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乐教化及其当代社会意义 作者:龚妮丽 来源:作者惠赐《儒家邮报》 时间:孔子2564年暨耶稣2013年5月13日 古老的中国曾被誉为礼仪之邦,这是文明走在前列的象征。文明必有理想,儒学最具生命力的根源就是其思想中的两个理想:一是社会理想,即《礼记·礼运》所言的“大同”、“小康”理想;一是文化理想,即《史记·周本纪》中“兴正礼乐”,“民和睦,颂声兴”的理想。前一种理想具有世界普遍性,后一种理想则最具中华民族特色。实现后一种理想的途径是教化,通过礼乐教化使人与人在情理上相互默契,达到社会和谐,个人行而乐之,乐而行之。以此看来,儒家礼乐教化的文化理想在当代社会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一、儒家礼乐教化的思想与实践 儒家的礼乐思想发轫于周代,周公于成王年间制礼作乐,“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①]周公建立礼乐制度服务于治国兴邦,经先秦以降儒家的继承发展,形成了一套理想化的礼乐文化传统。 制礼作乐是政治大事,《周礼》中,“六官”各掌其职: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礼、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禁、冬官掌邦事。雅乐活动参与各官掌管的礼仪活动,礼仪中的雅乐表演并非纯粹的审美活动,而是一种极严肃的仪式活动,如《周官·小胥》中记载:“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凡县钟磬,半为堵,全为肆。”[②]王者的乐队可按东南西北排列;诸侯的乐队可按三面排列;卿大夫的乐队则排成两面;士只能排一面。舞队排列也有规定,“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所以别尊卑。”[③]礼仪行乐活动的形制虽然有严格的等级规范,但歌舞奏乐活动本身则具有“和上下”的功能。 “礼”通过事神致福,教民明人伦秩序;“乐(yuè)”能宣情,弦歌吟唱可转化为乐(lè),礼乐相济,为秩序化的社会生活增添情感的润滑剂,使人们对“礼”的履践,乐而行之。 雅乐为礼仪活动服务,讲求与礼相适,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礼乐”思想。《礼记·乐记》对“礼”与“乐”各自的作用作了精辟的总结,其引文如下: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 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乐论篇)[④] 礼节民心,乐和民声。(乐本篇)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论篇) 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乐论篇) 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乐化篇) 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乐情篇) “礼”是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是一整套从日常生活到社会活动各种制度礼仪的总称,“礼”强调的是社会中人的行为规范,注重伦理秩序;“乐”是表现人内心情感的艺术,其作用在于以情感沟通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关系,以达到社会和谐。儒家的礼乐思想是建构理想社会秩序的文化理念, 周代的雅乐活动是礼乐思想的具体体现,行乐均尊崇礼乐精神,严守礼乐制度,服从礼乐规范。从吉礼的雅乐活动中,我们可看出“乐”对于“礼” 相互配合的情况。《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记载: 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乃分乐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祇;乃奏姑洗,歌南吕,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则,歌小吕,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无射,歌夹钟,舞《大武》,以享先祖。[⑤] 吉礼之乐不仅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敬畏天地、山川、鬼神,歌舞音律也负载着“以和邦国,以谐万民。以安宾客,以说远人,以作动物”的审美作用,通过音乐沟通人与神、人与天地、人与人的情感。什么样的音调、歌唱、舞蹈与什么样的祭礼相配,都有一定的程式。祭天神与祭地祇不同,祀四望与祭山川不同,享先妣与享先祖不同,音乐的情感与祭礼的内容必须是一致的,这样才能“乐由中出,礼自外作”,服务于“治心”又“治躬”的教化。嘉礼雅乐与严肃庄重的祭神祭祖的吉礼雅乐不同,据《仪礼》记载,用乐主要有乡饮酒礼、乡射礼与燕礼,都是世俗生活之场所用于人与人、国与国交往的礼仪,所谓: 以嘉礼,亲万民。以饮食之礼,亲宗族兄弟;以昏冠之礼,亲成男女;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以脤膰之礼亲兄弟之国;以贺庆之礼亲异姓之国;以九仪之命,正邦国之位。[⑥] 这些都是嘉礼的功用。嘉礼之乐在君臣尊卑的秩序中以“风”、“雅”诗乐求取邦国臣民之“和”。