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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所处的时代，天下无道，礼坏乐崩。社会乱象丛生，人们行为失范，“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那么，怎样使天下归于正道，使人心归于正途，这正是孔子思考的核心问题。于是，孔子的着眼点落在了“政”上。 打开《论语》和《孔子家语》，就很容易发现其对于“政”的格外重视。《论语》开篇在总体谈论修身做人的问题之后，接着就是《为政》篇，由此开启了全书为政问题方方面面的讨论。《孔子家语》的开篇则是《相鲁》，记述孔子执政于鲁国期间的政绩，首先给人展示了作为“政治家”的形象，显示了孔子卓越的治世才能。所以，《论语》和《孔子家语》的编者一定十分了解孔子思想的深层结构，理解孔子思想中“政”的核心与主导地位。 有一天，鲁哀公请教孔子：“人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孔子闻听此言，面色变得十分严肃。在孔子看来，这个问题太重要了！所谓人道，无非是指社会中要求人们遵循的道德规范。作为一个国家的君主，哀公能够思考并且谈到这个问题，那当然真是百姓的恩惠了。所以孔子才“愀然作色”，说自己怎能不认真地回答呢？ 那么，孔子怎样回答呢？孔子说：“人道，政为大。夫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而正矣。君之所为，百姓之所从。君不为正，百姓何所从乎？”孔子一语破的，直接明了，简直说到根本上了！人道的关键在于政，人道由政而得正。人道最重要的就是“政”，“为政”就是“为正”，人不见“正”，何以端正？政治，首先要讲“正”，君主“正”则百姓跟从而“正”。百姓效法学习君主的作为，君主不能做到“正”，百姓学习什么呢？孔子这里的话，也昭示了为学的目的性。人组成了社会，就是社会性存在，为政则是全部社会系统的提携处、撬动点。当今之世，社会分工更加细密，人们行业不同，各司其职，都是为了天下的安宁与发展。所以，人之学与仕不可分离，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仕不离学，学不离仕。学仕一体，互为本末。超凡脱俗固然是一种人生境界，但人们却难以真的超然物外。孔子说，人非鸟兽，故鸟兽不可与同群。人系人，故与之仁。人当自明我道以救大伦。圣人之仁，甚至不以天下无道而弃之。 孔子关于君主身正为范、为政以德的论述很多很多，这都是由于为政者自身“正”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使然。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子欲善而民善”，所以，为政者明白“风行草偃”的道理，为政者本身做好了，社会风气就必然根本好转。于是，有人向孔子问政时，孔子开出了很多的良方，比如以诗书教义、培养正确的信念、忠信踏实、“举直错诸枉”、临民以庄、使民孝慈、“举善而教不能”等等。这些，都是以为政者正为根本的。例如有人问政，孔子说“先之，劳之”，自己先做到勤政，然后再使老百姓勤劳。自己有勤政之劳，加之“无倦”不懈，民众就虽劳不怨。 明白了人道之“正”在于“政”，接着就是如何由“政”而“正”的问题了。天下有道即人道行，君王以“道”治民，首先要“内修七教”，七教修则天下安。何为“七教”，孔子说：“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此之谓七教。”孔子说：“七教者，治民之本也，政教定，则本正也。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孔子依然强调“人君先立仁于己”。 孔子儒家强调“正名”，同样也是上行下效的问题。为政在于正名，正名的具体内容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人在社会上都具有不同的身份与角色，人们应该遵守各自的行为规范，履行应尽的责任和义务。要知道，孔子儒家讲“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先君后臣、先父后子强调的是“君”“父”的引领意义；其实，长期以来人们诟病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又何尝不首先包含“君”与“父”的担当与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孔子才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为君、为政者首先“其身正”，才能民知所措，天下有道，社会臻至理想境界。（原载：《山东画报》 作者：杨朝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