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裔孙在贵阳 作者：张明 来源：《文史天地》2022年第12期 偶然得知1949年贵大有王姓毕业生是王阳明裔孙，不禁十分好奇，于是搜考清末贵州文化名人资料，果然发现晚清“西南巨儒”郑珍、莫友芝的交友圈中，有来自浙江山阴的王姓父子。他们在晚清贵州政界和学界十分活跃，捐赠阳明遗像，重刻珍稀古籍，在贵州掀起一股王学热潮。他们在贵州活动的时间，由道光年间延续到光绪年间，前后长达40余年。他们就是王阳明的裔孙——王惠、王介臣父子。这是王阳明贬谪贵州300多年之后，王阳明裔孙在贵州有明确记载的活动痕迹。本文将王惠、王介臣父子事迹梳理出来，为学界朋友提供一些线索；至于王惠、王介臣父子是否与后来贵大王姓毕业生有关，尚待进一步深入考证。 一、王惠、王介臣父子迁居湖南善化 王惠（约1774—约1854），字兰陔，号兰上，浙江会稽兰上里（今绍兴）人。王惠是王羲之第四十七代孙，又自称王阳明裔孙，这一重要信息被郑珍记录下来。《王阳明年谱》称王阳明是王羲之第三十九代孙，则王惠与王阳明都是王羲之家族的后代，他们相隔八代人。《王阳明家谱》字辈前十个字是：“守正承先业，贻谋裕后昆”，如此算来，王阳明是“守”字辈，王惠则应当是“后”字辈，属于王阳明第九代裔孙。关于王惠的生平，郑珍于《巢经巢文集·王兰上小传》中有载： 兰上先生惠，姓王氏，会稽人，居近古兰上里，故以为号。君于晋右军将军逸少为四十七世孙。自少已习闻父兄读书作诗文之法。 作为名门之后，从小接受良好教育是必需的。王惠在贵州编有《王兰上诗文稿》一书，同乡绍兴新昌人俞汝本（道光间任贵州黔西知州）作《序》，记载王惠幼时学诗于余浣公（余缙）家，少时又学于其姊夫何琴山处。另据郑珍《王兰上小传》记载，王惠还曾就读于著名学者阮元主办的杭州西湖“诂经精舍”（1803），另一学者孙星衍也主讲其中。王惠《王兰上诗文稿》遗著现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其中有一篇题名《第一楼》的长诗，其云“当诸生之肄业于斯楼也，侍豹座，升鳣堂，如入四库，如游上庠”，描写了他就读于“诂经精舍”时亲见人才济济的盛况。由上可见，王惠的学问基础应该是比较扎实的。 不巧的是，王惠虽得名师指点，但性格孤傲，不肯以时文媚俗，故屡考不中，困于科场数十年未能如愿，其家因此陷入贫困，乃以私塾为业。浙江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世称“绍兴师爷遍天下”，王惠的父亲大概就是一位绍兴师爷，久居湖南长沙府善化县（今长沙市），王惠于是前往善化投奔父亲，成为善化县的一名诸生。 善化是湖南长沙府所在地，文化较为发达：早在宋代，大儒朱熹、张栻就会讲于岳麓书院；明代王阳明及其弟子也先后讲学于岳麓书院。就在王惠到达长沙善化投奔父亲的时候，善化出现两个著名学者唐鉴（1778—1861）、贺长龄（1785—1848）。古代学人惺惺相惜，就在善化，王惠作为阮元、孙星衍的弟子，有幸与年龄相仿的唐鉴、贺长龄结识，他们成为兴趣相投的学友。 王惠在善化有二三十年的时间，后来成家立业，生有一个儿子，取名王介臣，字个峰。王介臣在父亲王惠教导下成长，也成为善化县一名诸生。