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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好友聊天，他说自己想不通：为什么学术界很多人喜欢标新立异，动辄“新儒家”“新四书”“新子学”，还有“新二十四孝”“新三字经”“新五经”之类，似乎在竞相追求新异，以“新”为尚。很显然，这些“新”学术情况很不相同，差别很大，绝不可一概而论。不过，这里提出了追求怎样的学术创新、怎样创新的重要问题。学术创新自然必要，但喜欢推倒成说，热衷自标门户，竞相开宗立派，这样的倾向却应该避免，这与学术创新已有不同。于是我借孔子的话回复：“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当然，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只是教育弟子要治正学，距邪说，走正道，“禁入杂学”。这里的“攻”有攻习、学习、研究的意思，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即写作“功”，与“治学”的“治”意思一样。异端，指背离正道的学说、观念。人们解释孔子这句话，或认为指诸子百家之书，或认为指非“六经正典”的“杂书”，或认为指“虽小道，必有可观者”中的“小道”，可能都不准确。孔子所谓“异端”，应该指无益于国计民生的学说，如《孔子家语·执辔》中子夏所言“奇耦”“气分”与“山书”之类，子贡评论其“微则微矣，然则非治世之待也”。孔子更大的可能是指“言伪而辩”（言论错误而雄辩）、“记丑而博”（记述非义的事物却十分广博）之类的邪说。在他看来，攻习偏离正道的学说有害无益。 孔子斯言，朱熹集注曰“: 非圣人之道，而别为一端。”焦循补疏曰:“各为一端，彼此互异。”学术创新不应为“异”而“异”，不应“各为一端”，创新是发展、进步的前提，但创新必须以继承为前提，必须有对传统的理解、尊重与敬畏。几千年来，经过无数仁人志士的实践思考，经过无数有识之士的切磋琢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已经形成为博大精深的体系，指导中华民族更加和睦、更加和谐地共同生活了几千年。不了解这一点，就会在态度上滋生傲慢，在文化上缺乏自信，在学术上舍近求远。 长期以来盛行的疑古思潮，其消极影响仍“余音缭绕”。钱穆先生曾经提醒人们，应该对本国已往历史“附随一种温情与敬意”，不能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不要感到自己站在了“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钱穆先生强调要了解历史，培养民族自豪感，对民族文化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历史上有“游心太玄”的士人，动辄“轻溅唐虞而笑大禹”“非汤武而薄周孔”，对文化没有半点“温情与敬意”，他们的失落自我其实关联着那时的民族文化危机。人们要有对自己历史文化的敬重与热爱，学术研究的客观性要求与敬爱文化并不矛盾。民族发展进步的动力在于文化，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去民族文化中发掘“内力”，钱穆先生认为，“探讨我民族以往二千年文化之积累，使不通乎儒家之说，不究乎六经之旨，是犹登山未跻其巅，涉海未达其岸，终必将晻黯而有所不睹，茫洋而有所未逮矣。”在当年国难深重之际，他敏锐地感觉到古学的价值和保存民族文化的责任，对轻蔑传统的学术倾向持否定态度。 孔子说：“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现在追求学术之“新”，应当注意社会性功能的诉求，应当注意与固有学术认知之间的对话与衔接。那位朋友说得对，如果一个学佛的人说他搞的是新佛家、新经典，他很可能会被认为是“外道”，是“异端”，是“邪说”，不是正宗。学儒学应该有觉知、有觉悟，不应跟风走偏，不应在古人面前变得傲慢，而应保持尊敬与谦卑。以孔子之“博学”、之“宏达”，尚且能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宗圣修学，这是足以令今人深省的文化态度！我们应该像孔子说的“遵道而行”，而不要“索隐行怪”。例如，一个人练功偏了方向，与逆练乱改的九阴真经而疯掉的欧阳锋就犯了同样的毛病？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灵魂、品格，积淀着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儒家文化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基本性格。中国数千年的学术文化，内涵着十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价值，例如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四部以“经部”为首，史部以“正史”居先，也都有“资治”“佐治”“赞治”的考量。宗圣、尊师、重道是文明的底线，我们应该对前人的文化总结与创造有“同情之了解”，去发现和汲取其内在精神，而不是汲汲于标旗立帜，追求新异。儒学本来就关心世道人心，从来就没有脱离过生活；儒家以孝悌之道“施于有政”，从没有弃修齐治平而不谈，人们应从国家和民族的宏观层面，着眼于构建当代价值体系，重塑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软实力，以更宽的视野、更高的境界、更大的气魄进行思考。（作者：杨朝明 原载：《山东画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