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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寻访过几大文明古国，如埃及、希腊、印度等。特别是到了埃及，亲眼观摩屹立数千年的金字塔，令我受到了巨大震撼。然而，念及创造如此辉煌文明的智慧先民，早已隐退于历史的长河，也不能不心生慨叹。归国后，我前往参观三星堆古遗址，五千年前巴蜀文化的丰富与璀璨，印证了中原文明以外，长江流域的古文明同样是一派繁荣气象。中华文化是多元文明中的一员，中华文化自身也有多个源头，这一点已是常识。 相较其他古文明，中国是唯一一个延续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体，这与我们早期的思想有一定的关联。早期中国的思想并不是统一的，不同源头之间有交流、有会通。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所说的文化的南北交汇，台大校长傅斯年早先提出的“夷夏东西说”，都蕴含着这层意思。就中国早期历史而言，自西向东，是一个方向；自东向西，也是一个方向；南北之间亦复如是。不同地区文化之间有交流、有融通。比如陕西，就是著名的交汇之地，也是易学的源头。经济、文化有这样纵横交错的互相激发，才能促成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繁荣，固守一家是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的。又比如老子故里河南鹿邑有座“圣母殿”，圣母殿中供奉了三位母亲，分别是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的母亲。鹿邑“圣母殿”在唐代业已存在，说明古人认为不同的思想之间不是对立的，不是你死我活的，而实际是可以相互融通共生的。我们经常看到类似的情景，庙宇大殿供奉着不同的圣像，都市通衢并存着不同信仰的宗教场所，这说明中国对于多元异质的文化本就有着和谐共处的包容心态。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既要有开放的心灵，也要有“借古开新”的精神。我认为方勇教授提出的“新子学”非常好，有助于我们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更好地理解古代思想文化。“新子学”之“新”十分关键，要承接诸子学，也要有新的讲法。古人讲诸子学，旧的代表如班固著《汉书·艺文志》，沿袭了刘向、刘歆父子的成果，把当时的学术著作分门别类，其中首要的就是六艺和诸子之分，也就是经学、子学之分。这是一种图书分类法，同时也体现了班固对于经学、子学学术价值的判断与立场。事实上，他和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态度是一致的，而与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中的观点则有所不同。降及南宋朱子时代，儒家内部有了新的调整，《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成为经典，构成四书，而与五经并立，后来更成为国家的取士标准。朱子对诸子中的其他人物加以排斥，这种做法较之班固门户就更窄了。清末以来，诸子学复兴，墨子、荀子、韩非子等长期不受重视的诸子也吸引了许多著名学者，老学发展开始倾向于经世致用，公羊学也开始复兴。民国时期，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等学者写作哲学史、学术史、思想史，就是在这些基础上再吸收西方观念来完成的。而到了我们的时代，多元文明的观念成为常识，学术眼光与境界本应更为开放，而不应该再把经学、子学高下作为前提，也不必拘泥于六家或者九流之说。先秦经典是不同源头思想融汇的成果，不应该分高下，也不要存门户之见，唯有一视同仁，观其会通，才能有通达的了解。发掘早期文明之幽光，熔铸现代中国之魂魄，“新子学”的气象理应如此。（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04月08日11版；作者：陈鼓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