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和早期儒家学者对“成人”的认识，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最晚自西周开始，我国就有了比较完备的“成人”礼仪：男子行冠礼，女子行笄礼。一般说来，士人二十而冠，天子、诸侯、大夫的冠礼则相对较早。女子一般十五许嫁，许嫁则笄；如尚未许嫁，则二十而笄。 西周时期的教育体制已经比较系统。当时人们一般在八岁入小学，开始学习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及礼、乐、射、御、书、数之“文”。这些都是基本的知识与技能。到十五岁时，贵族子弟、民之俊秀都要入大学，由老师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一个人经过十几年的学习，才能由少年而成青年，由不谙世事的孩子变成能够承担社会义务的成年人。 男子行“冠礼”，标志着“成人”阶段的开始。“冠礼”的意义在于“弃尔幼志，顺尔成德”，即抛弃孩子气，形成和巩固“成人”的德行。行“冠礼”之后，人们开始享有“成年人”的权利，并对婚姻、家庭和社会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冠礼”是对人们“成年”的认可，是人们正式步入“成年人”行列的标志。 礼有“礼仪”与“礼义”的双重涵义，有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成为“成人”，不仅要能够行“礼仪”，还要自觉以“礼义”约束自身。《礼记·冠义》指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在于懂得礼义，人在成人之后应当穿着得体、行为得当、言辞和顺，不应再像顽皮的孩童一样什么都不管不顾。《礼记·冠义》又说：“成人之者，将责成人礼焉也。责成人礼焉者，将责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我国古代社会的基本伦理关系是父子、兄弟、君臣、夫妇、朋友，一个长大成年的人，应当懂得“人义”，即做人的基本要求。何谓人义？《礼记·礼运》说：“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十者谓之人义。”人年满二十，行过“冠礼”之后，便应认同这些人伦、实践这些“人义”。   我国古代士人行过“冠礼”后要依次拜见国君、大夫，受拜见的人往往会有一番教导，这对于刚刚成年的人非常有益。比如，《国语·晋语六》就记载了这样一番意味深长的话：“戒之，此谓成人。成人在始与善，始与善，善进善，不善蔑由至矣；始与不善，不善进不善，善亦蔑由至矣。如草木之产也，各以其物。人之有冠，犹宫室之有墙屋也，粪除而已，又何加焉？”也就是说，刚刚成年的人要谨慎戒惧，一开始就要学习美善之道，进而吸收、增长更多的才德和学识，摒弃不善的东西；如果开始时接触的是邪恶，则会滑向善的反面。善生善，恶生恶，就像草木繁殖，都是一类一类地滋生。人们行过“冠礼”后，就应树立正确的人生方向，形成是非判断能力。就像宮室有墙有屋，房屋可以遮挡风雨，但还需要随时清扫；人有了正确目标，还需要继续修为，随时纠正偏失。显然，“冠礼”所昭示的正确人生路向十分紧要。人要“成人”向善，就应当自觉遵守社会规范，按照礼的标准行事。因此，《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  推动传统“成人”礼仪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青少年时期是道德人格养成的关键阶段，也是人生观确立的重要时期。在任何时代，青少年的人格养成教育都十分重要。古人将“成人”礼仪看作青少年人格养成教育不可缺少的一环，其中的合理成分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把握传统文化中“成人”观的精髓。例如，孔子之学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仁”学，是为人之学。孔子不但围绕“仁”提出了系统的“成人”观，而且他本人就是一位不断“学之、行之、礼约之”的行动者。他的教诲、他的行为，都值得认真研究学习。90年前，历史学家柳诒徵在《论中国近世之病源》一文中说：“今日社会国家重要问题，不在信孔子不信孔子，而在成人不成人，凡彼败坏社会国家者，皆不成人者之所为也。苟欲一反其所为，而建设新社会新国家焉，则必须先使人人知所以为人，而讲明为人之道，莫孔子之教若矣。”柳诒徵从学术角度出发，认为当时社会出现的病象正是由于传统“成人”礼仪遗失、孔子之教不行。他的这一见解，从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必要性、重要性上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借鉴和创新中加强青少年礼仪教育。我国有着久远而丰厚的礼治传统。礼仪作为礼的形式，体现的是礼的本质意义。世界各地都有形式不一的成人礼。近年来，国内不少地方也将成人礼作为青少年教育的重要内容。传统的“成人”教育注重礼的内涵，注重通过礼仪的形式使青少年理解做人的真谛。借鉴和创新传统“成人”礼仪，开展符合时代要求和当代青少年成长实际的礼仪教育，对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养成及人生观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应采取具体措施，组织力量对关乎青少年成长的礼仪教育进行深入研究。在充分酝酿论证的基础上，制定具体的规范，使成人礼等相关礼仪成为青少年人格养成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作为成人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成人礼不必孤立进行，可与相关礼仪（如入学礼、成童礼等）结合进行，与相关素质教育相结合。同时，在进行青少年“成人”教育时应特别注重师德教育，使教师不但能够“授业”“解惑”，而且善于“传道”，真正做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本文已获得作者授权，原发于《人民日报》）  杨朝明，1962年7月生，山东梁山人。著名学者，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政协常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在社科院师从李学勤先生。 曾任曲阜师范大学《齐鲁学刊》编辑、孔子研究所所长、孔子文化学院院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山东省儒学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2009年荣获“山东省师德标兵”与“山东省优秀教师”称号。 现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山东孔子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和《孔子研究》编委、山东周易学会副会长，山东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等。 1998年以来，多次应邀到澳门、香港、台湾、韩国、日本、越南，欧洲等国家和地区讲学或参加国际性学术研讨交流活动。 出版学术著作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著有《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