王介臣大致生于嘉庆十年（1805）之后，与贵州郑珍（1806—1864）年龄相当。他们后来在贵州相遇，结下深厚友谊。 二、王氏父子游幕贵州遵义 道光年间，唐鉴前往贵州就任按察使，贺长龄就任贵州巡抚。此时王惠的儿子王介臣也已经长大成人，继承了父亲师爷的职业。可能由于父辈的关系，王介臣跟随唐鉴、贺长龄到达了贵州，并在贵阳、遵义等地衙门办事。为了照顾父亲，王介臣也把父亲接到贵州。王介臣在遵义的时间为多，王氏父子于是在遵义团聚，还将家藏古书也带到了遵义，藏在“香雨堂”之中。王氏藏书吸引了遵义沙滩著名学者郑珍前来拜访。郑珍在《王兰上小传》中记载了他与王氏父子在“香雨堂”相见的情形： 道光丙申（1836），（王惠）年六十□矣。其子介臣上舍持名法家言食贵州。因策杖观黔山而就子于遵义。余数过从于“香雨堂”，聆其言，朴而文，挹其容，静而虚，盖蔼然君子儒也。 以上是郑珍第一次见到王氏父子的具体时间（1836）。王惠来到贵州时，已是古稀老人，他将一生著作汇编成帙，主要有：《经学臆言》《东皋家乘》《王兰上诗文稿》《王兰上诗文合集》。郑珍整理过《王兰上诗文稿》《王兰上诗文合集》，两稿至今收藏于贵州省博物馆。 此时的遵义知府是著名学者平翰，他于道光三十九年（1839）邀请郑珍、莫友芝纂修《遵义府志》，鉴于王氏父子藏书较多，郑珍、莫友芝应当得到他们文献资料上的帮助。就在当年（1839），遵义发生“温水民变”，尽管“民变”很快平定，但知府平翰还是因此事被贬为仁怀厅（今赤水市）同知。道光二十三年（1843）七月，郑珍与王介臣等前往仁怀厅，一是拜访平翰，二是搜集《播雅》资料。他们到达仁怀厅的第五天，郑珍就不幸患病，王介臣等细心照料。郑珍病稍好后，王介臣陪同游览仁怀厅城内名胜古迹。郑珍作《病起同山阴王个峰上舍、绥阳丁右衡孝廉登城南文昌阁》诗纪其事。诗题中“山阴王个峰上舍”即王介臣，“山阴”是籍贯，“个峰”是其字，“上舍”是对读书人的尊称。王惠大约也到过仁怀厅，并作有《题八十八翁陈复庐先生松阴听读图》一诗。 三、《阳明先生燕居小像》 王阳明作为明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安定南方政局，维护一方平安，深受人们崇敬。早在1518年王阳明平定赣南“匪患”时，民间就有人将王阳明画像恭拜，其中有一幅“阳明先生燕居小像”，出自王阳明江西弟子蔡世新之手，并得到王阳明首肯。当时民间流传的阳明画像和摹本不在少数，阳明后学、大学士徐阶《阳明先生画像记》称其亲见“燕居像二，朝衣冠像一”可证。据钱明先生文章介绍，海内外流传至今的王阳明画像还有38种之多。  ▲陈洪绶《阳明先生像》（原件），现藏美国 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 明清之际，受蔡世新“阳明先生燕居小像”影响，诸暨著名画家陈洪绶（老莲）也画有《阳明先生像》一幅，也称“阳明先生燕居小像”（本文后称“小像”）。浙江名士张岱（阳明弟子张元忭之孙）《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所藏王阳明先生像与陈洪绶所画《阳明先生像》相同，张岱与陈洪绶熟悉，曾搜求阳明画像，故将该像收入《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中。