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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秦尊王天下的精神与传承 作者：徐大明 来源：作者赐稿儒家网发布 内容提要：尊王天下的精神，就是尊重、维护、保护、巩固一代王朝和一朝天子合法性及其权威性的精神；早秦尊王天下精神，从远古伯益开始，到商汤时期的费昌、中衍和他的后代，西周时期的 孟增 、造父 、非子、秦仲、庄公，东周时的襄公、文公，乃至以后的秦穆公和秦献公，秦孝公，都有很好的传承；从秦惠文王到秦昭襄王，再到秦始皇，他们背叛早秦尊王天下的精神，消灭了历时近800年的周王朝，葬送了历时610年的秦国；尊王天下精神还有素其位而优、强国之道和道法自然的精神支持。 关键词：早秦 尊王天下精神 传承 几点说明：1、追溯一种精神的形成，如果可能，应从更早的历史阶段发现可以传承的优秀精神资源。发现早秦精神，应从秦人古老的伯益，以后的中潏、孟增、造父等追溯。他们的个人精神对秦人以后的发展构成历史性精神支持，应该作为早秦精神传承的重要资源。樊志民在研究早秦农业时就追溯到远古的伯益。[1]2、历史精神的形成和传承，必须建立在精神自觉的基础上。一些进入历史记载的伟大行为或行动，在当时可能是本能的、偶然的或无奈的，但它带来的精神意义，却可以转化为后人的精神自觉。3、随着历史的发展，同一渊源的历史精神，在不同区域会有程度不同的差异，但它的精神滥觞是同宗的，传承和发展中又有共性。研究历史精神传承，应该注意发现不同区域精神传承的共性，从中找出古老精神的普遍意义。4、一个族群能够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生存下来，一定有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对这个族群评价和基本关系处理，应该发现和学习这个族群精神可贵之处，而不是带着自以为是的偏见，肤浅歧视和排斥一个族群的文化。譬如对西戎族群的文化评价等。5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需要反思。为很好传承早秦精神，对背叛和破坏早秦历史精神的现象也要进行总结。6、秦人精神的形成和历史作用发挥，主要是那个时代国君或关键人物展现的结果。对于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体制下的中国精神建设，首先和主要的也是要从各级领导和党政机关和其他公共服务单位的领导和重要岗位人员开始，而不是在一般群众中和公共场合宣传。 基于以上考虑，拙文对早秦精神探讨从舜帝赐伯益嬴姓氏开始；主要梳理早秦精神的主要内容；也有对对秦文公以后到特别是战国后期对早秦精神传承的反思。 一、尊王天下精神体现与传承 尊王天下，就是尊重、维护、保护、巩固一代王朝和一朝天子合法性及其权威性的精神，尊重和维护一朝天子天下共主的权威，为天下和平、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积极努力贡献。当天朝或天子统治合法地位受到挑战和面临危机时， 挺身而出，维护天子的统治地位和天下统一。这一天下大功从秦人远祖伯益开始到秦惠文王以前，得到很好传承。秦国的建立与强大，是在保护和维护周天子权威、周王朝统一的特殊贡献下逐步实现的。 首先是远祖伯益。 《秦本纪》记载了大禹和舜帝通过大禹，肯定和重奖伯益辅助大禹治水的功劳：“……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已成，帝锡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费为辅。’帝舜曰：‘咨尔费，赞禹功，其赐尔皁游。尔後嗣将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费拜受，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秦人的嬴姓由舜帝所赐而有。[2] 按照墨子所说，天下九州的实现，也是由于禹举伯益授之政。“禹举（伯）益于阴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3]伯益的功劳是 “九州成”的贡献。 其次，商汤时期的费昌、中衍和他的后代。 