以乡饮酒礼中所歌《小雅·鹿鸣》为例,这是君与臣下及四方宾客燕席间论道修政的乐歌,其词曰: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我有旨酒,嘉宾式燕以敖。 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乐且湛。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⑦] “鼓瑟鼓琴,和乐且湛”,宾主之情,欢悦融洽,君与臣下及四方宾客和谐共处,则又礼数分明,君臣上下,里外有别,彬彬有礼。雅乐正是以“和”为行乐的依据和目标,体现出先秦儒家“礼宜乐和”的文化理想。如果说“礼乐相济”体现出周代雅乐为礼仪服务的审美意识,那么“礼宜乐和”则是礼乐互补的文化诉求。孔子继承并深化了礼乐思想。他以“仁”为核心,强调通过礼乐教化使人与人在情理上相互默契,既有分疏又有融和,使社会达到有秩序的和谐。礼乐的作用虽然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社会人群,但都必须以“仁”为前提,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⑧],所以孔子在“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中奔走呼号恢复礼乐教化。礼乐教化思想遂成为中国儒家的文化向往,恰如新民先生所言:“‘乐’与‘礼’以和谐的方式融入社会生活的整体,代表了中国人最向往的文明形态,也是人类生存及交往活动最基本的两个实践维度。透过‘乐’,我们可以更好地表达人与生活世界不可须臾分离的情感;凭借‘礼’我们才能更合理地建构或维系与人的交往方式有关的存在论秩序。” [⑨] 二、礼乐教化的社会功能 礼乐教化是实现儒家文化理想的重要途径,周公“制礼作乐”同时并进,就是要从里到外对人进行理性与情感的教化,以风化道德、稳定人心,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周代以来的儒家礼乐教化具有道德化、伦理化、政治化的突出特征。《周礼·春官宗伯》记载: (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以乐德教国子:中、和、袛、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誂》、《大厦》、《大濩》、《大武》[⑩]。 乐德之教的内容:“中、和、袛、庸、孝、友。”此为“六德”,郑玄注:“中,犹忠也;和,刚柔适也;袛,敬;庸,有常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实际上这六个方面包括了伦理道德的基本内容,乐德之教即是通过音乐教育方式,灌输受教育者德的内容,通过音乐活动,将“德”的内容化为情感体验,再上升为理性认同。礼乐教化,一方面强调等级秩序,“教民明伦理”,一方面又注重沟通调和,使民乐于接受秩序而各安其位,礼乐同功,正是通过礼宜乐和来实现的。《礼记·乐记》中说: 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和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11] 在人伦有别的社会秩序中,同听同乐沟通了人与人的情感,达到情感的融洽,使社会分而有和,礼之理性秩序,配以乐之情感和悦,礼乐教化贯穿着“中和”精神,“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以六乐防万民之情,而教之和”[12]通过礼乐教化,使人行为端正,性情和美。教化即是以“中和”精神对人从内到外的修正,不管是行为“端正”、抑或性情“和美”均是儒家礼乐教化的目标。 “礼乐”教化的意义还在于移风易俗,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人群之和谐。荀子在《乐论》中说: 君子以钟鼓道志,以琴瑟乐心。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磬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广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于四时。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故曰: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故乐者,所以道乐也。金石丝竹,所以道德也。乐行而民乡方矣。[13] 荀子主张性恶,自然特别重视礼的规范作用,因而乐与礼的配合,关注的还是怎样规范人性。 乐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有紧密的联系,所谓十五国风,都是各地民间的歌诗,它们产生于民间,也影响着各地的民风,《毛诗序》中有“风以动之”的说法,音乐就像春风吹化万物那样影响着人心,因而儒家认为教化百姓用音乐,“其感人深”可以“其移风易俗”。汉儒董仲舒出于政治需要,十分重视通过礼乐改变民风,教化百姓,他在其《举贤良对策》中说: 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乐之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颂之乐不成,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乐者,所以变民风、化民俗也。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故王道虽微缺,而筦弦之声未衰也。