该像原件后来又流传江西南昌，被欧阳秋笙收藏，乾隆三十一年（1766），欧阳秋笙请朱文震在“小像”原件上题词云： 阳明先生文治武功，昭垂中外，赣县遗留宦迹，至今实利赖之。邦人君子故亦多摹绘遗像，以肃瞻仰。余至洪都，得见老莲画先生遗像，颜长眼炯，上端有二黑痣，如贯珠下垂，此坐像而右侧势，故掩蔽不及见耳。今年秋七月，欧阳秋笙君出其家藏此帧，嘱题图识数行，并以至诸今之崇拜先生者。 丙戌九月，后学朱文震青蕾莆敬题。钤印：朱文震 老莲洪绶画在西湖舟次。钤印：陈洪绶印、老莲 据钱明先生介绍，陈洪绶所画并有朱文震题词的《阳明先生像》原件，现藏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Museum）。 王氏父子来到贵州，带来了一件传家之宝——陈洪绶所画《阳明先生像》的摹本，这引起了贵州政界、学界的高度重视。王氏父子将“小像”摹本无私捐赠给贵阳扶风山阳明祠，该“小像”一直传承下来，至今珍藏在贵州省博物馆，而拓本则传到国内其他地区。 在此交代一下贵州阳明文化的源流和贵阳扶风山阳明祠的背景。贵州作为王阳明龙场悟道和首传心学之地，阳明文化遗址比较丰富，具体而言，不仅有王阳明亲自创建的“龙冈书院”、始论知行合一的“文明书院”，而且在王阳明去世后，贵州弟子还修建了“阳明书院”“正学书院”和“渔矶书院”等。 降至嘉庆年间，鉴于贵阳城内的“阳明书院”（即贵山书院）日益狭窄，无法拓展，贵州巡抚庆保决定在贵阳东郊扶风山另建一处“阳明祠”，用于专门祭祀王阳明。嘉庆十九年（1814）开始修建，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终于建成。新建的“阳明祠”内有阳明先生《谕俗四条》《训士四条》木刻和“阳明先生侯服大像”。 扶风山“阳明祠”建成之后，贵州政界、乡绅，以及学界，每年春、秋两季都在此进行祭祀王阳明的活动。阳明祠中所藏“阳明先生侯服大像”一帧，幅高七尺许，其传尚难言其详，仅有贵阳名士黄辅辰《阳明先生像赞跋》言及此事，提及敖芗坪从云贵总督柏龄处乞得，密藏于祠中，因管理不善，不久失去。至道光中，为贵阳人王梦湘购得，乃奉归祠中。黄辅辰之子黄彭年后来作有《明王文成公画像记》，述及此事较详。 道光十六年（1836），王惠来到贵州时，善化好友唐鉴、贺长龄正先后担任贵州按察使和巡抚，他们经常在贵阳“贵山书院”和扶风山“阳明祠”讲学。王惠、王介臣父子因辗转贵州各地，于是将家藏“小像”放在唐鉴处；唐鉴离开贵州时，将其转交贺长龄。鉴于阳明祠“阳明先生侯服大像”失而复得，道光二十四年（1844），王惠、王介臣父子决定将其捐赠给阳明祠，王阳明大、小两像遂成“双璧”，一时成为贵阳美谈。 四、小像题跋、像赞诗集 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运动爆发，贵州全省也陷入混乱之中。王惠、王介臣父子回到贵阳，居于城北北衙。咸丰四年（1854），王惠因病去世。王介臣将父亲王惠的遗著请郑珍整理，郑珍作有《致王介臣书》讨论王惠遗稿之事。 咸丰五年（1855）冬，郑珍携全家从战乱中的黔南荔波来到贵阳避乱，暂居于贵阳老友唐树义的“唐氏别业”。