商汤时期在纣王以前，秦人祖先贡献特殊：一是费昌去夏归商为成汤御驾车，助成汤在鸣条打败桀；二是大廉玄孙孟戏、中衍都是奇人；帝太戊通过卜问召中衍来驾车并赐女为妻；三是中衍的后代，世世辅佐殷朝有功，赢姓中有不少显名于世，终于成为诸侯；四是中衍“玄孙曰中潏，在西戎，保西垂；五是中潏生“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尽管殷纣残暴，但蜚廉善走，恶来有力的特殊贡献是明显的。至于周武王伐纣杀恶来……那是另一回事。 其三、西周时期的孟增 、造父 、非子、秦仲、庄公。 1、孟增。关于孟增，《秦本纪》只有几个字，“孟增幸於周成王，是为宅皋狼。皋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但意义非凡。西周发展最好的时期就是成康之治，“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4]孟增能得到成王器重，贡献绝非一般。有资料说：孟增自幼聪明过人，对商朝的甲骨文造诣颇深，被周成王召入宫内，当上了讲学的太学士，后被周成王赐封于皋狼。 2、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缪王。“周缪王得骥、温骊、骅緌、騄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造父族由此为赵氏。”战争年代，为周穆王御驾亲征，这可不是一般的贡献。 3、非子。“……有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对当时周王朝是无法替代的贡献。 4、秦仲 、庄公。“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其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复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秦仲能把当时的政权巩固二十三年，一定有独到之处。庄公及昆弟五人，在周宣王兵力支持下破西戎，在当时绝对是历史性贡献。 5、世父。《秦本纪》记载世父只有几句话：“世父曰：‘戎杀我大父仲，我非杀戎王则不敢入邑。’遂将击戎，让其弟襄公。襄公为太子。”是说世父为了报家国之仇，主动提出把君位交给秦襄公。如果世父继承君位，秦国、秦朝的历史可能重写。正是这几句话反映了世父以国家为重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与以后几百年几十次出现的为争夺统治权力，勾心斗角，互相残杀相比，实在难能可贵。 其四、东周时的襄公、文公。 1、襄公 。襄公的最大贡献是以其军事实力将兵救周，兵送周平王，保护了周天子和周王朝，也为秦国建立和以后发展壮大争取了合法性。“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緌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至于“祠上帝于西畤”，虽有僭越之嫌，但当时周王朝影响力明显显衰败，也可以视作秦襄公天下担当的精神。 2、文公。“文公元年，居西垂宫。……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於此，後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於是文公遂收周馀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文公对秦和周的贡献都是历史性的：一是开始带有趋势性的区域战略转移，在汧渭之会处营筑新城邑，为秦国一路向东创造空间条件；二是开始设鄜畤，用三牢祭祀，继续了秦襄公的天下担当精神；三是“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这是秦人走向文明的重要标志；四是以兵伐戎取胜后，将领土扩大到岐，把岐地以东献给周王朝，维护了周天子权威。 早秦以后的秦穆公和秦孝公，也有尊王天下的自觉表现。 1、秦穆公。率兵帮助晋文公送周襄王回国。公元前635年，“周襄王弟带以翟伐王，王出居郑。二十五年，周王使人告难於晋、秦。秦缪公将兵助晋文公入襄王，杀王弟带。”还有一件事，也说明秦穆公对周天子的尊重。公元前645年，秦穆公捉住了不信守诺言，不懂感激，乘秦国发生饥荒侵犯的晋君夷吾，准备“以晋君祠上帝”，但在周天子（也包括秦穆公夫人）说情后，送晋君夷吾回国，夷吾献上晋国的河西之地，让太子圉到秦国为质。秦把宗女嫁给子圉为妻。到公元前623年，秦穆公采用由余建议讨伐戎王兼并12个属国，开拓土地方圆千里，终于称霸西戎。