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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在20世纪50年代末考入山大，那时受教于哪些名师？他们对您在读书方面的指点，哪些方面最让您受益？ 曾繁仁：我于1959年至1964年在山大中文系读书，当时系里教师阵营强大，著名教授冯陆高萧二殷都给我们上课，而且是基础课。为我们打下坚实的业务基础。老师们当时对于我们影响最大的就是特别重视文献和创新。对于文献的基础性特别重视，所谓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巧妇不做无米之炊。当时这些老师对于古代文献烂熟于心，随口都能背诵。我当时问陆先生，你怎么《文心雕龙》都能背下来呢，我背诵了文心雕龙《原道》篇，但过了几个月就忘掉了，你怎么不忘呢；老师说我们是三四岁就开始背，是童子功，你已经快二十岁了，容易忘记啊。但只要反复使用就忘不掉了。在创新方面老师们要求也很高。高亨先生当时给我们上《诗经》与《左传》课，我们每堂下课都要向老师问课，问课时经常说余冠英怎么说，高亨怎么说。老师即说，你们不要老是说余冠英与高亨怎么说，而是要说自己怎么说；他们说的东西已经是过去了，重要的是你自己要有新看法，新发现，力主我们创新。这样的例子很多，因此，文献与创新在我们脑海中打下深深的印记。 在您任教后，是否也把这些来自老师的指点又传递给学生？ 曾繁仁：我是1973年正式走上课堂的，当时我牢记老师重视文献与创新的教导，特别认真地备课。我们遵循老师们留下的教学惯例，起码按照1比8课时的比例来备课，基本上是超过这个比例。做到对于所有教学材料烂熟于心，有关的材料也要阅读了解。只要在上课，那就全身心都在课堂和学生之上，总的教学效果是良好的。每次上课对于学生都有作业要求，批改作业同样以文献与创新来要求学生。当时，每次上完课都要根据教学内容布置必读书目。 您有哪些枕边书？ 曾繁仁：我个人的枕边书基本上是根据教学与科研需要确定的，晚上睡觉前没有看书的习惯，所以用得比较多的书就是我的所谓“枕边书”。1977年开始，教研室让我给同学上《西方美学》课，这对于我这样非哲学专业的教师还是比较繁难的，就得认真攻读原著。当时主要讲古希腊美学与德国古典美学，因此，在很很长一段时间，这些书就常常伴随着我，不仅平常阅读，外出也放在身边。其后，也做过《美育》方面的科研并给干部班上过美育课，主要参考《共产党宣言》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席勒的《美育书简》与中国古代的《乐记》。2001年开始做《生态美学》研究，也给研究生上过这方面课程。主要参考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卡尔松的《环境美学》与中国的《易传》。以上这些书都是经典，需要反复阅读，才能深入理解。 您长期从事美学与文艺学专业的教学、科研工作，被誉为“中国生态美学的奠基人”。您觉得自己在生态美学方面最大的学术贡献是什么？ 曾繁仁：我个人从20世纪后期开始关注生态问题，当时有两个契机，一个是1986年我曾经乘简易面包车南下参与企业的合作，沿途目睹乡镇企业的污染触目惊心，由此引起我对于生态问题的思考与学习；2001年陕西师大召开全国生态美学会，给我一个发表自己看法的机会，在会上我做了《生态美学：后现代语境下的生态存在论美学》的长篇发言，从此一发不可收，走上生态美学的研究与宣传之路。我的生态美学研究工作的初期主要是提出并阐发“生态存在论”美学，将生态问题与人的美好生存紧密相连，与我们党的“一切为了人民”与中国古代儒家的“仁爱”精神与“元亨利贞四德”相一致。同时，明确反对“人类中心论”，发表“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与生态美学的兴起”一文。我们倡导的“生态存在论美学”与传统的“实践美学”及其“美是人化的自然”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强调人与自然的共生，而实践美学则强调“人的主体性”与“工具主体性”。 从2017年开始我转向生态美学的中国形态研究，提出“生生美学”，力图在欧陆现象学生态美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之环境美学之外提出中国的“生生美学”，与之鼎足而立。我已经结合中国传统艺术书写了十多篇文章，大都已经发表，并将于近期出版《生生美学》一书。在《生态美学导论》已经外译介绍到国外的情况下，希望本书也能尽快介绍到国外。生生美学的研究得力于国家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曾经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学”与“生态”等都是国外输入的词汇与理论，中国本土没有，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中国美学”，更没有“中国生态美学”而只有“美学智慧”与“生态智慧”等等。“文化自信”与“中华文化立场”，给我们以鼓励与指导，使得我们有勇气提出中国形态的“生生美学”。 在此前后，由我主编、主要由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学者参加的《中国美育思想通史》9卷本出版并获得教育部社科一等奖。该书的主要特点是第一次以中国传统美学之“礼乐教化”与“中和之美”为主线，突出了中国美学之“中和”与“中庸”之文化内涵与重“风骨”讲“境界”的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美学与美育精神。本书力求走出完全“以西释中”之路，即走出完全以西方“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与“美育即情感教育”的观念阐释中国美育之路，着力揭示促进中国五千年美育发展的诸多关键性因素，例如儒释道互补、阴阳相生、中外对话以及审美与艺术相统一等等因素，尽力充分体现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您曾主编《中外美育思想家评传》，那么可否简要概括一下，您认为中外美学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曾繁仁：生态美学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中国出现，迄今已经30多年，我从2001年开始研究生态美学也已经二十多年。目前中国生态美学也已经逐步走向世界，最新版的《斯坦福哲学全书》“环境美学”词条已经收录了多位中国美学家的文章。西方学者也对于中国生态美学研究给予充分肯定，认为中国学者的“生态美学”研究是“发展了生态美学的强大版本”，“直接有力地解决了生态美学与环境伦理学的关系”，“说明西方环境美学与中国生态美学模式的差异性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目前中国生态美学研究在中国化与理论完备性等方面仍然需要继续努力。中国在生态美学方面具有极为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的资源，中国在生态理论与生态美学方面也有着特殊的个性特点，如何更好地使当前的生态美学体现中国特色，需要更加深入细致的工作。而生态美学如何在理论建构上更加完备，具有更强的内在自洽性，也需要加强理论的建设。在中国生态美学走向世界方面也需要继续努力，加强话语建设的强度与对外宣传介绍的力度。非常重要的是，在新时代，如何将生态美学建设更好地融入中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之中，也需要加强自觉性和理论建构。在这样一个极好的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美学界应不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以更加丰硕的生态美学成果贡献于社会。 今年初出版的《曾繁仁文集（1—5卷）》全面而深入地介绍了您的学术思想和美学方面的建树。这套文集的出版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繁仁：最近我的五本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工程与名家学术文从”编委会的支持下得以在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对于我个人来说意味着学术界对于我的关爱与一定程度的认可。但自己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自我认识，我只是新时期以来涌现的万千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之一，是时代培养了我，造就了我，是众多学术界同行与编辑以及我所供职的山大与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成就了我。自己无论在学养与成果上都有许多缺陷，仍然需要继续努力，向同行学者虚心学习，以图做得更好一些。（主持：宋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