在王介臣、莫友芝、黄彭年等诸友陪同下，郑珍游览扶风山阳明祠，瞻仰阳明先生大、小两像。郑珍作有《阳明先生像册跋》，其云： 此王阳明先生燕居小像册，曩为先生裔孙兰陔所藏。兰陔自其父久客湖南，遂为善化诸生；后携此册游黔，以存臬使唐镜海鉴处而食于他所。镜海调官去，留之巡抚贺耦庚长龄。道光甲辰（1844），耦庚遂以藏行省东郭外扶风山先生祠中，令祠祝世守。山阴王上舍个峰介臣，为先生疏属裔，与余言本末如此。余据袁简斋题识所称“无锡县典史王裕猷”者，不知为兰陔何人，以知册由裕猷始传，至兰陔父子，其前不能详也。 郑珍此《跋》具有重要信息：第一，追溯了王惠、王介臣的身世，明确指出他们是王阳明先生的“裔孙”“疏属裔”；第二，交代王惠与其父客居湖南而后随子王介臣入黔的缘由；第三，强调王阳明八世孙王裕猷和袁简斋题识；第四，指出“小像”由王裕猷始传，中经王惠、王介臣父子，最后由唐鉴、贺长龄转藏扶风山阳明祠的经过。  ▲《阳明先生像册跋》 以上有两处值得重视，一是王阳明八世孙王裕猷，二是袁简斋题识。郑珍《跋》文与袁枚《题识》均提及一个人——王裕猷，但俩人记录有差异：郑珍《跋》称“无锡县典史王裕猷”，这是依据王介臣介绍而记载有误；查袁枚在此像之后所题的《题识》云： 讲学裁停口，勤王便挽弓。 山河双手定，孔孟一心通。 像画凌烟外，神传阿堵中。 焚香展卷拜，纸上起英风。 先生□世孙王裕猷作，无锡县典史出此卷属题，敬书一律。 钱塘后学袁枚 由袁枚《题识》所称“先生□世孙王裕猷作，无锡县典史出此卷属题，敬书一律”可知：王阳明□世孙王裕猷撰像赞、无锡县典史属题、袁枚题识。但袁枚没有指出王裕猷的确切世系。可喜的是，通过《王阳明家谱》字辈前十个字顺序“守正承先业，贻谋裕后昆”可知，“王裕猷”是王阳明八世孙“裕”辈；再根据王阳明为王羲之三十九代、王惠为王羲之四十七代推算，可知王惠与王阳明九世孙“后”辈应为同辈。这样算来，王惠的父亲与王阳明八世孙“王裕猷”同辈，而王惠当为王阳明九世裔孙。 在王氏父子所藏“小像”摹本上第一个题词的袁简斋，即著名书法家和学者袁枚（1716—1797），浙江钱塘（今杭州）人。袁枚所作“小像”题识清楚表明：像赞诗是王阳明八世孙王裕猷亲自所撰，而由无锡县典史出面请求袁枚题写的，这就说明“小像”摹本在无锡地区传播，并从王阳明八世嫡孙王裕猷传到九世裔孙王惠手中。王惠、王介臣父子后来请唐鉴、贺长龄、戴熙、何绍基等撰像赞并题跋，入藏于贵阳阳明祠，其来有自也。 -590631.jpg) ▲王阳明八世孙王裕猷撰像赞、无锡县典史属题、袁枚题跋 咸丰五年（1855）郑珍见到“阳明先生大、小两像”时，十分激动，立即作《偕郘亭、子寿游芙蓉山，观王阳明先生大小二画像》诗，其第二首云： 微雨歇还作，沙沙鸣竹林。 登楼一周眺，城共山色深。 干戈百里外，欲拯力不任。 方为麋鹿游，遥遥沮溺心。 咸丰乙卯（1855）仲冬丁卯，过扶风谒阳明王先生祠，拜瞻画像，敬系赞语。遵义后学郑珍。 郑珍尊崇阳明先生，自称“遵义后学”。他回想王阳明当年降服贵州宣慰使安贵荣的故事：通过三封书信，就让蠢蠢欲动的安贵荣安静下来，不敢造次，服服帖帖听从朝廷命令，出兵帮助水东土司平定叛乱，即所谓“三纸书信，胜当十万雄兵”。郑珍面对天下混乱，无力拯救，感慨万千，不禁发出“干戈百里外，欲拯力不任”的感喟。 