[14] 董仲舒之所以重视礼乐的教化功能,是他明白了“其变民也易,其化人也著”,“王道虽微缺,而管弦之声未衰也”的原因。那就是“故声发于和而本于情,接于肌肤,臧于骨髓”,乐不仅通过听觉器官“接于肌肤”,并进入到内心深处“臧于骨髓”,故而更深深体会到“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 儒家的“礼乐”教化又是与政治紧密联系的,《礼记·乐记》中言: 故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故审声以知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 “礼”、“乐”、“政”、“刑”具有不同的性质、特征和功能,正好从不同的方面,相辅相成,相反相成,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礼乐”的作用是以不同的方式“治心”,“礼”侧重于“节民心”——通过以伦理秩序为基础的行为规范达到“治心”;“乐”侧重于“和民声”通过对情感的影响调和、调适人们的心性,修养完善人格。“礼节民心,乐和民性”,将人民自觉调适自己的心性、行为,完善人格作为治国的前提,之后才是“政以行之,刑以防之”,这实际上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政治理路,有其深刻的一面。音乐是人们有感于现实而发出的情感性心声表达,社会的政治状况必然会在音乐中有所反映。音乐与政治之间的这种关系受到儒家特别的重视,认为既可以通过音乐观察政治得失,又可以通过音乐教化百姓,即所谓“本仁以聚之,播乐以安心”[15]。 礼乐教化思想中包含着情理交融的教育理念,即在快乐中接受严肃的理性教育,所谓“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儒家礼乐教化思想中就有“耳目之乐”达到“怡心之乐”的教育理念。宋儒程颐仰慕先王之礼乐教化,曰:“古人自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有文采以养其目,声音以养其耳,威仪以养其四体,歌舞以养其血气,义理以养其心。今则俱亡矣,惟义理以养其心尔,可不勉哉”[16]。礼乐教化不仅使学子得到心智道德的教化,同时也享受到耳目怡心之乐”《礼记·文王世子》曰: 凡三王教子必以礼乐。乐,所以修内也;礼,所以修外也。礼乐交错于中,发行于外,是故其成也怿,恭敬而温文。 “其成也怿”正是寓教于乐的体现,怿,即愉悦,礼乐双修,使受教者在快乐中获得恭敬而温文的气质,这正是内外兼修的作用,在学乐的快乐中修成正道,这不就是孔子所说的“成于乐”吗?而这种快乐也就是音乐教育中的美感意识。 礼乐教化具有礼乐互补的文化智慧,正如上文所提到的,礼乐相济——理与情的互补,礼宜乐和——序与和的互补。从理与情的互补来看,礼乐活动中的行乐必然有对于人们心理情感的作用,乐舞以颇具感性特征的美感陶冶人情人性,在弦歌曼舞中,其乐融融,又恭敬肃穆,自然接受敬畏天道、尊祖崇德的教化。从序与和的互补来看,礼乐活动必然选择富有中庸精神的音乐以修正人心,在声律和谐的钟磬笙管合乐中,其乐奕奕,久而久之,温良文雅,自觉遵从君臣尊卑、明人伦秩序。《礼记·乐记》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因此,行乐活动中所体现出的审美心态一定是与道德教化相一致的,“乐者乐也”的美感意识也就更多地显示出崇德、致和、尚雅的特点。 三、礼乐教化的当代意义 当今的社会,在功利欲求与技术竞争的推动下,物质极大丰富,但同时,在欲望与功利的障蔽下,对于终极性的价值目标——信念、信仰、理想等精神上的追求正在淡化。极端的利己主义,使个人利益与社会价值产生冲突,出现人文精神的危机;残酷的市场竞争,使人与人之间产生激烈的利益冲突,导致道德的危机。人只要生活在社会中,就要与人和物打交道,人的生命热情不可能只来源于物,在冷漠的人群中,精神生命将失去光泽与温暖,在物的压抑下,人也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存在。中国儒学充满生命的智慧,是我们解决人类生存危机的文化资源。礼乐教化理想根源于儒家的伦理哲学理念,虽然是宗法制等级社会的产物,但是它所包含的“兴正礼乐”,“民和睦,颂声兴”的文化理想则是超越时空的。礼乐教化体现了儒家“生民之道,以教为本”的思想,是实现人与人在情理上相互默契,达到社会和谐,个人行而乐之,乐而行之的途径,对当代的文化建设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 1、礼乐教化是构建文明社会的重要途径 今天的文明社会讲究行政法制,但仅仅依靠刑罚来治理社会是不够的,也是被动的。儒家的礼乐教化是对社会人群的人文教化,是对人的心灵与行为的价值建构,这是文明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7]礼乐教化是将礼的内在精神——仁爱、正义、和谐、节制、忠孝、诚信等,诉诸于人的理性精神,并通过人的行为表现出来。儒家讲“不知礼,无以立也”[18],“知礼”是指思想行为的文化养成,“立”,是指以文化养成的行为融入社会、立身社会。礼乐教化通过“乐由中出,礼自外作”,“致乐以治心”,“治礼以治躬”,使人们从内部得到精神文化的提升,从外部习得与内部精神相应的、合乎礼仪的行为,美好的外在行为与内在的生命精神相统一,达到“乐极和,礼极顺,内和而外顺”。礼乐教化与行政法制相配合,文明社会的建构才是完整的,这就是 “礼以导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 2、礼乐教化是培养主体精神生命的重要途径 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具有理性的自觉与超越的生命境界。