天子还派召公过赐给缪公金鼓表示祝贺。 2、秦孝公。秦孝公（前361年）刚登上君位，就继承祖先缪公，修德行武强秦，广施恩惠，赈济孤寡，招募战士，论功行赏，在全国明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彊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如此强国的决心，既是秦国的希望，也是周天下的希望。因此，第二年就得到周天子赏赐的祭肉。周天子后又赐秦霸主称号。第二年诸侯皆来祝贺，秦派公子少官率兵与请侯会盟于逢泽，并朝见天子。秦国称霸可说是普天同庆、皆大欢喜。 到惠文君二年（前336年），天子还向秦祝贺。四年（前334年），天子还将祭祀文王、武王的祭肉赏赐秦。说明在这以前周朝和秦国是相互尊重的。 从春秋战国更长时间的历史经验看，周王朝和周天子的合法性，还是受到各诸侯国的尊重，还有一定权威性和号召力。尊重这样一个天下共主，并不影响各诸侯国自身发展和邦国之间的合作，而是保证和增加了邦国发展的合法性和安全性，有利于天下的整体稳定发展。 尊王天下的精神，对今天的中华民族复兴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都是很有智慧和担当的精神选择。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尊重已成为最需要和最稀缺的美德；任何理由和形式的暴力、混乱和折腾，最终的代价受都是人民承担。为避免社会暴力、混乱和折腾对人民的伤害，重要的一点就是“尊王天下”，维护天下统一。今天的“尊王天下”就是接受和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全国人民和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绝不意味着不能对共产党及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批评，配合共产党以纠错为主的自我革命，全社会特别是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的监督批评，是永远的。但这些善意的、建设性的批评，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共产党领导，而不是恶意的别有用心。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员特别是主要领导，应该自觉接受监督和批评。 二、素其位而优的精神 尊王天下的精神实践，建立在忠诚和实力的基础上。所谓素其位而优，就是充分利用既有条件，把自己国家的事情做到最优、最强的状态，完成国家的新发展，以此确立在天朝非我莫属的地位，为天下做出特殊贡献。素其位而优，是对四书经典之一《中庸》一段话的引伸。《中庸》原文是“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素其位而优，则比素其位而行有更大的抱负和志向，有种持之以恒的战略目标。 素其位而优的精神，在早秦秦人那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是秦人确立地位，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精神优势。可以从《秦本纪》记载早秦的几个伟大人物身上看出，本文前部分介绍尊为天下精神人物都有体现。仅举几例。 1、舜帝时代的伯益。大禹认为，他治水成功，多亏大费帮助；大费拜受后又辅佐舜帝驯养鸟兽，鸟兽多被驯服；伯益对发现当时农业生产规律和改变农业生产条件的贡献，恐怕连教民稼穑的后稷也无法替代[5]。 2、商汤时期费昌。费昌去夏归商为成汤御驾车，助成汤在鸣条打败桀。 3、幸於成王的孟增。孟增能为成王所幸，个人能力和贡献绝非一般。 4、善御的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穆王。为周穆王御驾亲征，这可不是一般的贡献。 5、好马及畜的非子。冷兵器时代，马是战略进攻重要的战斗力。对当时战争取胜是无法替代的贡献。 6、将兵救周的襄公“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雒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这是用军事实力保护天下共主的特殊贡献 7、战略转移的文公。