在《偕郘亭、子寿游芙峰山，观王阳明先生大小二画像四首》第三首诗，郑珍称赞王阳明能做到“一丞落酋胆，三使国日蹙”，而感叹今天下无人，生灵涂炭，眼看百姓“古今不相及，生齿付鱼肉”，心中充满无比的悲悯！从郑珍以上这组诗来看，面对贵州的乱局，郑珍触景生情，希望能有人像王阳明一样文治武功，平定天下，救民于水火。 咸丰六年（1856），郑珍再次来到贵阳避乱，王介臣等贵阳诸友陪同郑珍排解其心中愁闷。三月八日，王介臣等再次陪同郑珍游览扶风山阳明祠，郑珍画《游芙风山图》一幅并系长句于其上。这次会面，是王介臣与郑珍的最后一次见面。郑珍不久辗转回到遵义沙滩老家，不再外出，不幸于1864年去世，享年59岁，王介臣等贵阳诸友闻讯，唏嘘不已。 五、重刻珍稀古籍 作为王阳明的裔孙，王惠、王介臣父子乃是诗书之家，藏书丰富，其中明末贵州大诗人谢三秀的《雪鸿堂诗蒐逸》和浙江大文豪张岱的《琅嬛文集》两书被外人视为秘籍，特别是《琅嬛文集》成稿后，一直以手稿本存世，清初藏于浙江诸暨著名学者余缙的“大观楼”中，后被王惠借出阅读，携往湖南、贵州。道光戊戌（1838），王惠识云：“书藏浣公及余家二百馀年，迄未付梓，亦不轻示人。”郑珍于道光年间在贵阳初见《琅嬛文集》稿本时，喜不自禁，昼夜抄录。王介臣描述郑珍抄录《琅嬛文集》的过程如下：“昔郑广文珍见之曰：‘精浑胜归唐，何论二十四家耶？箧中有此，盗贼水火不能近也。’竭数昼夜力钞录去，此外无人见也。”夏咸淳在《张岱诗文集》（增订本）前言中也介绍道：“其《琅嬛文集》先为王惠借出……道光间携此稿宦游贵州，遇当地著名学者郑珍，出示《琅嬛文集》。珍见而奇之……竭数昼夜力钞录去。”由两条上述史料可见，郑珍对《琅嬛文集》的喜悦之情。《琅嬛文集》一书经郑珍抄录，并经王惠亲自校对，成为善本。 王惠校对《琅嬛文集》之后不久去世。咸丰十一年（1861）太平军攻陷浙江绍兴城，王惠老家的其他藏品尽数被毁，而《琅嬛文集》由于王惠于道光年间带到贵州，于是躲过这场兵灾而保存下来。 王介臣鉴于战乱频仍，文献荒疏，于是决定将家传古籍捐赠给贵州，同时将几种珍稀版本陆续重刻行世，特别是重刻《雪鸿堂诗蒐逸》和《琅嬛文集》的责任，自然落到了王介臣身上。 咸丰元年（1851），王介臣出资并聘请莫友芝将谢三秀《雪鸿堂诗蒐逸》在贵阳重刻。光绪三年（1877），王介臣老友湘潭黎培敬出任贵州巡抚，黎培敬得观《琅嬛文集》一书，力促王介臣重刻该书。同年（1877）《琅嬛文集》重椠于贵州。王介臣捐献《雪鸿堂诗蒐逸》《琅嬛文集》两书并重刻于贵州，学者惊为秘籍再世，至今仍是贵州省图书馆珍藏的重要古籍文献。 在此值得强调的是，王介臣还捐献了明末施邦曜版《阳明先生集要》并重刻于贵州，成为晚清民国时期与《王阳明全书》并驾齐驱的重要阳明学文献。其具体经过如下： 同治十二年（1873），杭州人许星叔奉命到贵阳主持乡试，他将随身携带的家藏崇祯本《阳明先生集要》一书赠予王介臣。该书是黄宗羲的挚友、阳明后学著名学者施邦曜于崇祯八年（1635）刻于福建漳州。该书因归类编著，于学者使用极为方便，成为继隆庆六年（1572）谢廷杰刻本《王阳明全书》之后又一部重要的阳明著述。 光绪四年（1878），王介臣将崇祯本转赠贵州巡抚黎培敬。黎培敬认为贵州是“阳明迁谪悟良知良能之地，是阳明之理学实启于黔，为厥后之经济、文章所始基也”，此书可以“传之于天下”。