礼乐教化是情理的教化“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通过礼的教育,“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19]提高自己的伦理品格,在家庭中懂得孝敬父母,爱护子女;在社会中,懂得尊重他人,诚信待人,远离非理性的粗野、庸俗、愚昧、贪婪、迷乱,成为有道德修养的人。乐教与礼教相配合,通过审美活动陶冶性情,进入超越的生命境界,获得与天地同和的精神愉悦,这正是:“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20] 礼乐教化带给人的不只是“禁令”,而是自觉地、愉快地接受从情感到理性的品格修养,自觉地、愉快地获得主体精神生命的提升。 3、礼乐教化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 当今社会讲民主法治,人与人之间在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应该取消等级的尊卑区别。但是人与人之间却存在着长幼、性别、亲疏、才能、特长、职业的区别,每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各自发挥着相应的作用。礼教可以使有区别的人以自己的角色身份各安其位,使社会正常地、协调地运转,这样的社会才是健康的、有序的、长久的、稳定的。恰如荀子所言:“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曰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故公室可得而居也。”[21]礼教使人们恪守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的礼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2]。乐教与礼教配合,让人们分中有和,通过音乐活动使人们在审美快乐情景中沟通情感,达到和谐,这就是“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23]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有分有和,儒家礼乐教化的智慧中包含着人与人和谐相处的辩证道理。 4、礼乐教化是获得“行而乐之,乐而行之”生活模式的重要途径 礼乐教化思想中包含着情理交融的教育理念,所谓“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 中国音乐的“乐”与快乐之“乐”同形异音,其意义的关联有着中国文化的特色,唐君毅先生说:“音乐者,人之所同乐者也。……音乐之乐者,下顺凡情之求乐,上希圣境之曰乐,故同其字而异其音,以见其义之相通,此亦唯中国有之,非他土之文字之异音者必异形之所能有者也。”[24] 礼宜乐和的文化传统内含着充盈的“行而乐之,乐而行之”生活模式。礼乐教化使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与思想交流充满积极的生命热情;礼乐双修,使受教者在快乐中获得恭敬而温文的气质,在快乐中修成正道。礼乐教化——“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25]是中国人快乐人生的基础;礼乐教化,使仁人君子在“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6]的人生中获得生命的意义。 注释 [①]《史记·周本纪第四》岳麓书社2001年版标点本。 [②] 《周礼·周官·小胥》,《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③] 班固《白虎通·礼乐》,《四部丛刊》本。 [④] 《礼乐·乐记》引文均引自《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⑤] 《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 [⑥] 《周礼·春官宗伯·大宗伯》。 [⑦] 《诗经·小雅·鹿鸣》,《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⑧] 《论语·八佾》,《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⑨] 张新民:《生命体验结构与音乐现象学——<乐韵中澄明之境>序》,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8年4期。 [⑩] 《周礼·春官宗伯第三》。 [11] 《礼记·乐记》。 [12] 《周礼·地官》。 [13] 《荀子·乐论篇第二十》。 [14] 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62年6月版,2499页。 [15] 《礼记·礼运》。 [16] 《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页。 [17] 《论语·子路》。 [18] 《论语·尧曰》。 [19] 《礼记·曲礼》。 [20] 《礼记·乐记》。 [21] 《荀子·王制》 [22] 《孟子·滕文公上》,《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 [23] 《礼记·乐记》。 [24] 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版,321页。 [25] 《论语•泰伯》。 [26] 《论语•述而》。 (责任编辑:admin) |