文公对秦和周的贡献，是开始了秦人由西向东的趋势性的区域战略转移，伐戎取胜后，还把岐地以献给周王朝。 从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精神传承：从大费开始，到费昌、中衍、造父、非子，主要是饲养和驾驭的优势，包含着一以贯之的精神。对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有的人可能不以为然，但周孝王、史伯、周太史儋看到了。周孝王说：“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後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郑桓公咨询史伯西周衰败后孰兴的话题，史伯说“……嬴，伯翳之后也。……伯翳能议百物以佐舜者也。”“秦仲……，……嬴之隽也，且大，其将兴乎？”。[6]秦献公十一年，周太史儋见献公所说：周秦合、分又合且“合十七岁而霸王出”的一段话，可以看作对早秦精神传承的另一种表达。 作为一种精神，素其位而优对任何一个个体、组织或区域，都有特殊意义。特别就一个地区而言，怎么样在区域大分工的背景下，依据自身的优势，进行准确发展定位，走出具有区域特色的发展之路，用区域特色确立在大区域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对区域人民，对国家社会都有非凡的意义。 三、强国之道见精神 秦人的强国之道精神，由下可见一斑。 （一）君志、就是国君有一个国泰民安、民富国强、天下太平的远大志向，且意志坚强，百折不挠，为实现目标奋斗。 司马迁说“秦始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至献公以后常雄诸侯。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险固便形势利也，盖若天所助焉”。[7]若将这一段话和秦自立国以来即以受天命自居、欲继周以有天下联系起来分析，秦人“卒并天下”，与其说“天所助”，莫如说是秦人坚信天命，发愤图强的结果。“坚信天命归秦，坚信能代周占有同人故地的信念，强化了秦人的坚忍意志和奋斗精神。”[8] 这可从以下人物看出。 1、“灶有四方”雄心的秦襄公。《秦公簋铭文研究》文章认为，秦公簋铭文“ 灶有四方”“可以看出，襄公始国之时就有统一东西南北四方疆上，欲王天下的雄心壮志和政治抱负。”[9] 2、走向天下的文公。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说明文公再写秦国历史的雄心，以后的不断东移，也是秦人实现天下抱负的战略抉择。 3、称霸天下的秦穆公。秦穆公有不可容忍的人殉污点，但它通过重用百里奚、蹇叔、由余等奇才，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为秦国赢得充足发展时间和发展空间，“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孔子根据秦穆公时期秦国的表现，说秦不仅可以称霸，称王都可以。[10] 4、“止从死”的秦献公。止从死三个字，结束了秦人历史上野蛮残忍的行为，保护了很多普通人的生命，也保护当时最珍贵的生产力和战斗力，赢得了国人的尊重。 5、图强变法的秦孝公。孝公元年，秦孝公已与齐威、楚宣、魏惠、燕悼、韩哀、赵成侯并。但面临“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的乱局，坚持“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於是布惠，振孤面临寡，招战士，明功赏。……”完成秦国强大历史性转折的是秦孝公。 至于秦昭王自称西帝，秦嬴政自称“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11]属个人狂妄野心的膨胀，不配称立志。 （二）重农。据西北农业大学专家对早秦农业研究：所谓“育草木”“养育草木”，暗示农业和林业在秦早期经济形式中也曾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孟子·滕文公上》载“益烈山泽而焚之”，并非单纯的狩猎活动，而是有浓厚的早期农业开发内涵，它是早秦农业发展的重要表现形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早期秦人刀耕火种农业经营方式的反映。