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8册，共计70余万字，既立足于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又赋予八德新的时代内涵，对于提高广大读者特别是党员干部的道德修养、坚定文化自信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针对性。本公众号将对丛书部分章节予以陆续刊载，以飨读者。 与其他古国的往圣先贤相比，中国古代圣贤更为重视社会管理与民生安康。如何管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进而实现天下有道、人民和睦幸福，总是他们考虑最多的核心问题。 由古文献可见，无论是上古尧舜的垂拱而治，还是三代圣王的文治武功，无不力图在整个天下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平正义。商周鼎革之后，周王朝借鉴殷商的覆亡教训，在对历史的拷问反思中感受到天命之无常、民众力量的可畏，并从更深层次认识到敬德保民的重要性。尤为重要的是，周初统治者继承、损益虞夏商以来的礼乐文化，推陈出新，从而培育出更为发达灿烂的礼乐文明。而整个周代制度的宗旨，按照国学大师王国维的说法，就是要将君臣上下关系纳入道德、道义的范畴，也就是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人、庶民凝聚成一个道德、道义的群体。这实际也是周代礼乐社会的核心理念。对此，孔子曾不无激动地讲：“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真切表达了自己对周代礼乐的感佩、赞同之意。 在孔子看来，治国应以德和礼为主：“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所谓“为政以德”，强调的是为政者要加强对自身德的要求，以身作则，修己安人，为民表率;而所谓“齐之以礼”，则指的是为政者要以礼制、礼义来规范人民，引导人民，最后形成礼治社会。德治、礼治的精神核心，就是保障公平正义在全社会中的最大化实现，而不伤及人间温情。 有这样一个案例：孔子任掌管刑狱案件的鲁国大司寇时，有一对父子相互状告，其实不过是家庭矛盾而已，但正所谓“清官难断家务事”，处理起来颇为棘手。孔子就将那对父子关进同一间监狱，过了三个月，既不审理，也不判决。后来，做父亲的请求不要审判，孔子就将他俩都放了。或许在某些人看来，孔子这是典型的“不作为”。然而，面对这种特殊关系的原告、被告，如果真正对簿公堂，以法处置，那这对父子以后又将如何共处?那岂非人伦道德的悲剧吗?因此，孔子的处理方式，实际是不言之教，引导父子二人亲情、道德的自觉，从而保护了亲情，维系了伦理，其间贯穿着德治、礼治的精髓。这正是孔子的高明之处。 清康熙年间也曾有一个类似的案例。据蓝鼎元《鹿洲公案》记载，在蓝氏担任潮阳县令时，有陈姓兄弟二人，为其父所遗的七亩田产而争执不休，以致对簿公堂。蓝鼎元揆情度理，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处理方式。他命人将此陈氏兄弟用绳索系在一起，行走坐卧皆不得相离，并暗中予以观察。初时，二人或怒目相视，或背向而坐，谁都不肯向对方说一句话;一两天后，兄弟二人逐渐能够相向而坐;又过两三天，二人开始相对叹惜，时不时地还能对谈几句;不久后，兄弟二人就能够坐在一起吃饭了。这时，蓝鼎元方命人将二人提到大堂审问。 蓝鼎元这样对他们讲：“都是你们父母的不是，生下你们兄弟俩，竟因区区田产而涉狱讼。现在，你们各有两个儿子，若他们再因争夺遗产而涉讼，那就无休无止了。为杜绝此患，我打算命你们各将一子送入养济院，将来为群丐之首，你们看可好?”兄弟二人对视一眼，立即叩头如捣蒜，争相承认错误，都表示愿意让出田产，只求不伤兄弟之情。蓝鼎元又命他们回家与妻子相商。第二天，两家人共请族长出面，向官府申请撤诉，都表示不要田产。最后，蓝氏乃断此田地为祭祖之产，由两家轮流收取田租以为祭祖之用。 蓝鼎元处理兄弟讼田的过程，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孔子断父子之讼的影子，同样贯穿着鲜明的儒家礼治精神。毫无疑问，这种处理方式，比一般冷冰冰地依据法律断案，更具人性化，更显智慧。 概言之，传统礼治、德治思想关注的重心，就是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秩序，以将整个国家、社会凝聚成和谐有机的整体。在这一过程中，人人都按社会角色的规定，做好自己的分内之事，也就实现了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摘自：《中华传统八德诠解丛书——义德诠解》，杨朝明、宋立林主编，文章作者：崔海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