黎培敬将《集要》寄给即将接任贵州巡抚的林肇元，并附信称：“个老送来《阳明集要》一书，可于黔中刊行，请商之眉、摯两公何如？其书先送尊处一阅。”光绪五年（1879），贵州巡抚林肇元将这一珍本在贵阳重新刻印，林肇元亲自作《序》，此即所谓“黔南本”，板片送入扶风山“阳明祠”珍藏（今藏贵州省博物馆）。 黔南本《阳明先生集要》一经重新刻印，立即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供不应求。光绪三十二年（1906）该书在上海铅印出版，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王学的发展和传播，王介臣功莫大焉。1916年，美国人亨克翻译《阳明先生集要》部分内容，著成《王阳明哲学》一书，这是王阳明及其思想第一次被介绍到欧美英语世界。 王介臣转赠并重刻《阳明先生集要》是他最后一次有记载的活动，其后不再出现于任何史料之中。由此可以推知，从王氏父子道光年间（1836）迁居贵州，到王介臣光绪年间（1878）去世，父子两人在贵州的活动共有42年之久。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光绪七年（1881），四川总督丁宝桢（贵州织金人）、四川道员、官运局总办唐炯（贵阳人）、贵阳名士罗文彬重修扩建扶风山阳明祠，贵阳乡绅杜瑞征捐资将“阳明先生大、小两像”和学者所书“阳明先生像赞诗集”刻石竖碑于祠内，供人观仰拓印，以广流传。时任广西迁江知县的贵阳人颜嗣徽见迁江阳明祠废圮已久，于是捐廉将其修复，并请人将贵阳阳明祠所藏阳明先生遗像拓本寄往迁江；颜嗣徽将阳明先生遗像拓本摹碑竖于迁江阳明祠中，又将拓本原件装裱成轴，悬于迁江印山书院内，供粤西人士瞻拜奉祀。王惠、王介臣父子所藏王阳明先生遗像由贵州流往广西而传于天下。今贵州省博物馆王阳明先生遗像是陈洪绶原件的摹本，而国内其他地区流传的阳明先生遗像，则是阳明祠摹本的拓本。由此看来，王惠、王介臣父子传播王学之功大也哉！ 贵州省博物馆收藏贵阳阳明祠阳明先生大、小两像图册跋语、像赞诗集原件，已于2018年由贵州文史研究馆王尧礼先生编辑影印出版，收入贵州大型丛书《贵州文库》中，收录有张岱、袁枚、唐鉴、贺长龄、戴熙、何绍基、郑珍、莫友芝、黄辅辰等13位名家的36则像赞题词，反映了该像流传的全过程。而珍本《雪鸿堂诗蒐逸》《琅嬛文集》《阳明先生集要》，以及王惠《王兰上诗文稿》《王兰上诗文合集》等著述，追根溯源，也来自于王惠、王介臣父子的捐赠。“阳明先生燕居小像”原件和摹本从蔡世新、陈洪绶、张岱、欧阳秋笙、王裕猷，以及王惠、王介臣父子分途流传至今，并进入海内外博物馆、图书馆珍藏，让人能够瞻仰500年前的王阳明真容，不禁让人赞叹不已！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晚清民国阳明学文献收集整理与研究（1840—1949）”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XZX007）〕 (责任编辑：admi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