秦在殷周之际迫迁西垂，完成了由稻作向旱作农业的类型转换；西周末年秦人经营于汧渭之间，开始接触周人的农业文化。这一时期的秦农业基本反映了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过渡的初始特征。[12] （三）开放。秦人长期与西戎、西周余民相处，就是成功的开放；以后由西向东不断迁移并统一天下，是主动开放发展空间的成功。李学勤指出“秦的国都曾多次迁徙，总的趋势是由西移东。春秋早年，秦文公居于汧、渭之会，宁公（金文作宪公）迁于平阳（今陕西岐山西）。秦德公元年（公园前677年），迁都雍（今陕西凤翔南）。战国前期，秦灵公时有徙都泾阳（今陕西泾阳西北）之说。秦宪公二年（公元前383年），迁都栎阳（今陕西富平南）。到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最后迁都咸阳。”[13]这是一个趋向区域文明的路线。 （四）政治联姻。政治联姻，就是诸侯国为了政治目标，将国君或直系亲属的女儿嫁给另一个国家的君王或儿子。政治联姻有利于改善和加强诸侯国的关系，避免和减少诸侯国之间的军事冲突和战争，促进互相发展。联姻政治，多为诸侯国君们所采用，尤其是秦国运用得娴熟，秦国将政治联姻用到了极致，借联姻建立或巩固霸主地位。春秋诸国四百余年间，仅有史可考的政治性质联姻便有二十多桩，几乎贯穿秦国的发展历程，秦襄公的将妹妹穆赢嫁于西戎丰王，对改善与西戎关系，稳固建国不久的地位，意义重大。秦国与与楚国政治联姻7次，与晋国4次。 （五）为民。把国民利益放在根本地位和突出位置。陈泽《秦公簋铭文研究》认为，“迈民是敕”正确译文是：“天下万民的利益要求，就是我的施政纲领。”[14]如果这样翻译是正确的，那就不仅在当时，在历史，就是对今天共产党“不忘初心”的践行，都具有精神指导作用。 秦穆公在“晋旱，来请粟”时，以百姓生计为要，不计前嫌“用百里傒、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和“君子不以畜产害人。吾闻食善马肉不饮酒，伤人”，乃皆赐酒而赦之”的做法值得人们尊敬。 献公元年废止陪葬，也是对生命的尊重和人性的回归。 （六）尚武 。秦立国于戎狄之地，与戎人杂处，族群个性带有明显戎狄文化的特质。秦国就是在与戎人的征战中建立起来的。特别是商鞅变法奖励耕战，把军功作为刑赏工具，培育和助长秦人善首功、英勇强悍的尚武风气。越战越勇，越大越能打，是秦国统一天下的法宝。但秦在战国后期，为独霸天下穷兵黩武，血腥屠杀，则永远不能为历史原谅。 四、道法自然的精神 这是对《老子》“道法自然”的借用，主要指西戎人质朴淳朴，真诚无伪的生存方式。 司马迁在《匈奴列传》称：匈奴“随畜牧而转移。……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根据“逐水草迁徙”的生存特点，匈奴之所以占领他人的地盘，应该主要是放牧的需要，而不是侵略意义的土地占领。 有两次历史事件，很能说明西戎人的淳朴和团结。 一次是周穆王征犬戎时，祭公谋父对周穆王谏言：“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兵。’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15] 这里祭公谋父谈到三点：一是自从大毕、伯士去世以后，犬戎的君长一直按照荒服的职责朝见。尽管距离遥远，但他们诚实守信，遵守承诺，这就是一种可贵的诚实精神。二是周穆王说“我将以不享的罪名去讨伐他们”，并向炫耀武力，是废弃先王的遗训而使王业败坏。周穆王行为是对约定的违犯，本身错了；三是祭公谋父肯定戎人性情敦厚纯朴，遵守先人德行纯一坚固，有能力抵御征伐。但周穆王王不听，遂征之，结果是基本上无功而返，最后导致荒服地区的诸侯再不来朝见。 二是秦穆公与西戎使者由余的一次对话；“戎王使由余於秦。……秦缪公示以宫室、积聚。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缪公怪之，问曰：“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不亦难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 司马迁曾说：“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说明西戎的民风是可以善化的，与西戎在一起可以找到其他和睦相处的方式，未必一定要采取征伐的手段。[16] 周穆王和秦穆公所面对的西戎，是两个不同时空的族群，时间上差几百年，空间上也有很远距离，但由此反映的西戎人精神，则具有普遍性和历史性。这种人与自然之间，上下之间，人我之间，互相尊重，真诚相待，守望相助，一体发展的精神，对当前为了短期目的，急功近利，竭泽而渔；尔虞我诈，以邻为壑……的人们，无疑具有启发意义。对当下社会的个人建设、单位建设和区域建设，都是可贵的精神资源。 五、尊王天下精神的背叛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背叛早秦尊王天下精神，主要从秦昭襄王开始到秦始皇结束，有些行为可以追溯到秦惠文王。 首先要肯定，秦国在商鞅变法和统一六国后，在维护统一，发展农业、扩大开放等方面，绝对是有历史性贡献的。“秦国统治的地域，当时是最先进的农业区。直到秦王朝灭亡之后，人们依然肯定‘秦富十倍天下’的地位。因农耕业成熟而形成的富足，也构成秦统一的物质实力。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中国农业生产技术带到了尚处于渔猎时代的日本。……据日本古籍《秦氏本系账》记载，奈良平安时期，秦移民后裔秦造曾率其部修筑葛野川堤，‘其制拟之郑国渠’。日本蚕桑业发展亦多秦人之力。汉代匈奴人和西域人仍然称中原人为‘秦人’，汉简资料也可见‘秦骑’称谓，说明秦文化对中土以外广大区域的影响形成了深刻的历史记忆。”[17]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西部区域发展研究专家张宝通，在2014年“走完了‘丝绸之路万里行’，发现当年丝绸之路主通道上的国家都把中国叫“秦”。我国的维吾尔族和与中国交界的塔吉克、当年的大月氏阿富汗、大宛国乌兹别克、波斯国伊朗、东罗马土耳其，把中国都叫“秦”。古罗马意大利和同为拉丁语系的法国、比利时、西班牙等国，把中国叫“秦那”，英国当时说不准欧洲普通话，把“秦那”读成“柴那”（China）。”[18] 但对尊王天下精神的背叛和消灭周王朝，则是那个时代秦人最大的历史性犯罪。从前324年秦惠文王称王开始，到前288年秦昭襄王昙花一现称帝，再到256年秦灭周，再到前221年秦武力统一六国，后到前207年秦朝灭亡。这几个秦君野心膨胀共同努力，消灭了历时近800年的周王朝，葬送了历时610年的秦国。当他们野心勃勃消灭周王朝时，距自己被推翻也就为期不远了。秦国之所以灭亡，很重要的原因是他背叛了祖宗尊王天下的精神。相反，如果他们能传承祖宗尊王天下精神，善意辅助、保护周王朝（周王朝当然要与时俱进改革)，也保住了秦国。背叛祖先精神，背离先王之道，前得不到祖先呵护，当时不得人心，后贻害子孙后代，最后自取灭亡。这其中的道理： 一是必须看到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就是进入东周或者说春秋时代，周王朝和周天子权力专治权力已不复存在。“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19] 此时的周王朝或周天子，已经没有条件作恶，以后基本上也没有作恶。在这种条件下，周王朝向善向好的可塑性很强。如果诸侯国出于公天下的考虑，通过善意的协商，而不是采取武力的手段，通过和平商议而不是战争的方式，赋予周王朝必需的权力和周天子应有的权威，周王朝很有可能在诸侯国善意和智慧的辅佐下，完成自身改革，走出一条天下有道的新路，继续发挥周王朝在天下有道和天下和平过程的统一协调作用。这对诸侯国，对周王朝和周天子，特别是对天下苍生 ，都是一件好事。秦国凭武力推翻周王朝，不得人心。 二是秦国除有“农战”经验外，在国家思想文化和道德伦理建设，准备严重不足，有致命性精神缺陷。李学勤指出：“有的著作认为秦的社会制度比六国先进，笔者不能同意这一看法，从秦人相当普遍地保留野蛮的奴隶制关系来看，事实毋宁说是相反”。[20]藏知非教授认为：“无论是从传统思想视野还是现在的思想史研究看，秦国和秦朝，都是‘思想’的荒漠。”。[21] 有一本专著叫《秦礼仪研究》，作者自认为通过“细审史料及考古材料”，从婚礼、宾礼、丧礼、祭礼四个大的方面进行说明，“秦人在占据周人故地之后，不断学习周文化，大大提升了自身的礼乐文明程度，逐渐进入了周礼文明国家之列。在融汇多种文化的基础上，秦人自春秋中期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在商鞅变法之后，秦人在注重实用的同时，并未放弃对礼义昌明社会的追求。”“在秦朝统一之后，秦始皇帝更是站在前所未有的高度上，开展了全国性的礼制建设。”这些似乎都有历史依据。 [22]但笔者认为，秦尽管在礼的形式上有很多努力，但秦人礼仪主要是事功考虑，所谓“礼者，所以便事也”，[23]然后是更多的形式和炫耀，是礼之华而不是礼之实。 三是秦统一六国是靠穷兵黩武，血腥屠杀实现的，生命代价空前。“到战国时期，战祸频仍，‘推民口数，尚当千余万’。而秦兼并诸侯，‘其所杀伤，三分居二’，又经过十几年的暴政，‘百姓死没，相踵于路’”。[24]有人统计，从秦献公时期开始，秦灭六国过程中，秦国侵略杀死人数达186万之多，其中前230——221年六次战役死亡还没有统计，也没有包括秦国的战亡人数。 四是秦国为独霸天下，多次采取欺骗、欺诈、离间、陷害的等不光彩甚至下流手段。这包括秦穆公离间西戎由余，商鞅欺骗魏国公子卬，秦孝公离间魏王与魏无忌，张仪欺骗楚怀王等。另，秦国后期为图强用的几位重要人物，如商鞅、张仪，吕不韦，也都有严重人格缺陷，他们可能逞能一时，使国家取得暂时的成功，但为长期发展埋下隐患，他们自己最后也是身败名裂。 这种情况下统一天下，其他诸侯国肯定内心不服，一旦有机会必然群体反抗。如前247年四月，仍有魏国将军无忌率五国军队打败秦国。不幸的是，同年五月，庄襄王死，残暴的秦始皇帝登位。 对秦国一味靠攻城略地扩大地盘，忽视道德教化和礼义仪建设的短期行为，荀子就多次表示担忧和批评。荀子到秦国，看到有利的地形，质朴的民风，敬业的官吏，无私的士大夫和有效率的朝廷等，都很满意，并由此得出结论：秦国四代强盛不是为侥幸，而是必然结果。但荀子紧跟着指出：虽然如此却仍有担心恐惧，认为与王者的功名相衡量，还相差得很远。其中的原因？大概是秦国的国家治理没有儒家和儒家文化的参与。在崇尚道义和义利兼顾等方面，秦国都有短处。（虽然，则有其諰矣。兼是数具者而尽有之，然而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是何也？则其殆无儒邪！故曰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此亦秦之所短也）。[25]荀子指出秦国虽四代都有胜利，却还是恐惧地常怕天下各国联合合起来，这是人们所说的没落时代的军队，没有抓住根本的纲领（秦四世有胜，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一合而轧己也，此所谓末世之兵，未有本统也），[26]提出“力术止，义术行”[27]的忠告。可惜，野心勃勃又志在必得的秦君没听进去。 作者曾任长安人文研究所所长，西安市长安区委党校调研员 注释： 1.樊志民、李伊波：《秦农业史新编》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第1页，第8——20页。 2. 以下引文如未注明出处，均自《史记·秦本纪》 3.（《墨子·尚贤》） 4.《史记·周本纪》 5.樊志民、李伊波：《秦农业史新编》第8——28页。 6. 《国语·郑语》。 7. 《史记·六国年表序》。 8. 藏知非：《秦思想与政治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第9页。 9. 陈泽：《秦公簋铭文研究》，陇南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10. 《史记·孔子世家》。 11. 《史记·秦始皇本纪》。 13. 樊志民、李伊波：《秦农业史新编》，第8——28页。 14.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67－168页。 15. 陈泽：《秦公簋铭文研究》，陇南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 16. 《史记·周本纪》 17. 《史记 ·匈奴列传》 18. 樊志民、李伊波：《秦农业史新编》第6页。 19. 张宝通：《回顾我的丝绸之路万里行》，“西安张宝通”公众号。 20.《史记·周本纪》 21.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290、291页。 22. 藏知非：《秦思想与政治研究》代序第5页。 23. 马志亮：《秦礼仪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2021年2月，第6页。 24. 《商君书·更法》 25. 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352页。 26.《荀子·强国》 27.《荀子·议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